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方告别，施泰因迈尔回国，离华前留下一道难题，德国走向衰落

结束访华行程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谈到中德经贸关系。他表示，德国和欧洲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也希望解决市场准入和贸易失衡等问题。德国希望继续分享中国市场和创新成果，同时担忧自身产业竞争力下降。施泰因迈尔离京后，这道难题仍摆在德国政府和企业面前。

德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在于过去支撑工业繁荣的能源、市场和技术条件相继发生变化，而国内的产业更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调整没有跟上。现在外部的冲击又加速暴露了积累多年的问题。

在经济连续两年萎缩后，德国经济增长仅有0.2%。制造业增加值连续第三年下降，汽车、机械等重要行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德国依然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许多企业在精密制造、化工和高端设备领域保持竞争力。问题在于，曾经推动这些优势不断扩大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要理解今天的困难，可以从德国过去的成功说起。长期以来，德国工业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企业凭借技术和生产经验制造高质量产品，通过全球贸易获得广阔市场，再把出口收入投入设备、研发和就业。

俄罗斯供应的管道天然气，曾为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提供相对稳定的原料和燃料。汽车、机械和化工企业则在中国等市场找到大量客户。德国工业能够把技术积累、供应链配套和海外需求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出口能力。

这套模式创造了财富，也让德国对外部条件形成依赖。能源供应需要稳定，海外市场需要持续增长，德国企业还需要保持技术和产品优势。这几个条件都发生变化后，增长就很难延续过去的速度。

能源冲击首先打乱了企业的成本安排。天然气对化工企业尤其重要。它既用于生产过程中供热，也可以作为制造化工产品的原料。价格上涨以后，一家化工厂增加的支出，会通过化肥、塑料、汽车零部件等产品传递下去。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变化，原有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德国随后加快寻找其他供应来源，建设液化天然气接收设施，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供应。供应能够接续，企业的成本压力却难以马上消失。冲突爆发后的天然气批发价格一度达到此前约四倍。对于需要连续生产、设备投资巨大、产品又要面对国际竞争的化工企业来说，能源价格上涨会直接改变新项目的盈利预期。

一家企业考虑建设大型化工装置，要计算的往往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成本。如果能源价格长期偏高，又难以判断未来政策和供应价格，企业就可能推迟在德国的新投资，或者把新增产能安排到更接近市场、能源条件更合适的地方。

德国的能源转型也面临类似的考验。风电和太阳能不断发展，有助于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可是工业生产需要稳定供电，新能源发电量又会受到天气影响。发电设施建起来以后，还需要足够的电网、储能和调节能力，把电送到需要它的地方。

德国北部风电资源较丰富，南部集中了不少工业企业。输电网络建设跟不上需求，电力调度就会增加成本。企业看到的电价除了发电成本，还包括电网费用等支出。能源问题考验的是整套工业生产条件。德国既要完成能源转型，也要让企业获得价格可承受、供应可靠的电力，这需要电网、储能、备用电源和产业投资同步推进。俄气供应中断加重了困难，不过德国经济增长放缓早已出现。即使能源价格回落，企业仍要面对另一项长期变化。

德国工业曾经依靠发动机、机械加工和精密制造，在国际市场建立优势。如今汽车产业的竞争，正在从传统机械性能扩展到电池、软件、智能驾驶和产品开发速度。燃油车时代，德国车企积累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形成较高门槛。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发生变化后，原有优势依然有价值，但消费者同时关注续航、充电、车载软件以及智能功能。谁能更快把这些能力整合到产品中，谁就更容易获得订单。

中国汽车市场的变化让德国车企感受尤其明显。过去中国市场为德企带来大量销量和利润，如今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加快发展，德国品牌需要与更多本土竞争者争夺消费者。大众汽车集团年报显示，其在中国市场的纯电动汽车交付量出现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大众在欧洲的电动车销量增长。

这表明德国车企面临的竞争环境因市场而异，也说明一套适用于欧洲的产品安排，未必能够完全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施泰因迈尔访华时参观的大众合肥研发中心，正是德国企业调整方式的例子。大众把研发力量放到中国，与中方伙伴合作开发汽车软件和新车型，以便更快响应当地市场。

这样的合作有助于德国企业获得新的技术和市场机会，也给德国国内提出了现实问题。企业在中国开发和生产的产品越多，德国国内工厂能够保留多少生产环节、工程岗位和供应商订单，就越取决于本土能否继续提供有竞争力的条件。

而且，海外投资并不等于德国的工厂就会关闭。跨国企业在当地生产，往往是为了靠近客户和供应商。可是，如果新增投资持续流向海外，德国本土设备更新缓慢，国内产业链就可能逐渐失去接续新订单的能力。

一家整车厂减少产量，附近的零部件企业也会受到影响。规模较小的供应商没有充足资金同时开发新产品、培训员工，又可能面对融资和能源成本压力。产业转型因此关系到工厂周围的大批企业和就业岗位。

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化工行业中。巴斯夫在中国建设大型一体化基地，重要原因之一是靠近中国这个规模庞大的化工市场。德国如果希望留住高附加值生产和研发，就需要让企业相信，本土未来仍有合适的能源、人才、运输和投资条件。

这些条件当中有不少需要多年投入，不能靠企业单独解决。现在德国的地方公共设施存在超过两千亿欧元的感知投资缺口，学校、道路等领域积压了大量维护和建设需求。

一座桥梁需要限重，运输企业就可能绕路。铁路运力不足或维修频繁，工厂安排原材料和产品运输就要预留更多时间。学校和职业培训设施更新缓慢，企业寻找熟练工人也会更加困难。单个环节看起来只是增加了一点成本，长期累积下来却会影响企业是否愿意扩大生产。德国过去以基础设施可靠著称，现有设施老化后，维护和更新需要持续投入。

财政安排是其中一项原因。德国长期重视控制公共债务，限制了政府借款空间。这种做法有维护财政稳定的考虑，但在基础设施需要更新的时候，投资不足的代价会逐步显现。现在德国已经调整财政规则，并设立基础设施和气候相关专项基金，为增加公共投资创造条件。资金到位之后，还要经过项目规划、审批、招标和施工。地方政府缺少专业人员，审批程序又较繁琐，就可能出现计划支出增加、项目推进缓慢的情况。

德国开发银行的调查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实际完成的投资低于原定计划。工厂设备可以在几年内更新，铁路、电网和学校的改善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因此政策越晚落实，企业等待新条件形成的时间就越长。

人口老龄化又增加了调整难度。退休人员增多，熟练工人供给承压，养老、医疗等公共支出也需要更多资金。德国需要一方面培养新技术工人、提高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提升行政效率，让有限的财政资源产生更大作用。

德国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已有的财政安排转化为能够落地的项目，加快电网、铁路和数字设施建设，同时为企业提供较稳定的能源和投资预期。汽车与化工企业也需要继续更新技术，让员工和供应商有机会进入新的生产环节。

中德合作可以成为这一过程中的助力。德国企业在中国研发新产品，中国企业与德国伙伴开展技术和产业合作，都有机会扩大双方的市场。贸易分歧需要通过沟通处理，德国国内的能源、投资和产业更新问题，也需要德国自己持续解决。

德国衰落的根源，是旧有增长条件减弱，新条件尚未充分建立。能否把资金、人才和技术重新组织起来，让制造业获得稳定的能源、现代化设施和持续创新能力，将决定德国能否走出长期增长乏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