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老人敦煌旅游吃饭，结账时老板不让走，一看照片当场愣住

5个老人敦煌旅游吃饭，结账时老板不让走，一看照片当场愣住

老周打电话来说要去敦煌的时候，我正坐在阳台上喂鸟。那只八哥是我老伴走那年养的，今年第十一个年头了，羽毛从乌黑变成了灰扑扑的，跟我的头发一个颜色。我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手里还攥着小米罐子，老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中气还是那么足，说你快订票吧，老郑老刘老吴都订了，就差你一个了。

我说去敦煌干什么，那地方远得很。他说你忘了？今年是咱们在柳园待过的第四十五个年头。我手里的米罐子晃了一下，小米撒了一阳台，八哥扑棱着翅膀跳下来啄。柳园，这名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把我脑子里那扇关了好多年的门给捅开了。

我七十了，退休整十年。老伴走了六年，儿子在深圳安了家，一年回来一次，回来也是待两天就走。我平时早上打太极，下午在小区棋牌室看别人下棋，晚上回家煮碗面就着电视吃完，八哥在旁边笼子里歪头看我。日子过得没什么不好，就是太长了，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老马路，走得人脚底板发酸。

订票那天我在手机上捣鼓了半天，最后还是让楼下打印店的小姑娘帮忙买的。火车票卧铺，从兰州到柳园要整整一夜。我翻出那个压箱底的旧皮箱，把老伴的照片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想了想，还是带上了那张装在铁皮匣子里的合影，那是四十五年前我们在柳园车站拍的，六个人，一个当地老乡给我们按的快门，照片上的人脸都模模糊糊的，可谁的嘴咧到了哪边我全记得。

火车上老郑带了两瓶酒，老刘带了花生米和卤牛肉，老吴拎了一兜子水果，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的。我们五个在卧铺车厢里坐着，一人占一个下铺，中铺上铺空着也没人往上爬。老周把酒拿出来给大家倒上，用的是那种塑料一次性杯，碰杯的时候叮叮当当的，把对面铺上睡觉的年轻人吵醒了，白了我们一眼又翻过身去。

火车哐当哐当往前走，窗外的山从绿变成黄，从黄变成灰。老吴扒着窗户看了半天说这路还是这个样子，一根草都没有，跟当年一模一样的。老郑啃着鸡爪子说不一样了，当年咱们坐的是敞篷卡车，屁股在斗里颠得裂成八瓣，哪像现在躺着还能喝酒。

老刘不爱说话，就坐在那儿一小口一小口抿酒。他比我们都大两岁，今年七十二了，脑袋顶上光秃秃的，剩下几根白毛在火车过道风里哆嗦。老周说他上个月刚做了心脏支架，这次出来是他闺女逼着他来的，说再不走走就真走不动了。

我看着老刘的秃脑门，忽然想起四十五年前他那一头黑卷毛。那时候我们六个都是从省城下放的知青，最小的我十九，最大的老刘二十四，分到了柳园镇附近一个叫红柳沟的地方修铁路。说是铁路，其实就是一条货运支线，从柳园往西延伸进戈壁滩，把那里的矿石运出来。我们住的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个坑，顶上搭几根木头盖上草席。夏天热得人像蒸笼里的馒头，冬天冷得尿尿都得拿棍子敲。

那时候苦得没边了，可一群年轻人凑在一起，苦里头也能榨出甜来。白天抡锤子打钢钎，晚上坐在地窝子门口看星星，戈壁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在那块黑布上。老周会拉二胡，拉得不好但调子欢快，老郑嗓门大爱唱歌，唱的都是那时候不让唱的苏联歌。老刘是文化人，兜里永远揣着一本翻烂了的普希金诗集，半夜念两句给我们听，月光底下他的卷毛跟着摇头晃脑。

可我们后来分开了。七九年最后一批知青返城，我们六个各有各的门路，有的顶了父母的班，有的考了学，有的下海做了买卖。老郑回兰州进了工厂，老刘考上了师范当了一辈子语文老师，老吴去了机关坐办公室，老周接了他爸的班在供销社干到退休。我回了老家一个厂子当会计，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刚开始那几年我们还通信，过年打打电话，后来各自成了家有了孩子，联系就越来越稀了，像那条红柳沟的铁路，慢慢就荒在了风沙里。

四十五年过去，六个人走了一个。老赵前年胰腺癌没的，我们五个去送了他。那天从殡仪馆出来，老周站在门口抽了半天烟，忽然说你记得不，在红柳沟那年冬天，老赵发烧烧到四十度，我们连夜用板车拉着他去镇上卫生所，戈壁滩上的风刀子似的，我们把棉袄全脱了盖他身上，自己冻得直哆嗦。我说记得，那是我们六个走得最近的时候。老周把烟屁股往地上一碾，说咱们得去一趟敦煌，还得是六个人去，老赵那份咱们替他去。

于是就有了这趟火车。

到柳园是第二天清晨。天还蒙蒙亮，站台上的灯昏黄黄的，冷风灌进脖子里，我打了个寒战。走出车站那一刻我愣住了，柳园变了一个样子，当年那个只有几排土房子的镇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马路和楼房，路边停着车，电线杆子一根根排过去。可远处那片戈壁滩没有变，还是那样一望无际的灰黄色，地平线把天和地裁开一道齐整整的口子。

我们在镇上吃了一碗牛肉面，味道寡淡得很，面也煮得黏糊糊的。老郑皱着眉头说不比当年了，当年镇上唯一那家面馆的老马下面多实在，一碗面里搁半勺牛油，香得人恨不得把碗都舔了。老周说老马早就不在了吧，都四十多年了。我们各自埋头吃面，谁也没再提这茬。

包了一辆面包车往敦煌去，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本地汉子，说话嗓门大，一路给我们介绍路上的风景。他指着远处说那一片就是当年的红柳沟方向，现在矿早采完了，铁路也废弃了，剩下些铁轨架子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老吴把脸贴在车窗上看，半天没说话。我看见他眼睛有点红，被风吹的，也可能是别的。

到敦煌是下午两点多。安顿好住处，我们直接去了莫高窟。老吴在机关干了一辈子，来之前做了足足两个月的功课，拿着一个小本子给我们讲哪个窟哪个窟有什么讲究。可真正站在九层楼底下抬头往上看的时候，所有人都哑巴了。那些洞窟像一溜排列在崖壁上的蜂巢，里面藏着的东西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老刘扶着栏杆慢慢往上爬，老周在后面跟着，手虚虚地护着他后背。

从莫高窟出来我们又去了鸣沙山。骑骆驼的时候老郑的骆驼不听话，蹲下起来折腾了好几次才把他驮上去，他在驼背上晃来晃去，帽子差点掉了，我们几个笑得肚子疼。月牙泉的水还跟以前一样，那么一弯碧绿的静静地卧在黄沙中间，像一只闭着的眼睛。老刘蹲在水边用手撩了一下，水从他指缝漏下去，他低头看着，说我当年给学生们讲这泉的时候总说水是不会干枯的，只要月亮还在。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沙子，别过脸去，声音小得跟蚊子哼似的。

玩了一整天累得够呛，晚上回到市区找吃的。司机师傅推荐的这家馆子在一条巷子里，门脸不大，招牌上的字被风沙打磨得有些模糊了，可门口种的几棵胡杨树长得精神，叶子在晚风里翻着银白色的背。我们五个掀开帘子进去，里面热气扑面而来，羊肉的香气轰地一下裹住了所有人。店不大，摆了七八张桌子，墙上挂着几幅敦煌的壁画摹本，还有一个木头框子，里面塞着些旧照片。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年男人，系着一条蓝布围裙，看我们进门赶紧迎上来，一口甘肃话热络得很，说几位叔叔慢坐，今天有鲜切的羊肉，手抓的烤的炖的都有，来条黄河鲤鱼也行。我们围着最里面那张大圆桌坐下，老郑做主点了手抓羊肉、大盘鸡、烤羊排、几个素菜，又要了一瓶白酒。老板拿杯子的时候打量了我们几眼，笑着说几位是外地来的吧，口音听着像兰州那边的。老周说是啊，老兰州人了，当年在柳园待过好些年。老板眼睛亮了一下说柳园啊，那可有年头了，我爸当年就在柳园那边修过铁路呢。

老周的筷子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老板，说你爸叫什么名字。老板挠了挠头说他姓马，回族，叫马有德，四十多年前在柳园镇开了家面馆，后来搬走了。他话没说完，我们五个全都放下了筷子。老马，那个每碗面里搁半勺牛油的老马。

老周说老马现在在哪呢。老板的笑容淡了些，说三年前走了，心脏病，走的时候七十八。他转身去拿酒，说叔叔们你们先吃着喝着，菜马上就来。他进了后厨之后我们五个面面相觑，桌面上没人说话，只有茶壶嘴冒着白气。老郑拿起筷子又放下了，说这顿饭得好好吃，替老马也吃一碗。

菜上来的时候老板亲自端的，一大盘子手抓羊肉码得整整齐齐，上面撒了香菜和洋葱丝，热气腾得满屋子香。他又端了一碗面汤搁在桌子中间，说这是送的，天凉了暖暖胃。那面汤白汪汪的，浮着几点油花和葱花，跟我们当年在老马面馆喝的一个样。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郑的脸喝成了猪肝色，开始跟老板唠嗑。老板姓马，叫马建军，今年四十六，这馆子开了十几年了，之前一直在兰州干，后来想着回来把老家这摊子撑起来，就回了敦煌。老郑举着杯子说你这手艺像你爸，羊肉炖得烂，入味。马建军笑了笑说跟老爷子学的，老爷子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下面条炖羊肉，别的什么也不会。

吃到快十点了，馆子里只剩我们这一桌。老周喊马建军过来结账，马建军拿着账单走过来，看了一眼桌面上的盘子，又看了看我们五个人，忽然说叔叔们别急，我跟你们打听个事。他把账单搁在桌上没递给我们，转身走到墙根底下去摘那个木头相框。

我们五个看着他鼓捣。他把相框拿过来放在我们桌上，指着里面一张黑白照片说叔叔们，这张照片我爸留了一辈子，临终前还叮嘱我，说要是哪天碰见照片上的人，一定得替他说声谢谢。他抬起眼皮看着我们，问照片上的人，你们认得不认得。

我们五个凑过去看。那是一张发黄的照片，边角卷得厉害，有些地方被水渍洇模糊了，可中间那些人还清清楚楚的。六个人站在柳园车站那个简陋的站牌底下，背后是灰扑扑的戈壁滩，天蓝得发黑。六个人里五个穿着蓝布工装戴着安全帽，一个个瘦得脸上没有二两肉，可都在咧嘴笑，牙齿白晃晃的。站牌旁边站着个中年男人，戴着一顶白帽，围着一条沾了面粉的围裙，矮墩墩的身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老郑手里的酒杯啪地掉在了桌上，酒洒了一摊子，顺着桌沿往下滴。老刘哆嗦着指着照片，嘴张开合上合上张开，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老吴直接背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老周抬手挡住眼睛，手背上青筋暴着。

那是我。是我们。是我们六个人和面馆老马。

马建军看我们这反应，自己也愣住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搓着两只手站在旁边，嘴唇抖着说叔叔们，你们真是照片上的人？老周把挡在脸上的手拿下来，眼睛红得像兔子，说我们是。我们就是当年在红柳沟修铁路的那帮知青。你爸老马，那天给我们送面送到工地上，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我们六个人轮流背着他走了二十里地去镇上的卫生所，回来的时候个个肩膀上都磨出了血泡。

老马是给我们送面的时候摔的。那天是七六年大年三十，别人家都在吃团圆饭，我们六个被困在工地上，大雪封了路，补给车进不来，地窝子里只剩半袋面粉和几颗土豆。我们在风地里饿了两天，到三十那天晚上，老马从镇上走了十几里雪路，挑着担子给我们送来了一锅刚做好的手擀面和一大碗羊肉臊子。雪有半尺深，老马一脚踩空滑进了路边的沟里，面条撒了大半，腿磕在石头上，小骨头裂了。他硬是撑着从沟里爬出来，把剩下的半锅面连汤带水端到了我们地窝子门口。

那顿年夜饭我们六个分着吃那半锅面，把汤都舔得干干净净。老马坐在旁边看着我们吃，自己一口没动，腿肿得像馒头。后来我们轮流背着他去镇上卫生所，二十里雪路走了足足四个多小时，到了地方五个人的肩膀全磨烂了，血把棉袄里子都洇透了。卫生所的大夫给老马接了骨打了石膏，出来跟我们说你们这帮年轻人仗义，老马这腿要是再晚来半天就废了。

老马在卫生所躺了半个月，我们六个谁有空就轮流去照看他，给他端水送饭。后来他好了，死活不要我们谢，说那锅面本来就是送给娃娃们过年的，撒了是他的事，跟娃娃们没关系。再后来我们返城的时候老马把攒了半年的面票塞给我们，一人一沓子，说路上买吃的。我们不要，他就追到车站往我们包里塞，塞完转身就走，矮墩墩的背影在站台上走得很快，始终没回头。

四十五年了，我们都忘了老马，忘了那锅面，忘了那二十里雪路，忘了沾了血棉袄里面的疼。可他记得，他一直在记得，记到他死的那天还交代他儿子，说要是碰见照片上的知青娃娃，替他说声谢谢。

马建军听完这些，一米八的大个子忽然弯下腰去，手撑在桌沿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后厨门帘掀开一条缝，他媳妇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整个馆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嗒嗒地响。半晌马建军直起腰来用手背抹了一把脸，笑了一下说叔叔们我失态了，我爸走得急，好多话没来得及跟我说，可他走之前那几天老念叨，说柳园那边有几个好娃娃，也不知道在哪，这辈子怕是见不上了。

他把相框翻过来让我们看背后，一行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的：七六年春节，红柳沟的知青娃娃们。后面还跟着我们六个的名字，老周老郑老刘老吴老赵和我，一个字没写错。他说这张照片是我爸找人洗的，他一直挂在面馆里，后来面馆关了搬来敦煌，他又挂在店里，最后挂在家里客厅正中间，每天早晚都要擦一遍。

老郑第一个站起来，摇摇晃晃的走到墙边，把那相框拿过来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孩子。他平日在兰州是出了名的犟脾气，跟儿子吵架能半年不说话，可这会儿他抱着那个木头框子老泪纵横，鼻涕流到嘴角也不擦，说你爸那碗面是我们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碗面，那顿年夜饭我记了四十五年，我今天才知道他还记着我们。

马建军把我们按在椅子上坐下，说叔叔们这顿饭我请了，谁也别跟我争。他把账单撕了扔进垃圾桶，又钻进后厨端出来一大盘刚烤好的馕坑肉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说这是我爸传下来的手艺，你们尝尝，跟当年是不是一个味。老刘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嚼，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他说一样，就是这个味，牛油熬得透，肉炖得烂。

我们五个重新坐下来吃。盘子里的肉冒着热气，面汤白汪汪的浮着葱花，酒瓶子又打开了，马建军陪坐在旁边，给自己也倒了一杯。他说他爸走之前那半年老犯糊涂，有时候连家里人都认不得了，可有一件事他从来没忘过，就是过年那天晚上。他反反复复跟他儿子讲，说那年雪太大了，路都封了，他在家里煮好了面准备自己过年，可一想到工地上还有几个娃娃饿着肚子，心里怎么也过不去。他说娃娃们离家那么远，爹妈都不在身边，大年三十连口热乎的都没有，那不行。

马建军拿酒杯碰了一下老周的杯子，说叔叔们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爸腿好了之后跟我们家里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在红柳沟干了八年，最值得的就是那年三十晚上送了那趟面。他说那条路摔断一条腿也值了，因为那六个娃娃后来背着他走了二十里雪路，那是拿命在背他。

老吴终于转回身来，端起面前的酒一仰头灌下去，呛得直咳嗽。他说老马是我们六个这辈子欠的最大的一个人情，可我们谁也没还上。当年回城之后忙工作忙家庭，通信也没坚持两年，慢慢就跟柳园断了。他抹了一下嘴说你爸面票塞给我们那沓子，我留了好久，后来搬家弄丢了，我老婆说废纸扔了，我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那沓子面票比我后来拿过的所有工资都值钱。

马建军摆摆手说叔叔们言重了，我爸这辈子就是个普普通通下面条的，他不图回报，就图个心里踏实。他走的那天我守在床边，他最后交代了两件事，一件是让我好好经营这个店，别丢了手艺；另一件就是照片上的事。他说要是哪天碰上这几个娃娃，一定请他们吃顿好的，面要下得软一点汤要宽一点，他们都瘦，吃了面身上才暖和。

老郑把相框轻轻搁在桌子角上，掏出手机对着相框拍了一张照片，说我要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挂家里，让我儿子孙子都看看。老周说我也要一张，回家就放大，挂在客厅正中间，以后谁来我家我先给他讲老马的故事。老刘坐在那儿一直没怎么说话，喝完了杯里的酒忽然开口了，声音哑哑的，说老马的面条我教了一辈子书，给三千多个学生讲过老马的故事，每年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我就讲，让学生们知道什么叫人心换人心。

那一夜我们在饭馆里坐到快十二点。马建军的媳妇从后厨出来收拾碗筷，手脚麻利，收拾完了给我们每人续了一杯热茶。小女儿趴在旁边桌子上写作业，写完了一道题抬头看看我们，又低头接着写，铅笔在纸上刷刷的。马建军说这是他姑娘，今年上五年级，放暑假了来店里帮忙。老刘摸了摸小姑娘的脑袋，说你爸的爷爷当年给很多很多人下过面，你长大了也得记住这段事。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似懂非懂地点头，她爸爸在旁边看着，嘴角抿着笑。

临走的时候马建军把我们送到门口，说叔叔们明天还来，我早上给你们做臊子面，我爸当年的配方。老周说好，我们几个明天指定来。我们走到巷口了马建军还在门口站着，胡杨树的叶子在路灯底下翻着银边，他那个蓝布围裙的系带在风里飘着，他朝我们摆了摆手。

回住处的路上我们五个谁也没说话。老郑走在前头，步子迈得很大，可背影是佝偻的。老刘跟在最后面，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我走在他旁边，听见他嘴里念念有词的，仔细听了听，是普希金那首诗的句子，翻成中文大概是这样的：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可老马爱我们跟羞怯嫉妒没关系。他是那种话不多心里却亮堂的人，就像他在柳园镇开了八年的面馆，面下得好肉炖得烂，客人来了笑着招呼，客人走了也不多拉扯。他对我们好那一下子，大概从没想过要什么回报，更没想过四十五年后他儿子替他说这声谢谢的时候，我们五个老骨头会在这条巷子里哭得抬不起头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果真又去了马建军的馆子。他媳妇在门口择韭菜，看见我们来赶紧迎进去，桌上已经摆好了五碗臊子面，面条细细的匀匀的，汤上面浮着厚厚一层油花和肉末葱花。马建军从后厨探出半个身子说叔叔们趁热吃，面软了坨了就不好吃了。我们一人一碗端起来呼噜呼噜地吃，那味道烫着嘴暖着心，稀里糊涂就见了底。

吃完面老周把马建军拉到旁边，掏出来一沓子钱塞到他围裙兜里，说这是昨晚的饭钱和今早的面钱，你必须收。马建军推着不肯要，两个人拉拉扯扯的在柜台前面僵持着。老吴走过去拍了拍马建军的肩膀说你爸那顿年夜饭我们没给过钱，那沓子面票我们也没还上，你就让我们这一回，不然我们几个一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马建军松开手，把那沓子钱捏在掌心里攥了攥，然后转身走到相框前面，把相框取下来递到老周手上。他说叔叔们，这相框你们带走吧，我爸要是知道这照片回到你们手里了，他比什么都高兴。老周接过来，把相框抱在胸前，说建军啊，这照片我们收下了，可你得跟我们照一张新的，挂在原来这个位置，以后你店里的客人来了你也给他们讲讲你爸的故事，让他知道他的面养了那么多人的心。

那天上午我们五个加上马建军一家三口，在那面挂着新相框的墙前面合了一张影。马建军的媳妇用他的手机拍的，她喊一二三的时候我们都笑了，笑得脸上皱纹挤成一团，牙口缺了漏了也顾不上好看不好看了。老刘站在我旁边，他那颗光秃秃的脑袋在灯光下反着亮，可他笑得比谁都开心，露出一口假牙白晃晃的。

离开敦煌那天马建军开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他帮我们把行李拿下来，挨个跟我们握手，握到老刘的时候多攥了一会儿，说刘叔你保重身体，下次来我给你做更软的面条。老刘拍了拍他手背说一定来，我吃你的面能把身体吃硬朗了。

火车开动之后我们五个在铺位上坐了一排，看窗外的敦煌慢慢变小变远，最后被戈壁滩吞没了。老郑把那个相框从包里拿出来搁在小桌子上，我们五个围着它看。照片上那六张年轻的脸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那些笑脸后面藏着的人一个老了五个更老了，还有一个已经不在了。

老周说咱们回去之后得把照片放大，一人一张。老吴说还要写个说明，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贴在背面。老刘说是得写，我得拿给我的学生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光，光是从人心最底下长出来的。

我伸手摸了摸照片上老马那张矮墩墩的笑脸。隔着四十五年的人已经走了，可他的手还留在那碗面汤里，暖着我们五个老家伙的胃和心。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着，窗外的戈壁滩还是那片灰黄色，可落在眼底忽然不觉得空了。那么长的路从前有六个人走过，后来六个人走散了，如今五个人又重新走了一遍，沿途碰见了一个四十六岁的面馆老板替他爸等了几十年，就为了说一声谢谢。

回到兰州那天下午，老郑挨个儿把我们送回家。轮到我下车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说咱们以后每年聚一次行不，我说行，明年去哪。他说还去敦煌，还去建军那吃饭。我说那就说定了。他松开我的手又忽然攥紧了，说你记得不，那年三十晚上吃面，老赵面汤喝快了烫了嘴，跳到雪地里捧了一捧雪捂在嘴上，我们几个笑得前仰后合的。我说记得，全记得。

上楼的时候我腿有点软，一步一步扶着栏杆往上爬。进屋之后把八哥从阳台上端进来，给它添了水换了食，然后把那张放大的照片从包里取出来，找了一个木头相框装好，挂在了客厅最显眼的那面墙上。我老伴的照片还在电视柜上摆着，我把它挪了挪，紧挨着相框放在一起，让她也看看。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瞅那张照片瞅了很久。八哥在笼子里蹦来蹦去，忽然嘎嘎叫了两声，说了一句你好。我扭头看它一眼，又转回来看照片。照片上我们六个站在柳园车站的站牌底下，老马的围裙在风里飘着，所有人的牙齿都白晃晃的，天蓝得发黑。

我起身去厨房给自己下了碗挂面，清水煮的，搁了点盐和酱油，又卧了个荷包蛋。端着碗回到客厅的时候月亮已经升上来了，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相框的玻璃面上，把那些发黄的人脸映得亮了一下。我夹起一筷子面吹了吹送进嘴里，面条软塌塌的没什么嚼头，可咽下去的时候喉咙底下一阵发紧，紧得我赶紧又扒了两口，把那股热乎劲儿压回肚子里去。

手机在茶几上震了一下，是老周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马建军店门口那几棵胡杨树，银白色的叶子在蓝天下闪闪发光。底下跟着一段语音，我点开来，马建军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说叔叔们到家了报个平安，下次来提前说一声，面我给你们留着。

老郑回了一句好，后面跟了一串竖起大拇指的表情。老吴回了三个字：一定来。老刘没回文字，只发了一张他站在讲台上的照片，背后的黑板上写了一行粉笔字，是那首普希金的诗最后一句：我活过了，我有了，我看见了。

我放下筷子拿起手机对着相框拍了一张，发到了群里。照片上六个人都笑着，旁边站着一个矮墩墩的白帽子。下面我写了几个字：明年还去，吃面。

窗外兰州的夜色沉下去了，远处的灯火星星点点的，像那年戈壁滩上的星星一样密。我端着那碗没吃完的挂面靠在沙发上，八哥又在笼子里蹦了蹦，嘎嘎说了一句你好。我笑了笑，也说了句你好，声音轻轻的，像说给照片上那些人听的，又像说给四十五年前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听的。那碗面汤的热气还在胃里转着，一圈一圈的，暖得人想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