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项英为何喜形于色地留下？陈毅：他的想法让人哭笑不得

今年9月6日上午11点02分，一趟车次为G3998的复兴号从瑞金站开出，一路向北，穿过赣鄱大地，越过长江，掠过汉江，翻越秦岭南麓，在夜里22点34分稳稳停靠延安站。首发那天，二等座售罄，不少人是专门赶来坐这一趟的。

这趟车全程里程1857公里，中间停于都、吉安、南昌、武汉、西安等站。车上有老人跟孙子讲，当年红军从这一带出发，走到陕北用了一年多。现在坐车，吃两顿饭就到了。

车站送走的是一车乘客。92年前，瑞金一带送走的是8万多红军。不过那年秋天，还有一批人没跟着走，被留在了原地。带头的那个人接到命令时，脸上带着笑。

这个人是项英。他的笑后来成了一个让人感慨的细节。那份高兴是真心的，不是装出来的，也谈不上糊涂。一个特别守纪律的人完全相信了上级的部署，又把战局想得太好，才会这么高兴。最先替他着急的，是躺在病床上的陈毅。

陈毅那年8月底在兴国前线被弹片打穿了胯骨，医院有X光机却没有电，手术拖了一个多月。后来从电台抬来一台发电机，片子才拍上，刀才开成。伤成这样，长征肯定跟不上了，中央就安排他留下来协助项英。

两个人都留下了，心情却完全不一样。据后来流传的说法，陈毅对此愁容满面，项英却喜形于色。陈毅后来回忆这段事，说自己当时真是哭笑不得，他是觉得老战友这份热情和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心里又急又没办法。

项英的乐观是有一套道理的。他估计国民党军的主要目标是追主力红军，必然会抽调大部分兵力一路尾随。这样一来，留在中央苏区的敌军兵力就会大大减少，压力也会随之减轻。

他的底气还有一部分来自命令本身。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很明确：牵制敌军，掩护主力转移，并划定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区是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死守的阵地。命令里写着守，他就打算守住，等主力打回来。

项英是工人出身，十几岁就进了工厂，组织群众、做党务工作是他最拿手的。可打游击这一块，他几乎没有经验。手里有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他想的是把这些人攥成拳头，跟敌人打几场硬仗。

陈毅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在井冈山打过游击，清楚主力一走，蒋介石绝不会放过苏区，反扑很快就会来。他主张赶紧承认失败，部队分散开，转入游击战。两个人的分歧不在胆子大小，在于对形势的判断。

现实很快给了答案。主力出发大约一个月后，瑞金就丢了。11月下旬，红24师在谢坊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可这一仗也把留守部队的实力暴露了，国民党军随即加紧修碉堡、拉封锁线，包围圈越收越紧。

这时候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项英一直在等中央的话。根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文献，项英和中央分局自1934年11月7日至1935年2月4日，先后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送12封电报。

中央那边，电报只发到1935年1月7日。1935年1月7日后，直到中央"二月指示"发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较长的时间没有与中央分局联络。那时主力正在转战，领导层又在调整，留守的人等了一个月，一封回电也没等到。

没有新指示，项英只能照着旧命令打。1935年1月28日，他集中红24师和两个独立团共5个团，进攻驻守赣县牛岭的国民党粤军第二师一部，由于部队部署失当，在激战中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

这一仗让项英醒了过来。他后来自己总结，牛岭战斗不但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话说得这么重，说明他心里很清楚，集中硬拼这条路已经走不下去了。

可他还是没有马上改变打法，原因跟他当初的高兴是同一个。中央分局认为，改变中央交代的任务，必须先得到中央批准。于是项英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不断致电中央，请求指示。

当初让他乐呵呵留下来的，是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到了生死关头还在一封封发电报请示的，也是这份服从。这是他身上最大的优点，这一次却成了把他手脚捆住的绳子。

2月5日，回电终于来了。遵义会议后的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电，要求中央分局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实行战略转变。同时成立军委中区分会，陈毅也在其中，这回他有了正式的军事职务。

方向是调过来了，时间却已经不多。部队分九路突围，最后只有三路成功，其他六路遭受堵击，损失惨重。项英一直坚持到报告突围的电报发出、敌人已经逼近，才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离开于都，向赣粤边突围。

陈毅后来回忆这段路，第一句就是"我们的突围是很不顺利的。"贺昌、何叔衡、毛泽覃、阮啸仙等人先后牺牲，瞿秋白被俘后在长汀就义。项英、陈毅带着约300人退进了赣粤边的油山。

接下来三年，他们跟中央完全断了联系，在山里吃野菜，住山洞，躲搜山，还要提防叛徒。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被围了二十多天，以为自己活不过去，写下了《梅岭三章》。

到这个时候，两个人已经不再争论了。大山里的日子把他们的分歧磨平了：项英负责全局，打仗的事情多半听陈毅的。美国记者斯诺后来说过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成新四军，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熬过三年的那些人，后来都成了这支部队的骨干。

项英没能走到最后。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在山中隐蔽时被身边的副官杀害。事后有人主张狠批他，陈毅没有同意。他评价这位老搭档时说："他还是功大于过的。谁能没有缺点呢？"

当年为项英哭笑不得的是陈毅，最后替项英说公道话的也是陈毅。两人吵过、急过，又在山洞里一起熬过三年，他比谁都清楚，项英当初的高兴出自真心，后来吃的苦也是实打实的。

今年10月30日，"英名永存 薪火长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联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柜里有几株干枯的野草，是红四方面军战士1936年采来充饥后特意留下的，用来怀念牺牲的战友。

这个展览展期至2027年3月15日。野草是走在长征路上的人留下的，留在南方深山里的人也嚼过同样的苦。项英那天的笑和后来三年的苦，同样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