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长征,却未必理解这场战略大转移为何能成功,也未必意识到长征精神如何在今天这片土地上依然生生不息。让我们走进贵州,在红色遗址与当代奇迹中寻找答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约8.6万人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这不是一次主动的选择,而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绝境求生。
然而,这场战略大转移并非一帆风顺。长征初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损失过半,兵力锐减至三万余人。正是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原定北去湘西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长征历时两年,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两万五千里,途中翻越十八座山脉,渡过二十四条河流,走过六百里茫茫草地,经历大小战役三百多次。红军战士缺衣少食,没有任何机械化后勤保障,却在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环境的极限考验中坚持了下来。
支撑他们的,是信仰,是意志,更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初心。长征途中,红军与沿途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百姓的接济、物资的传递、伤员的掩护,成为红军能够继续前行的隐形支撑。
长征的精神并未停留在历史中。在今天的贵州,我们能清晰看到这种精神在当代的回响。
在贵州遵义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原草王坝村),有一条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的"大发渠"。这条水渠是老支书黄大发带领村民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用双手一锤一钎开凿出来的。
黄大发1959年入党,同年被推选为草王坝大队长,那时他就立下誓言:一定要为乡亲们引来水、修通路、通上电。草王坝严重缺水,全村靠一口"望天井"度日,主食是玉米碾碎蒸成的"包沙饭",白米饭是奢望。
第一次修渠因缺乏技术而失败。1989年,54岁的黄大发主动去水利站学习,积累了专业知识后,1992年带领村民再次动工。在悬崖上修渠,危险重重。遇到峭壁,黄大发总是第一个下去,腰间系着绳子,在悬崖上勘测、埋炸药。他说:"这渠,用命去换。"
1995年春,水渠全线通水。清水流入草王坝,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还让稻田从240亩增至720亩,粮食总产量从每年6万斤飞升到80万斤。通水那天,36年艰辛没有让黄大发落泪,看到清水流出时,他哭了。
村民们亲切地称这条水渠为"大发渠"。黄大发于2021年荣获"七一勋章"——党内最高荣誉。
如果说"大发渠"是"地下长城",那贵州的桥梁就是"空中奇迹"。坝陵河大桥是世界首座山区峡谷千米级跨径桥梁,2009年建成通车。大桥全长2237米,主跨1088米,桥面距谷底高达370米,比法国埃菲尔铁塔还高出46米。
这座桥的建设历时5年,耗资14.8亿元,使用了6.5万吨钢材、25万立方米混凝土、100万套螺栓组,首创技术、专利、新工法达31项,荣获中国建筑工程最高荣誉鲁班奖。更重要的是,它将原本需要绕行三四个小时的山路缩短为三四分钟的车程,贵阳至昆明的行车时长缩短了一个小时。
贵州被誉为"世界桥梁博物馆"——全球前十的高桥,有九座在中国,其中五座在贵州。这些超级工程体现的,正是"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即便服务对象只是几千名村民,国家仍愿投入巨大资源去突破工程极限。
亲历过旧社会苦难的人常说:"我们战斗,是为了让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回来。"这句话道出了长征精神最核心的动力——不是为了抽象的理念,而是为了切身的、美好的生活。这份记忆和承诺,从革命年代传承至今,驱动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长征从未真正结束。它从一场物理空间的战略转移,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融入这个国家的血脉,激励着人们在新的时代进行新的"长征"——去攻克贫困、落后、发展不平衡等一个个新的"娄山关"和"腊子口"。这或许就是中国能够不断创造奇迹、走向复兴的深层密码。
更新时间:202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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