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慢慢发生的一场巨变：孩子不够了，幼儿园和小学关闭潮来袭

教育部今年发布的统计公报里，有一组数字很扎眼：2025年全国幼儿园23.19万所，比上一年少了2.14万所，在园幼儿3225.52万人，一年少了358万；普通小学12.83万所，在校生10178.29万人，比上一年少了约406万。

从2022年最高时的28.92万所算起，三年时间，全国已经有将近5.7万所幼儿园从地图上消失。

要感受这种变化，不妨回想一下幼儿园的“身价”是怎么跌下来的。几年前，一所口碑好的幼儿园，不仅要托关系、讲人情，还得按户籍、按房产对口才能进；现在完全反了过来，交钱就能入园，有的还搞起了促销，满减、送礼包，花样百出。

就连过去普通人高攀不起的央企、机关幼儿园，也开始主动向社会招生。可即便门槛放到这么低，很多园所依然招不满人，两三年间成批关门。

最让家长窝火的，是那种毫无征兆的关停。有位家长在网上吐槽，专门请了一天假带孩子去幼儿园报到，学费交了，体检也做了，结果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被告知这个班办不下去了，只能退钱。

还有一所民办园，一学期学费接近4000元，开学刚满5天就通知家长另找出路，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少人质疑园方明知撑不下去还照收学费。

我认为，这类事情暴露的是预收费监管的空白：生源萎缩是大势，可学费怎么托管、关停前要提前多久告知，都应该有更硬的规矩，不能让家长来承担园所经营失败的后果。时间往回倒几年，景象完全不同。

2018年之前，很多公办幼儿园根本不愁招生，一个年级五六个班，每个班差不多三十个孩子。一些配套在小区里的幼儿园，要求家长必须住在本小区，报名时得带上房产证。

到了网上放号的日子，家长提前守在电脑前，号一放出来瞬间就被抢光。还有不少父母从怀孕那一刻起，就开始盘算孩子将来去哪里上幼儿园，托人打听、提前排队，一位难求。

如今，过去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公办园，已经开始招不满人。成都高新区过去是学位最紧张的地方之一，有一年春季开学，当地公办幼儿园空出来的学位就有300多个。

武汉一所央企幼儿园，二十多年来一直只面向本单位职工子女，后来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生，原计划招7个班，结果有3个班都没招齐。问原因，答案只有三个字：没生源。

有人会觉得奇怪：不是常听说小学一年级爆满、学位预警吗？怎么幼儿园反倒没孩子了？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关键在出生人口的那条曲线。

2016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6、2017两年迎来了一波生育小高峰。孩子一般6周岁上小学，这批“二孩高峰”出生的孩子，前几年正好挤进了小学一年级，所以那时候一年级人满为患。

可高峰一过，出生人口就一年比一年少，最先空下来的，自然就是招收三到六岁孩子的幼儿园。

具体看一看这条曲线：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2017年1723万，此后一路下滑，2020年降到1202万，2021年1062万，2022年956万，2023年902万，2024年因为龙年小幅回升到954万，2025年又降到792万。

从1786万到792万，十年不到，一年出生的孩子少了将近一千万。幼儿园数量也是从2022年开始掉头的：那一年比上年减少5610所，是多年来的首次下降；2023年一下子又减少了一万四千多所，此后连年收缩。

更让人感慨的是，政策放开的速度，追不上生育意愿下降的速度。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可第二年，全国出生人口就跌破了1000万。

可以预见的是，幼儿园之后，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都会先后遇到生源不足的问题。这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生育不是水龙头，不是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

一代人的生育观念一旦变了，再想扭转回来，难度远远超过当初的想象。二十多年前，人们还普遍担心人口太多。

2014年前后讨论放开二孩时，还有人口学者测算，如果立即全面放开，出生高峰年份可能会冲到接近5000万，一度引起不小的担忧。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政策放开之后，最高的年份也不过一千七百多万，此后便一路下行。

到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当年对“人口爆炸”的担心，变成了今天对“孩子不够”的焦虑，这样的反转，说明人口问题的预判有多难，也说明面对趋势变化，政策调整宁早勿晚。

生源不够，各地幼儿园开始自救。

脑子活络一些的，先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力：给园里的厨师开账号，每天拍给孩子做饭的过程，荤素搭配、花样翻新，让家长一看就觉得孩子在这里吃得好；还有的分享孩子们的课程日常，三四岁的小朋友拿着工具做家务、学生活技能，干得有模有样。

效果确实不错，评论区里常有人问：“这个幼儿园在哪儿？我家孩子也想去。”只是能这样出圈的幼儿园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幼儿园选择了转型。公办园开始推进“托幼一体化”，把招生年龄往下延伸，开设托班，接收两三岁的孩子。

有一所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干脆把“托儿所”改成了“托老所”，从照顾孩子一步跨到照顾老人，转得干脆利落。

我觉得这种转法看似玩笑，其实很有现实逻辑：同样的房子、同样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服务，孩子少了，老人却越来越多，需求换了一个群体，供给也就跟着换了方向。这样的转型已经在不少地方落地。

济南天桥区有家停办的幼儿园做了适老化改造，走廊装上了无障碍扶手，原来的幼儿厨房变成了老年食堂，还专门辟出认知训练活动室；常州新北区也签约了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改为养老机构的项目。当年在这里唱儿歌的孩子长大了，房子又迎来了白发苍苍的新主人。

在这场转型里，受伤最深的是幼儿教师。前几年，学前教育专业是师范和职业院校里的热门，因为孩子多，幼儿园对老师需求量大，毕业不愁找工作。

可这两年生源断崖式下滑，大批幼师失业或主动转行，有人去做美甲，有人干起了直播带货，也有人转去当社工。

我认为，对这个群体来说，最现实的出路是往托育和养老两头延伸：照顾婴幼儿和照顾老人，需要的耐心、细致和专业技能有很多共通之处，提前学一门新本事，比被动等待要主动得多。而这还只是开始。

有机构预测，到2035年，全国小学教师可能出现约150万的富余。一些地方已经在研究教师退出机制。

2022年，宁波市教育局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对不能胜任教学岗位的教师，包括未能竞聘上岗、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等情形，将予以退出。

除了这种比较严厉的方式，还有转岗、待岗、离岗退养等安排：语文老师富余了，就转一部分去教其他科目；教学能力不足、态度不端正的，先待岗培训；患有重大疾病需要休养的，实行离岗退养。北京丰台、贵州贵阳和浙江宁波都已经在探索。

教师这个职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最新的统计也印证了这种变化：与2024年相比，2025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合计少了约2.93万所，专任教师减少约15万人。

换个角度看，学生减少也带来了一点好处：小学的生师比优化到了15.76比1，一个老师要照顾的学生少了，班级规模小了，每个孩子能得到的关注也就更多了。在生育这件事上，东亚几个国家可以说是同病相怜。

有人这样形容：日本发病最早，韩国病得最重，中国恶化的速度最快。韩国年轻人对生育最为抗拒，在相关的新闻下面，点赞最高的往往是一些带着怨气的评论，大意是觉得社会没有给年轻人留出足够的空间，于是干脆不生了。

说到底，落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道理很朴素：如果生一个孩子要让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很多人就会选择不生。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从长远看，人少一些未必全是坏事。

人少了，打工人的议价能力会提高，“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局面可能会改变；人少了，教育没那么卷了，不用再花几十上百万去抢学区房；人少了，房价也许不会再高高在上，“房住不炒”才能真正落地。

我同意这些变化有可能出现，但过程一定是漫长而痛苦的，学校撤并、岗位调整、养老负担加重，都需要一代人去消化。从全球来看，生育率下降几乎是普遍趋势，而且很难逆转。

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在用发钱的方式对抗：日本生一个孩子，一次性补助相当于两万多元人民币；新加坡第一胎、第二胎的奖励折合约6万元人民币，第三胎起每个孩子约7万元；韩国仁川更是对辖区内的新生儿给出最高1亿韩元的支持。

此外还有育儿假期、减税等配套福利。可这些钱撒下去，别说把生育率拉上来，就连稳住都很难。

也有国家寄希望于移民，可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的磨合期太长，社会矛盾也随之增加，靠外援补人口，同样不是根本之策。国内的支持政策这两年也在加码。

从2025年起，国家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不分一孩、二孩、三孩；幼儿园大班开始免除保育教育费，财政部今年下达的学前教育发展资金比上一年增长了38%。

我的看法是，补贴是必要的，但真正决定年轻人愿不愿意生的，是住房、就业、教育和照护这几座大山能不能变矮。光靠喊口号鼓励没什么用，只有以人为本，看见每个家庭真实的难处，从减轻生存压力入手，其他的才能水到渠成。

正在慢慢发生的一场巨变：孩子不够了，幼儿园和小学关闭潮来袭。这场变化不会以某一天为界轰然到来，而是从幼儿园门口变少的接送队伍、小学里空出来的教室、转行的幼师身上，一点点渗透进社会的每个角落。

看清它，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提醒每个家庭、每个从业者、每个地方政府，早一点调整方向：学校如何转型，老师如何转岗，空出来的房子如何再利用，都是这个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