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经济增速成“东盟最慢”？学者警告：AI落后风险正在加大

泰国一位知名学者警告称，随着围绕“TH-AI Passport”计划的激烈争论持续占据公共讨论，泰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可能进一步落后。诺帕多·坎尼卡博士表示，周边竞争对手正在迅速提升人工智能技能和生产率，而泰国仍把注意力集中在预算、采购和项目设计之争上。

这一警告发布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泰国列为东盟经济增速最慢的国家。诺帕多认为，事关重大的不仅是一个人工智能项目，而是泰国能否培训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维护数字主权，并在一个越来越受人工智能塑造的经济体系中保持竞争力。

诺帕多是助理教授。他表示，如果公共讨论继续聚焦冲突而非能力建设，泰国就有可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掉队。6月7日，他发表题为《世界不会等泰国，人工智能不会等人民。如果我们继续争论，泰国人要警惕在人工智能时代落后》的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时，围绕政府“TH-AI Passport”项目的争议正在升级。该项目旨在向数百万公民普及人工智能技能。争议的核心并非目标本身，而是实现路径。支持者认为，这一项目是对国家竞争力的投资；批评者则质疑其采购方式、支出规模和项目设计。

不过，诺帕多认为，更广泛的讨论已经偏离了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泰国的竞争对手正在迅速前进，而泰国仍陷于争论之中。

他用一种近乎警示的方式描述这一问题：设想5年后的地区局势，邻国已有数百万人每天使用人工智能。学生依靠人工智能工具学习，企业用它降低成本，劳动者用它提高效率，农民把它用于生产和营销，网络商家借此扩大销售。与此同时，泰国却仍在艰难推进应用。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届时失去的机会将有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警告出现时，外界对泰国经济表现的担忧也在加剧。诺帕多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研究显示，泰国录得东盟最弱的经济增长率。经济扩张放缓，而技术竞争正在加速。在他看来，这两种趋势无法分开看待。

他认为，人工智能不应只被视为技术议题，也应被视为经济议题、劳动力议题以及竞争力议题。率先让本国民众做好准备的国家，可能获得持久优势；犹豫不决的国家，未来追赶将愈发困难。

尽管围绕“TH-AI Passport”的分歧激烈，诺帕多认为，各方在一点上仍有广泛共识：几乎没有人希望泰国掉队。政府部长不愿看到这种结果，反对派政治人物也不愿看到这种结果，学界、企业和公众同样有此担忧。争议集中在执行、透明度和投入产出比，而不是目标本身。

针对批评，他表示，政府机构必须清楚回应公众疑问。大型科技项目需要监督，公共支出也需要监督，公民当然有权要求问责。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无休止地围绕个别细节争论，可能会遮蔽国家面临的更大挑战。

近几天来，相关争论已蔓延到社交媒体、公共论坛和政治圈。支持者积极为这一倡议辩护，反对者则质疑其基本假设，还有人质疑其成本效益。

诺帕多认为，政府推动大规模变革时出现这类分歧并不罕见。真正令他担忧的是，讨论正在偏离方向。许多注意力不再放在泰国如何建立人工智能能力上，而是越来越集中于技术规格、承包商和采购程序。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在他看来，它们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泰国是否正在为下一阶段的经济竞争培养足够多的人才。

在这一论证中，诺帕多还提到战略机遇问题。地区各国都在大举投资数字技能，新的培训项目不断出现，人工智能应用持续扩张，企业正在调整运营方式，教育机构也在修改课程设置。就在这些变化发生之际，泰国却有可能把宝贵时间消耗在政治对抗上。

他尤其批评那种被社交媒体冲突主导的讨论方式。他说，如果意见领袖把重点放在攻击对手、歪曲事实或制造敌意上，国家不会从中获得多少益处。与此同时，竞争对手仍在继续前进，结果可能是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诺帕多从战略视角看待这一议题。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学习数据科学与方法论，之后又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学习战略、安全、战略环境评估和网络安全。这些经历塑造了他对技术竞争的看法。

在他看来，一个重要教训是，长期优势未必属于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国家，而往往属于那些培养出能够有效使用技术的人才的国家。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项目规模就变得尤为关键。批评者多次质疑该项目设定的500万人参与目标，问为什么要覆盖500万人。

诺帕多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过于狭窄。他说，公共政策归根结底是要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改变结果。泰国15岁及以上人口大约有5500万至6000万。如果只覆盖50000人，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即便覆盖100000人，也不到成年人口的0.2%。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全国层面的影响仍将十分有限。结构性变化需要更大规模，行为变化需要更大规模，经济变化同样需要更大规模。因此，他把500万人视为一个试图跨过门槛的数字，只有达到这一门槛，变化才可能开始在社会中扩散。

为支持这一观点，他引用了“临界规模”概念。社会科学家用这一术语描述某种采用开始加速并能够自我维持的节点。这一概念与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里特·M·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密切相关。

该理论研究技术如何在群体中传播。早期使用者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创新能否重塑社会的，是广泛采用。诺帕多认为，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人工智能。

为说明这一点，他回顾了此前几次技术转型。泰国并不是因为第一批互联网用户而发生改变；智能手机也不是因为几千人购买就改变了社会；手机银行并非靠有限用户成为主流；PromptPay是如此，二维码支付也是如此。真正的变化发生在数百万人参与之后。

他认为，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人工智能。数万名用户或许只能带来零散收益，数百万名用户则可能产生覆盖整个经济的效果：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知识传播更快、企业适应更迅速。

值得注意的是，拟议中的参与人群覆盖多个领域，包括农民、教师、学生、网络商家、小企业经营者，以及劳动者、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这种多样性很重要，因为经济转型很少只发生在单一部门内部。

与此同时，采购问题也成为另一处争议焦点。一些批评者质疑，政府为什么不直接与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供应商谈判。对此，诺帕多从泰国法律框架出发作出回应。

政府机构受2017年《政府采购与物资管理法》约束。该法强调透明、物有所值、公平竞争和问责。因此，政府机构不能简单挑选自己偏好的供应商，采购程序必须遵循法律规定。

当然，法律也设有例外情形，例如只有单一供应商、情况紧急或存在特殊技术要求。但除这些情况外，采购规则仍具有约束力。因此，诺帕多表示，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此前的说法具有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公众提出疑问完全正当。公民完全有权追问所选模式是否合适，也有权质疑成本和预期效果。他说，这些问题都应得到详细回答。

另一方面，把泰国与新加坡相比较的说法也越来越常见。一些批评者认为，泰国应效仿新加坡，直接与人工智能企业谈判。诺帕多表示，这类比较需要谨慎。

他说，新加坡所处的法律环境不同，采购框架不同，行政结构也不同，因此直接类比可能把问题过度简单化。真正的目标不是照搬，而是在泰国自身法律框架内实现最大价值。公众最终希望看到的是公共支出的透明、问责和可衡量结果。

关于数字经济与社会部的角色，也有人提出疑问。一些批评者追问，像“TH-AI Passport”这样的项目是否属于该部职责范围。诺帕多的回答很直接。

该部负责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技术应用，培养数字技能，增强竞争力，并监管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因此，一个旨在提升人工智能能力的项目，显然属于其职责范围。

不过，他也承认，监督仍应继续。预算需要审查，承包商需要审查，技术系统也需要审查。但他认为，社会讨论不应止步于此。

在预算和承包商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泰国是否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做好人员准备？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值得得到更多关注。

除了劳动力发展，他还强调了另一个担忧：数字主权。数据正日益成为战略资产，知识无疑也是战略资产，用户行为和决策模式同样正在成为战略资产。随着数字技术扩张，这些资产的重要性也在上升。

因此，这场争论已不仅仅涉及能否获得人工智能工具，也涉及控制、监管和国家利益。泰国必须思考如何保护公民数据，如何治理技术，以及如何在一个越来越受人工智能塑造的世界中维护国家利益。

诺帕多指出，数字服务很少是无交换条件的。数据往往是交易的一部分，使用模式具有价值，用户兴趣也具有价值。正因如此，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应在讨论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

展望未来，他认为，如果项目继续推进，政府必须改善沟通方式。有关部门应说明预期的经济收益，说明生产率将如何提高，也应解释公民数据将如何受到保护，网络安全风险将如何管理，以及国家利益将如何得到保障。

归根结底，围绕“TH-AI Passport”的争议早已超出单一政府项目本身。它触及经济增长、劳动力准备、数字竞争力和国家战略。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应用仍在加速。各国政府在投资，企业在投资，教育体系在调整，劳动力市场也在演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诺帕多的警告十分明确：问题不在于泰国人能否接触到人工智能，而在于是否有足够多的泰国人能够有效使用它；问题在于能否以足够大的规模培养相关技能；更重要的是，当世界继续向前时，泰国能否跟上步伐。

作者：约瑟夫·奥康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