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一奸相蔡京真只是个贪官？他亲手建起中国最早国家福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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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蔡京，为何却主导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系统的国家福利工程？一个被骂了九百年的"六贼之首"，又是如何在十二世纪的中华大地上，搭建起一套涵盖养老、医疗、助葬的庞大社保体系？

通过政府兜底实现皆大欢喜的逻辑,早在数千年前就有人尝试过。例如汉朝规定六十岁以上者免除人头税和徭役,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的孤寡老人,朝廷还会给予五保户待遇,衣食住全部包办。

活到七十岁者更可自动解锁朝廷授予的鸠杖,持此杖者可自由出入官府,甚至可以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行走。至于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地方官吏每月还会发放米、肉、酒、布帛等物资,甚至皇帝会亲自赐予高龄老人滋补养生之物。

那么北宋末年的社会福利究竟是怎样出现、又如何消失的?蔡京设计的这套社会福利制度,是否真的能把老百姓伺候得舒舒服服?

说起蔡京推行的这套社会福利,还要从北宋新旧党争的背景讲起。王安石主政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理财政策,统称王安石变法。

用王安石本人的话说,就是"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简言之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希望通过国家调控财富、调剂社会缺口。然而许多政策,写在纸上是一回事,推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以青苗法为例,收成不好的农民可以向朝廷借钱,次年还款时朝廷收取两成利息,按理说是不错的政策。可到了执行环节,明明农民日子过得不错,官府却强行逼其贷款,平白背上债务,百姓不堪其扰,怨声载道。

对此,司马光、韩琦等旧党成员主张不要再折腾;而新党则认为变法的大方向没有错,只是下面有人执行偏差,只要细化规则就能解决。新旧两党争执不下,到最后变法甚至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再无人去琢磨其合理性。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徽宗登基一年后亲政,他将年号改为"崇宁",即尊崇宋神宗的"熙宁"年号。这一政治信号的含义不言而喻，徽宗意在继续推行变法。于是新党骨干蔡京登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套覆盖养老、医疗、助葬的福利体系。

崇宁元年,即徽宗亲政的第一个年头,朝廷便在蔡京主导下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当时需要解决的几大难题，包括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以及死后的丧葬问题。

针对低收入群体，朝廷在各府州县广设居养院，收容社会上的鳏寡孤独、贫病废疾不能自存者，相当于为今天所谓的弱势群体、农村五保户提供食物、衣服与住处。

执行标准是：成人每日给米七合，约合今天的七两多，孩童减半；除米粮外，每人每日另有十文零用钱，冬天还有相应的取暖费。宋哲宗年间曾有官员指出:"饥穷之人日得食钱之资，升合之米，则不死矣。" 可见这些福利足以满足一个人的温饱。

针对医疗问题，朝廷设立了安济坊，专门为无钱治病的贫苦百姓提供医药，相当于早期的免费医疗与公立医院。在安济坊之前，唐代有悲田养病坊，宋初也有福田院，但这些机构规模有限，对于天下看病难的群体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换句话说，蔡京所做的事，是把福利转化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刚性制度。这套福利制度不仅照顾生前困难者，对死后困难者也一并负责。因为在中国古代，善待死者一直都是德政的标志。

为此，蔡京设立了漏泽园，相当于今天的公办公墓，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安葬的人，由朝廷出面入葬。这样的助葬福利在宋真宗、仁宗时期便已出现，不过彼时朝廷安葬仅局限于佛寺和近郊，未推广至全国。

宋神宗时期曾下诏令州府各县，圈下无主荒地，专门用来安葬无主尸体，并委派僧人管理，设仵作等执事人员，漏泽园制度才逐渐成型。同时在下葬过程中，如果条件允许，则记下姓名、年龄、下葬日期，墓穴至少深三尺。

单看蔡京这套福利制度设计，养老送终、治病教育皆为老百姓兜住，"仁政" 二字似乎当之无愧。可以说，这套顶层设计放在十二世纪的地球上，估计没有第二个国家做过类似之事。

徽宗皇帝看到这套政策后心花怒放，直接将其吹捧为太平盛世的第一功绩，逢人便夸自己爱民如子、开创千古盛景。当然，蔡京能做出这种改革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爱民如子，背后依然离不开新旧两党的变法之争。

王安石变法时期便考虑过社会福利问题，当时也有调剂贫富、救济贫民的政策，但司马光等人认为官府不宜介入社会救济太深，否则容易滋生腐败、扰民生事。新旧两党争了几十年，大宋朝廷从中得不到半点好处。

到了徽宗朝，蔡京获得皇帝信任，开始主导变革，自然需要做点什么来树立自身权威。而把政策倾斜到民生领域，正是再好不过的一招。毕竟旧党总说新政害民，这一次就偏要搞一个社会福利，堵住悠悠众口。

再加上宋徽宗刚刚登基，此前的形象不过是个只知吃喝享乐的轻佻王爷，因此他比谁都想做明君圣主，比谁都向往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的人间理想。蔡京在官场上混了多年，早就学会如何揣摩上意，这套福利制度正是冲着皇帝的痒肉而来。

无论蔡京推行这套制度的初心是什么，这些政策看起来确实利国利民，可到了具体落实环节，就显得无比荒唐了。为了避免新政陷入 "三分钟热度" 的问题，最大程度调动官员的主观能动性，蔡京破天荒地将这些福利政策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中。

某县的居养院今年少收了几个老人、隔壁的安济坊少治了几个病人、漏泽园少埋了几具尸体，一经查出，马上就能自上而下弹劾问责。在这样的压力下，全国州县不约而同地把建设福利院当作首要任务。比如前线军粮短缺，只要金国不来打秋风，那就可以先缓一缓；

老百姓税负太重也可以忍一忍；地方治安太差，也能先放一放；但福利政绩必须做好，做到极致。那么如何才算做好呢？当时朝廷对安济坊的管理制度规定，每个安济坊都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夫，登记收治人数和死亡人数，年终岁末汇总时按治愈率定奖惩。

若三年内治好一千个病人，便可获赐紫衣、度牒各一道。结果为了凑足徽宗所要的治愈比例，地方官专门把当地武校健身房里八块腹肌的小伙子拉过来，装模作样地送进安济坊看病，就说是头疼脑热、浑身不适，过几天再装模作样痊愈出院。

如此一来，住院有记录、出院算治愈，账簿上的数字便非常漂亮。至于真正需要看病的人能否排上号，根本不在考核表上，官员哪有工夫去管。陆游晚年写过一篇《书安济法后》, 其中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

由于安济坊里都是来凑数的病人，好郎中对这套荒唐的考核心知肚明，因此纷纷远离安济坊，不愿前往充任医师。进入其中的大多是一些庸医。当时越州有个庸医叫林彪，靠着自学一本《神医速成》, 也敢打着华佗在世的名号给人开方卖药。

然而他的水平实在不堪，正经人家没人请他瞧病，几年过去他仍在温饱线上挣扎。等到蔡京推行福利政策后，当地安济坊缺少医师，考核指标压下来，地方上开始四处拉人充数，林彪便冒用他人之名进去，装模作样地给人看病。

他把手往别人脉搏上一搭，就说是气血两亏，治疗方案要么是大补要么是静养，反正传统医学都是这套说辞。偶尔碰上个头疼脑热的能自愈，这样一来反倒显得他医术了得。林彪就这样混了个温饱，而被他乱开药方耽误治疗的人，则不计其数。

这一整套做法在政治学上被称为 "专制政权的超稳定性表演"。换言之，宋徽宗与蔡京需要通过这些政策工程为世人营造出太平祥瑞和仁政的幻象，以证明自身政治路线与治理成果的伟大、光荣、正确。

而地方官员为了向宋徽宗献媚，便只能不停地卷福利，给这位爱慕虚荣的宋太宰以满足。天底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么美好的一套福利制度，必然需要银子作为支撑。为了维持这套庞大的福利体系，国家常平仓的钱粮也得拿出来充当运转资金。

而常平仓本是大宋的救命钱和应急储备，乃古代王朝遇到灾年荒年用来应急兜底、平抑物价、安抚流民之用。源源不断的福利开支，直接掏空了全国的常平储备。既然国库没钱了，就得再苦一苦老百姓。

反正这笔社会福利也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按照官方说法，这叫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是上面的压力层层下压，最终变成了向民间富户的强行摊派。而且在这一系列惠民政策中，还存在非常严重的救济对象不实、冒名顶替现象。

政和四年，即 1114 年，便有大臣专门向宋徽宗反映这一问题，指出地方官员往往以亲戚故人之名虚立名册，即让自家亲友冒领福利，而真正需要救助的鳏寡老人，一点福利都拿不到。除了地方官员让自家亲友冒领外，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也常冒领这些钱粮。

北宋著名理学家杨时便记载:"居养院所养之人只扶浪游手之徒。" 说的正是这种现象。与此同时，这些救助钱粮还经常被底下的人挪用克扣，到了南宋，这些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于是 "贫者乐而富者扰"，底层穷人躺平享福、衣食无忧，中产富户则被层层盘剥、苦不堪言。朝廷赚了仁政美名，官员捞了升迁资本，但所有的代价都甩给了民间百姓。

众所周知，宋朝宫廷里时常会演一些杂剧，这些杂剧经常针砭时弊、拿当权者开涮，而当权者也要保持风度，不能生气，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整治艺人。

既然这套社保福利政策搞得天怒人怨，当时的戏班子便在宫中给皇上演了一出戏：剧中艺人分别扮作儒生、道士、和尚，各自赞颂本派学问。

台下看戏的宋徽宗受此讽刺，沉默良久，但也没有怪罪这些唱戏的艺人。是否正是这出杂剧给徽宗带来了启发，如今不得而知。宋徽宗执政期间确实下过圣旨，斥责各级官员执行时的一些抽象行为。

他说朝廷只是兜底孤寡贫弱，让百姓安稳度日，但你们大肆铺张、扰民耗财，完全本末倒置。可问题在于，皇上只骂乱象，不改规则。核心的考核制度不动，官员的升迁逻辑不变，大家只好继续阳奉阴违，回到任上继续卷社保福利。

直到宣和二年，距离靖康之变已剩不了几年光景，朝廷实在扛不住财政亏空，才终于出台新政策，统一福利标准、严控开支，同时监督各级官员的内卷行为，徽宗朝以来各级官员的内卷之风才算得到遏制。

等到靖康元年钦宗即位、金兵南下，蔡京被强制 "休假式治疗", 贬为节度副使，一路被贬谪至岭南，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则一股脑儿被扣上 "奸臣之政" 的帽子，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今天有许多人说蔡京这套福利体系是现代福利社会的老祖宗。

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的朝廷恩惠与现代福利确实都是国家推行的社会财富再分配，都带有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特征，似乎都含有社会公平的意味。但二者的制度基础其实截然不同。朝廷恩惠的核心逻辑是朝廷掌握一切，它能给你钱，也能干别的。

宋朝士大夫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都会引用《管子》中的一句话:"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 在古代皇权社会中，统治者通过自身威权去夺富济贫，救济的有无、标准的高低完全依托于朝廷意志与财政状况，君主一纸诏令便可收紧、缩减，甚至停办。

换言之，宋徽宗那个皇权专制时代所搞的这些所谓福利，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福利，而是帝王对天下苍生的一种恩赐。在这里，皇帝是主角，老百姓只是皇权表演所谓仁政时的道具。

甚至有没有这玩意儿，不仅要看皇帝个人的喜怒，还要看基层胥吏的脸色与你的人脉关系，这点所谓的福利随时都可以被夺走。而现代社会的社保福利，公民是权利的主体，到个人手中的福利是基于法律确认的社会契约，有或没有，都要通过议会决议。

换句话说，宋徽宗这样的帝王搞福利，其核心目的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如果有人穿越回几百年前告诉蔡京，说他这一套东西比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早了好几百年，蔡京恐怕会先惊愕、后愤怒。

毕竟雷霆雨露俱是天恩，竟敢跟皇上谈权利、说政府是服务型机构，能有此言论必定是刁民，到时候都得给带回去严加审问，看看是否与梁山贼寇有所勾结。

回望这位四度拜相、掌权长达十七年的权臣，蔡京的历史形象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水浒传》里他是高俅背后的靠山，《宋史》中他位列 "六贼之首", 死后连棺木都被勒令不得用楠木；

然而苏轼、司马光都曾公开称赞其才干，他亦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 "宋四家", 书法登峰造极。福建莆田出土的北宋政和七年石碑亦记载，蔡公倡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岁所活贫病者逾二十万。

居养院日给米一升、钱十文，病者加药饵；安济坊比欧洲公立传染病医院早四百年，首创病历登记与分科诊疗；漏泽园则统一规划、植树立碑、定期祭扫，规模远超苏轼在杭州所建的安乐坊。

然而历史的讽刺也在此刻拉满，这位民生实干家最终将福利体系异化为政治工具：居养院收容由 "贫病" 变为 "顺从者优先", 安济坊医师须呈报舆情，漏泽园墓碑刻字要经开封府审核；他发行 "当十大钱" 短期充盈国库，却引爆恶性通胀。

靖康元年金兵围城，汴京饥民抬出他钦定的《居养院膳食标准》质问，他仓皇南逃，途中竟因无人肯卖食物给他，饿死于潭州陋巷，临终前最后一餐，不过是家人偷偷塞进袖中的十几块蒸饼。

蔡京不是忠奸二分法所能切割的脸谱，而是一面映照体制困局的铜镜：当改革失去监督，善意便会溃散为特权；当财政脱离民生，繁荣终将坍缩为灰烬。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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