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吃播网红离世：以暴食为业，自残式劳动｜社会嗑

吃播自带流量，且门槛较低。视觉中国图

父亲一声“开吃”，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女孩便开始对着镜头快速进食，发出很大的咀嚼声。她的面前摆着两大盘撒满红辣椒和白芝麻的猪肥肠、猪脑花，还有一碗放了三个皮蛋的米线。

这样近乎疯狂的进食画面，几乎在莹莹的每条视频里都能见到。

2026年8月，这位24岁的吃播网红“干饭莹”去世了。在生前最后一条视频中，她一边展示自己即将吃的三盘菜和一锅猪蹄，一边平静讲述自己前两天因直播反复进食，导致缺钾住院、转院的经过，“这样反反复复（住院），其实我也知道，跟我干吃播有关系”。

“干饭莹”本名陈紫怡，2002年出生，山东聊城人，曾是一名舞蹈生。她高中时期因身材焦虑患上暴食症，养成暴食后催吐的习惯。19岁进入吃播行业，她最初在百万粉丝博主直播间担任助播，后来独立出镜，以大量进食的视频积累了近124万粉丝。

她的死亡，把“吃播”这个行当再次推向公众视野。人们为什么看吃播？明知会伤害身体，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做吃播？这是湖北经济学院讲师、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周璇长期关注的问题。

周璇从2016年起，以网络民族志的方式持续追踪了三位患有暴食症的女吃播。2022年，她将这些观察写成论文。她将吃播现象看成一种“自残式的劳动”：当身体成为赚钱的工具，暴食被合理化成为主播的一份“事业”，被包装成一种自我选择。

周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论文投稿时，许多评审专家对此不感兴趣：“（他们）都不感冒，不理解我在讲什么。但很多旁听的年轻学生告诉我：‘老师，我懂你在说什么’。”

“自我损害式劳动”

南方周末：你之前关注过“干饭莹”，她的哪些特质引起了你的注意？

周璇：我看她特别早。我最开始关注她的时候，她还在北京，跟父母一起租了一个非常小、看起来很杂乱的房子，完全是单打独斗。那时候她可能还不到十万粉，后面涨粉到上百万。她一开始什么也不注意，背景、摆盘、食物选择全部都没有，因为她也没什么钱——要吃那么多，支出很大，所以她都吃得非常“low”，比如很便宜的辣条。

她说话也挺直的，争议也大，骂她的人很多。弹幕里骂得多，流量就上去了。她也不屏蔽别人，你骂她，她也跟你对骂。弹幕一个是骂她不该这么吃、浪费粮食——所有的吃播都会挨骂。第二就是骂她丑，她后来整容整得非常严重，每次整容她都会记下来。你说这些吃播不在乎形象？其实外界所有的攻击她们都接收了。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注意她直播前后的身体状态？

周璇：她在直播中会说“来，我给你们先看一下我的肚子”——在吃之前先给观众看一下，肚子已经撑得很大，肚皮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然后她说“等下我马上过来”——去催吐了，回来肚子就瘪了。有时候短视频平台管理不严，反而很多人看，观众有时就希望看到猎奇的一面。说句不好听的，就像在看一个怪物在给你展现这一面。反正我看着确实很心疼。

她其实都读到大学了，但退学了。她一开始觉得自己长得特别丑，被人嫌弃，想变成都市靓女，当时她也才120多斤，不算胖，但她急着减肥，减得太极端，慢慢遭到反噬，出现了很严重的暴食问题。她的爸爸妈妈都在直播中出现过，在北京最底层。她跟爸爸妈妈关系不是特别好，在直播间都骂过几回。她觉得自己唯一可以被人欣赏、被承认的途径，就是吃。

南方周末：你在研究中把吃播定义成一种“自我损害式劳动”，能解释一下吗？

周璇：我是从2016年左右开始关注吃播的，最早从美拍追起，后来她们才转向抖音、快手等各种平台。这次去世的莹莹以前表达过，她说（短视频平台）是对底层人最公平的平台，只要你够努力，不管做哪一种播，都一定可以获得一种流量。

很多人可能觉得一些短视频平台档次低，但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天地——你可以观察到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思考，怎么看待吃播这个职业。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坦诚到很“灰色”，甚至道德上有瑕疵、法律上有风险，但至少他们敢非常直白地说这些。

很多吃播很朴素地把这当成自己的事业，他们觉得这是人生之中唯一抓手。大部分吃播都比较底层。（一些女性主播）暴食一开始都是为了美——我关注的另外几个主播，也都是从小就开始追求瘦和美。她们一开始直播的时候都非常真，很忐忑，到后面才发展出一个非常强大的状态——我就这样，我爱吃什么、怎么吃，我自己掌控。莹莹有一次在直播中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想赚钱”。

而且只有暴食才能将吃播做下去，你不暴食是做不下去的。直播时间非常长，有的从早到晚播，而且要非常快速地吃。她们在直播中招助播用的暗语，叫“会活”——你要用非常快速的方式清理食物。莹莹就非常快，一进一出，病理性已经非常严重了。

南方周末：这个行当赚钱吗？

周璇：吃播真要是做起来了就非常赚钱。有的短视频平台上的交易是可以实时看到的，观众都能看到下单数量。我关注的一个吃播，整个村都恨不得说她是首富了，盖了很漂亮的楼。现在并不是吃播的高峰，最鼎盛的时候真的很可怕，大量的人涌进来。吃作为人的动物性本能，它莫名就自带流量，所以吃播的起点门槛比较低。

周璇持续追踪三位患有暴食症的女吃播，将观察写成论文。受访者供图

“不去选择自我恢复”

南方周末：根据你的观察、研究，驱动这些女孩成为吃播的原因是什么？

周璇：有一些女孩本身已经有精神上的疾病，比如抑郁或者暴食症。然后突然有了平台——以前没有自媒体，她们不会被看到，也没有渠道用这种方式赚钱。

这也是我在论文中写到的比较可怕的一点：以前的人生病，很多人是想藏起来，想治疗自己；但今天她会发现，这个病可以被看到、被讨论，可以赚钱，慢慢地就放任它。然后她要把这种行为合理化：我没有问题，我是为了靠这个赚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然后你会发现，她的男朋友、父母、丈夫都愿意站在旁边支持她，去帮她当助播。换成平常人肯定会说“我带你去治病”，但现在，家人也莫名地成了一种助推。我不是苛责任何家庭或个人，而是看到整个系统如何把他们都裹挟进去：把一个本来应该去缓和、去治疗的状态，变成了不断强化的自我伤害。

直播里她们甚至把招助播变成了一场PK秀：今天我有两三个助播上来，大家看谁吃得多、吃得快。平台也知道这个东西能带来巨大收益，能分成。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车轮、一个机制、一个机器，让所有带有自我伤害倾向的人，最终都不去选择自我恢复。

南方周末：身体状况不好却继续做吃播，是一种自暴自弃吗？

周璇：我觉得不是自暴自弃。饮食紊乱这种疾病本身就很难治，在难的基础上，正好又有这个平台——她们反而是看到了一种可能。反正都是病着的，反正每天都要吃的，每天吃还得花钱，以前还不知道从哪里筹钱去吃，然后吃的过程中他又发现能赚钱，在这个赚钱过程中又能获得所谓的身份、人群的关注。

本来一个完全无名、在路上都不会有人看第二眼的小女孩，现在有这么多粉丝，不管是爱我还是黑我，有这么多人关注我。对普通人来说，一群人关注你，每天期待着你，能不上瘾吗？能不刺激你吗？

她们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怀疑自己、讨厌自己、憎恨自己。只是突然间出现一个快速变现的渠道，刺激来得太猛，让她们想去持续，甚至恶化自己这种异常的状态。

南方周末：她们的家人为什么会帮着一起做吃播？

周璇：很多父母知道她们有暴食症，有的劝她们治，发现治不好，然后突然发现还能赚这么多钱。如果让我去面对这个境况：一夜之间，我的伴侣可以赚这么多钱，但这个行为又对他有伤害，我是会去阻止他，还是会去帮助他，我没有自信把我想象得特别好。如果一个人此前没有体验过金钱快速涌入的感受，现在面对这种诱惑，挡不住太正常了。

南方周末：你的论文里提到，吃播行为是一种“微抵抗”。这是什么意思？

周璇：我的研究对象、做吃播的馨子，以前卖衣服，别人都嫌弃她又丑又矮又胖。她也很想做漂亮年轻的都市女孩。她整容之后瘦了，在她们镇上、村里是最时尚的女性了。她在吃播这条路走下来，最终也达成了她以前最羡慕的状态。

但她用了最伤害自己的手段，把自己最“本土”的、乡土文化的东西拿来使用：以前人们觉得这些底层人的生活符号看起来太粗糙、不讲究、不够精致高雅，上不了台面，但现在他们主动把这些内容放到网上展示，借助短视频平台，他们可以为自己发声、重新定义自己。这算是一种小小的反抗。

底层弱者总能找到一些很异常的抵抗工具。她们去抵抗什么？比如精英化的审美，她们不懂那些，有信息差，那就用最原始、最底层的东西，去跟主流的、精英的潮流做对抗。

但这么做也有风险。有人会刻意拿“淳朴、原生态”来博眼球，甚至过度消费这种人设。更麻烦的是可能会形成扭曲心态，一边承受别人的嘲讽、攻击，心里难受，一边又希望这些争议能带来流量和热度。难受和走红的快感交织在一起，不断消耗、伤害自己。他们误以为，只要装作足够真诚坦率，这种自我消耗、自我伤害就是合理的，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一些吃播患有暴食症。视觉中国图

不体面的“代偿”

南方周末：观众看吃播是为什么？

周璇：有的是猎奇，没见过人能这样吃，好奇怎么能这样吃。有的是代偿，自己吃不了、不能吃，也想这样放纵，实现不了，但可以从主播那里获得一种替代。

我们不能随便说，看吃播或者做吃播的人是自己选择堕落。我的论文就觉得她们是“没得选”。骂她们的人，最后也有接受她们的——因为她们太真诚了，一点都不遮掩。我们私下也许也这样，虽然在外面是精英，但也许我回到家里也这么吃，也吃得满脸都是油，我也想像吃播这样，拿个猪蹄用手撕。

南方周末：你多次用“真诚”来形容吃播，为什么？

周璇：很多主播太坦诚了——我就是吃得“埋汰”，我邋遢得不行，我把家里最肮脏、最丑陋的东西都跟你说出来。

我论文的第一篇参考文献是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那本书讲，人类用手吃饭、流鼻涕用手背擦，一开始不被定义为羞耻或恶心。今天，我们用卫生、健康、理性来证明我们更文明，但书里说，文明的变化不是因为健康，而是为了制造一种羞辱性的文化分层——贵族可以用手帕，底层人随地吐痰就是低级。

馨子是通过吃羊脑出圈的——一整只羊脑摆在她面前，她用手抠眼珠子，啃羊的牙齿、鼻子、舌头。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太恶心了，太像野人了”。但她说，“我们都是这么吃的，我们从小到大、我爸爸妈妈村里人都是这么吃的，这有什么恶心的？”后来我特意去兰州，夜市上卖的羊头，就跟卖烤串一样，对她来说就是日常的食物。

我总觉得，社会把人要求得太体面了。人身上一些动物性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看得很羞耻。

南方周末：作为研究者，你自己也有过饮食上的困扰。这对你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周璇：我博士期间写论文、刚工作那段时间，压力很大，我也发现自己饮食有问题。我每次吃饭好像都在发泄，吃得胃很疼。但我能意识到问题，我有求助的方式，我的家庭环境、外界支持系统都能帮我回归正常。

但她们没有。所以我的研究不是去指责她们，而是想从“再不去改变，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伤害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有人用吃，有人用过度运动，有人用看起来合理的方式在惩罚自己。身体是对社会境况的一种反应，如果没有稀释和发泄的合理渠道，自我“惩罚”和“施暴”的各种形态也许会悄然流行。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新瑞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责编 谭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