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六街鼓歇行人绝”宋朝“夜市通宵不绝”

《唐宋之变》作者：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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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我们讲到宋代怎样在皇帝的钱袋子、婚姻和国家权力之间划出公私边界。这一节，我们走出宫门，看看普通人的城市生活。

假如你能在两个晚上穿越时空：第一个晚上来到盛唐长安，第二个晚上来到北宋东京。两座城市都繁华，夜色却完全不同。在长安，鼓声响起，坊门关闭，街上很快安静下来；在东京，酒楼刚点亮灯笼，摊贩还在吆喝，瓦舍里的演出可能正到热闹处。

那么，为什么只隔两三百年，中国城市的夜晚就像换了一种生活呢？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聊聊。

长安一入夜就关门

从空中看唐代长安，它像一张整齐的大棋盘。南北和东西道路垂直相交，把城区分成一百多个方格，这些方格叫作“坊”。居民住在坊内，坊的四周有墙，出入要走坊门。商业则主要集中在东市和西市，店铺、货仓和旅馆也被围在市场之中。

这套设计看上去规整、壮观，也方便管理，却不完全按照居民的生活需要运行。你住在城东，想买某样东西，可能要赶到指定市场；你明明看见隔壁坊有生意，也不能想开门就开门。城市更像一座分区严密的大营盘，秩序优先于便利。

真正让现代人不习惯的，是它对时间的管理。傍晚街鼓响起，城门、坊门依次关闭。坊门一关，居民只能留在坊内，不得随便上街。按照唐律，无故夜行可能受到处罚；真有急事，还得携带官府准许通行的凭证。

长安的市场同样定时开关。中午前后开市，日落之前便要散场。唐文宗时，朝廷甚至专门下令禁止夜市，因为民间已经有人偷偷在坊门附近交易。白天的长安人声鼎沸，到了夜里，却是“六街鼓歇行人绝”。热闹与安静的切换，不由消费者决定，而由鼓声决定。

东京为什么不打烊

到了五代和北宋初年，战争与长期失修使许多坊墙消失。宋朝建立以后，东京仍保留“坊”的名称，但坊已经不再是一座关门上锁的封闭小城，而逐渐变成开放社区。店铺从指定市场走上街头，住宅、茶坊、饭店、客栈和酒楼混在一起，商业顺着人流自然生长。

一开始，宋朝还保留较短的宵禁。唐代宵禁大约从晚上七点持续到次日凌晨四点，北宋初年则缩短到午夜以后开始、凌晨四五点结束，真正不许上街的时间只剩四五个小时。到了宋仁宗时期，连街鼓也逐渐停用，夜市终于不再需要等官府敲钟批准。

于是，东京的夜晚亮了起来。《东京梦华录》记载，夜市常常营业到三更，稍作停歇，五更早市又重新开张。冬天下着风雪，也照样有人摆摊。酒楼茶坊里笙歌不断，街边有人卖吃食，马行街上燃烧烛油，不只是照明，也能熏走蚊虫。整条街彻夜明亮，热闹得连蚊子都找不到落脚处。

宋仁宗有一天深夜在宫中听见丝竹歌笑之声，问宫人外面为什么这么快乐。宫人告诉他，声音来自民间酒楼。仁宗感叹，正因为宫里冷清，外面才显得这样快活。这个小故事很有画面感：皇帝住在深宫，反倒成了城市夜生活的旁观者。真正掌握夜晚的，是出门喝茶、听曲、吃夜宵的普通人。

空间限制和时间限制一松，城市就不再只是一处行政中心。它成了随时可以买卖、交往和娱乐的公共空间。城市规划也从“人必须服从格子”，转向“街道跟着人的需要生长”。东京看起来没有长安整齐，却更接近日常生活。

谁成了城市主人

城市开放以后，登场的不只是大商人。沿街开店的掌柜、手工业者、外来雇工、船夫、脚夫、艺人、说书人和小摊贩，都在共同制造城市的繁华。他们未必拥有土地，也不一定依靠宗族生活，却能凭一门手艺、一间铺面或一份劳动留在城里。

最能体现市民文化的地方，是瓦舍和勾栏。瓦舍像大型娱乐中心，里面划出不同表演场地，叫作勾栏。观众可以买票看说书、杂技、傀儡、蹴鞠、舞蹈和戏曲，也能算命、喝茶、买零食。有的表演从白天持续到深夜，遇上风雨严寒也照常开场。

这些节目和宫廷宴乐不同。艺人要靠观众吃饭，观众不喜欢，下一场就可能没人买账。故事必须好听，包袱要能让人发笑，表演也得不断翻新。普通人的口味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影响文化生产。词曲、话本和戏剧不再只围着帝王将相打转，市井生活也成了值得讲述的题材。

大量人口涌入以后，东京和临安的居民区、商业区越过城墙向外延伸，有些地方甚至城外比城内更热闹。户籍、消防、治安、救济和市场管理，也成为政府必须单独处理的城市问题。

所以，“市民登场”不是说宋代突然发明了“城里人”，而是城市居民第一次以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进入历史。他们消费、娱乐、雇佣劳动，也形成自己的习惯和公共需求。城市的主角不再只有官署和宫殿，还包括千千万万要吃饭、挣钱、找乐子的普通人。

生意人怎样抱成团

城市消费扩大，商人也开始分化。坐在店里经营的叫“坐贾”，往来各地贩运的叫“行商”。宋人概括说，大商人囤积货物、掌握信息，小商贩沿街叫卖。大店背后可能连接仓库、运输和批发网络，小摊则把货物送到居民眼前，两者共同撑起城市市场。

生意做大以后，单个商户很难独自解决所有问题。货物如何运输和保管，价格怎样协调，税额怎么分摊，遇到纠纷由谁出面？于是，同一行业的商户逐渐组成“行”。行会可以联系同行、分配官府要求的采购，也能制定质量标准，协调价格，代表商户与官府交涉。

行会并不等于现代商会，它也可能限制竞争，强迫成员承担税费。但它至少说明，商人已经不再只是各自为战的散户，而能够以群体身份处理公共事务。城市里除官府和宗族之外，又长出一种由职业和利益连接起来的社会组织。

宋人的民谚说：“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另有一句说，行商的船只往来兴贩，有钱人不会把金子锁在家里不动。这些朴素的话，反映出财富观念正在变化：钱不只来自占有土地，也来自流通、经营和服务。

士人、官员和宗室也难以完全置身商业之外。传统观念仍把商人排在士农之后，现实生活却早已“尽是经商买卖人”，商业活动正渗入更多社会阶层。

宋代城市革命真正改变的，是生活的组织方式。商铺可以沿街生长，夜晚可以继续消费，陌生人可以凭职业合作，普通人的需要也能反过来塑造城市。推动这一切的，不是哪位皇帝画出一张宏伟蓝图，而是无数人开门营业、赶路运货、登台表演、结伴做生意的共同作用。

所以，宋代人的夜生活为什么突然热闹起来？因为坊墙、宵禁和固定市场的限制逐渐松开，人口流动与商品交换不断扩大。当城市开始按照人们的需求运行，灯火自然会亮到深夜，市民也就真正站到了历史舞台中央。

好，有关宋代街市、夜生活和市民社会，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将继续走进宋代商业世界，看看一张薄薄的纸，为什么能够价值千万？纸币、证券和政府采购，又怎样改变国家与商人的关系？让我们下节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