1915年秋天，长沙街头贴出一张不起眼的征友启事。发启事的青年叫毛泽东，他在找人。应声而来的，有一个人让他当场说出"愿结管鲍之谊"。纵观毛泽东一生，主动说出这句话，只有这一次。这个人叫罗章龙。但就是这个人，后来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一张启事，结出一段管鲍之谊

1915年的秋天，毛泽东在长沙各校贴出了一则征友启事。

启事里没有客套话，直接说要找"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署名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笔画加起来恰好二十八画。

这张启事贴出去之后，应声而来的只有寥寥几人。后来有人说是"三个半人"——另两个青年后来成了极端反动分子，"半个"是李立三，他听完毛泽东的介绍，没说什么，转身就走了。

真正让毛泽东眼睛一亮的，是罗章龙。

罗章龙当时在长郡中学读书，看到启事，没有犹豫，按地址寄了回信，署名"纵宇一郎"。两人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见面之后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毛泽东当天就说出了那句话——"愿结管鲍之谊"。

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在中国读书人里人尽皆知。管仲落魄时，鲍叔牙不离不弃；管仲得志后，鲍叔牙甘居其下。这不是普通朋友的情谊，是一种托付，是一种彼此认定。

两人此后书信往来，频繁见面，一起远足，一起谈国家往哪里走、青年往哪里去。那时候两个人都二十岁出头，都是湖南人，都觉得这个国家病得很重，都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

1918年4月，罗章龙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发起组建了新民学会。

这是一个聚拢同志、探索救国之路的团体。学会成立后，第一个重大行动的主角，是罗章龙。学会决定派他去日本学习。出发前，大家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送行。毛泽东亲自赶到码头，把一首诗交到罗章龙手里——

《送纵宇一郎东游》，其中有一句："鲲鹏击浪从兹始。"

这不是普通的临别赠言。这是一个青年，把自己对另一个青年的全部期许，压进了一句诗里。

但命运没有按这个剧本走下去。罗章龙到了上海，时局突变，东渡日本的计划搁浅。他转而考入北京大学，从这里，他走向了另一条路——也是更宏大的路。

一南一北，并肩把党建起来

罗章龙没能去成日本，却因此走进了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几年。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学生运动。罗章龙是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在校学生，也是学生会成员。那一天，游行队伍抵达曹汝霖的赵家楼住宅，学生搭人梯破窗进入宅内，痛打了躲在宅中的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汝霖住宅。

在南边，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驱逐省督张敬尧，组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1921年7月的党的一大。在北边，罗章龙参与组建了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两人一南一北，共同参与了这个党最初的建立。

1920年11月，中共北京支部正式成立。支部共12人，支部书记是李大钊，负责组织的是张国焘，负责宣传的是罗章龙。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全国党员共53人，罗章龙是其中之一。

北京党组织在选举出席一大代表时，曾推举罗章龙和张国焘两人为代表，但当时罗章龙正忙于创办《工人周刊》，脱不开身，改派刘仁静出席了会议。若他出席，那一张历史照片里或许会多一个人。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拧——差一点，就是另一个结局。

1921年之后，罗章龙在北京主导工人运动，1922年先后参与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罢工。1923年2月，他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二·七"大罢工。这场罢工震动全国，也成了他革命生涯里最高光的时刻之一。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三人同时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圈。

那时候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租用闸北一处二层楼房办公。楼里住了三户人家——一户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孩子；一户是蔡和森和向警予，也带着孩子；还有一户，是罗章龙一家。对外，他们统一对外称是"一家人"，关起门来，他们是这个党最核心的那几个人。

大大小小十几口人挤在那栋楼里，担负着中央日常工作。

那是他们离得最近的时候。后来，他们越走越远。

四中全会，一步踏错成千古恨

1930年，罗章龙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全国总工会是当时党领导下最大的群众团体，下设两个产业工会，统辖15个地方工会，光是白区的赤色工会会员就超过3万人。罗章龙坐在这个位置上，手里握着相当大的组织资源。

但就在这一年，一件事悄悄改变了局面。

党中央把王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调回来，安排进全国总工会，任党团秘书。王明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扶持的人，进来之后动作很快，站位很清。罗章龙和他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对付。

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罗章龙公开站到了反对立场上。

他认为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断言"现在中央的领导完全破产，威信完全扫地"。这话说得很重，也说明他对现任中央已经失去了基本认同。

矛盾从三中全会开始积累，到四中全会，彻底爆发。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地点是中央特科所在地武定路修德坊6号。

这次会议，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的。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把王明送进中共中央核心。

为此，米夫在会前精心挑选出席代表，不赞同王明上台的人，根本不通知到会。到了会上，他又违规给予列席代表表决权，违背当时党的组织程序，强行将王明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整套操作，连最起码的程序正义都谈不上。

罗章龙当场就炸了。他和何孟雄、陈郁等人强烈反对，坚决拒绝表决。他们提出了一个打倒一切的9人政治局名单，作为反制——结果当然被否决。

米夫不想拖，当场把话说死："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

这口气，罗章龙咽不下去。

会议还没散，各地已经乱了。天津市委书记、京东特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等人，得到消息后立刻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要求废止四中全会一切决议，重建中央领导机关。

局面开始失控。

1月17日，罗章龙掌控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党团会议，作出了《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通过决议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不承认会议结果。

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

但真正踩过那条线，是1月31日。

1931年1月31日，罗章龙等人正式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

除了"第二中央"，他们还搞了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并且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推进成立"第二党"的分裂活动。

事情到这里，性质彻底变了。从党内意见分歧，变成了组织分裂。

需要说清楚的是：四中全会确实开得有问题，米夫的操控手段确实粗暴，罗章龙对王明的不满也并非全无道理。但他选择的方式，越过了那条组织原则上不能越过的线。

两个中央同时存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极端险恶的白区环境里，地下党员不知道该听谁的，党的隐蔽系统随时可能暴露，更严重的是，分裂行动本身就成了敌人可以利用的缺口。

两个人都要彻底改组中央，但改组之后，各自都要以自己为核心。王明在四中全会赢了，罗章龙在四中全会输了。一个输掉的人，如果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除了另起炉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但另起炉灶，从来不是解决党内分歧的办法。

从四中全会召开，到被开除党籍，前后不过二十天。二十天，断送了一个从建党之初就在核心圈里的人，断送了一段从1915年延续下来的革命生涯。

罗章龙曾经五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曾经领导过京汉铁路大罢工，曾经和毛泽东住在同一栋楼里共担中央工作。但这些都挡不住那二十天里他自己走出去的那几步。

离党之后，信仰未变，组织关系却断了

被开除党籍之后，罗章龙的世界急速收缩。

他隐姓埋名，辗转南北。1934年起，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任经济学系教授，1947年回到长沙，在湖南大学执教，院系调整后1953年调入中南财经学院。

讲台前站着的，是一个曾经参与建立这个党、主导过早期工人运动的人——但学生们不知道，走廊里路过的人也不知道。

毛泽东没有忘记他。

新中国成立后，罗章龙把自己的著作敬送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几次途经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提起罗章龙，其间不无问讯和挂念。

两个人之间，那根线从来没有彻底断掉。

但当毛泽东谈起这位旧友时，说出来的话，是这样的——

"不管那时的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这话说得很直。有责备，但更多的是可惜。"有话可以讲"，不是说当时的中央没有问题，而是说：即便那个中央有问题，也有办法在党内继续斗争，继续发声，但你偏偏选了最错的那条路。

那条路，让他从历史的这一边，走到了历史的另一边。

1978年之后，罗章龙的处境有所改变。

他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并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那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白发苍苍，坐在政协会场里，和那个时代里的其他老人一起，见证着这个国家又一次转折。

有研究者和他交谈，记录他的回忆，整理他的早年著述。罗章龙说起那段历史，说起毛泽东，说起新民学会，说起五四运动的那个早晨，他第一个翻进赵家楼的那个瞬间。那些记忆，在他脑子里还是清晰的。

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这一点，从他年轻时就没变过，到老了，也没变。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9岁。

消息传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前往送别，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委托副部长刘延东代表中央统战部亦前往送别。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临终之前，他留下了一句遗嘱——

"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这句话说出来，分量不轻。他不是叛徒，也不是变节者，他是一个曾经站在离权力最近的地方、却因为跨过了一条不该跨的线、把自己推到了历史另一边的人。信仰没变，但组织关系，断了整整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

从1931年1月被开除，到1995年2月3日去世。六十四年里，这个曾经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并肩建立这个党的人，以教书为生，以著述度日，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着这个他参与缔造的党一路走到了今天。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长沙贴出那张征友启事，等来了罗章龙。两个人在省立图书馆谈了两三个小时，毛泽东说出了"愿结管鲍之谊"。

管鲍之谊，讲的是相互托付，讲的是不离不弃。

罗章龙后来做到了吗？

某种意义上，他的信仰从来没有背叛。但在1931年那二十天里，他背叛了那个他们共同建立的组织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后来说，有话可以讲嘛。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你可以吵，可以反对，可以据理力争——但不能另起炉灶。另起炉灶，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对立面。

罗章龙选择了另起炉灶。

这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败笔，也是他这一生最深的遗憾。而那首"鲲鹏击浪从兹始"，那首毛泽东在码头送别时亲手交给他的诗，如果他知道后来发生了这一切，不知道读起来，是什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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