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曾预言：20年或50年后，日本和美国都将更强大，中国呢？

巴菲特为什么敢说日本和美国在20年或50年后都会更强大？一个深陷少子化、经历多年停滞的国家，凭什么让“股神”押下重注？

如果把目光投向中国，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从过去的态度里能读出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看清日本眼下面对的困境与机会。

巴菲特对日本的信心并非一时兴起。伯克希尔从2020年开始买入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到2025年，持股比例已接近10%，收益相当可观。2025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他再次重申，这些股票打算持有50年甚至更久。

早在2023年赴日接受采访时，他就明确表示，美国和日本在未来20年或50年后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个判断有市场表现作支撑：那几年日股涨势强劲，一度在全球主要市场中领涨，日经指数还冲破了1989年泡沫时期留下的历史高点。

不过，股市上涨不等于问题消失。谈到日本整体的产业竞争力，最让人担忧的仍然是少子化。

2022年日本新生儿只有77万人，跌破80万大关，而且比官方此前的预估来得更早。日本甚至用“异次元”来形容这种状况，可见出生人数已经低到极不寻常的程度。

少子化在日本不是新问题，处理了很多年，始终没有解决。全球普遍缺工，日本还有没有办法扭转局面？还是只能任其恶化？

甚至有人担心，长此以往，大和民族可能真的会走向消失。这种焦虑，折射出日本社会对未来的深层不安。

回顾历史，日本在1990年代就把少子化列为最优先的政治议题。台湾地区大约在2010年前后才把它当成重要课题，比日本晚了约20年。可从结果看，日本的对策并不成功，出生人数一直在减少，几十年的投入没有换来扭转趋势的效果。

问题出在哪里？是政策方向错了，还是力度不够？以育儿津贴为例，到底是津贴本身没用，还是给得太少？

日本自己也说不清楚。正因为无法确定，又不敢放弃任何可能，政府把许多补贴都放了进去，结果每项只给一点点，效益严重分散。

从目前看，解决少子化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是开放移民。但日本是一个相当排外的民族，对外来文化有一定抗拒，社会也较为封闭，许多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并不方便。这种文化与社会层面的门槛，比任何一纸政策都更难跨越。

尤其日本是一个全日文社会，用英文工作或许还行，日常生活却相当吃力，无论购物还是各类公共标识，英文指引都非常少。相比之下，台湾地区公共环境的英语化程度更高、更深入。语言障碍，成了外国人扎根日本的第一道坎。

日本政府也想开放，但无法一下子大幅放开，于是采取渐进方式，先从白领阶层入手。具备专业能力的外国白领，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居留资格，留在日本工作。这一步看似保守，却是日本在排外传统与劳动力缺口之间找到的折中路线。

过去的情况截然不同。外国人在日本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只能找与所学科系相关的工作，限制非常多。

念经济的不能进制造业，不是工科背景也进不了制造业，念流通的不能去别的部门。条条块块的规定，让很多人拿到学位后只能选择回国。

这和许多人在美国取得学位后顺利留下的情况完全不同，说到底是日本自己设下的门槛。近几年，日本放宽了规定，不再设专项限制，只要在日本取得学位，就有很大机会留下工作，工作满一定年限后还可能取得永住资格，这对外国人来说是不小的开放。

但生活环境只是一方面，日本企业的薪资能否比得上国际大公司，同样是外国人才选择时的重要考量。所以这不是单一政策能解决的问题，而需要一整套配套措施，从居留、就业到收入，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从目前看，日本似乎还没有提出一套整体、循序渐进的少子化对策，仍偏向补贴思路：过去补贴不足的地方加码，过去限制严格的地方松绑，却没有设计出新的应对框架。补丁式的修修补补，很难触及问题根源。

少子化不只是社会问题，还牵涉教育、经济、产业和语言等多个层面。如果不能通盘解决，日本的少子化短期内很难看到明显成效。这也意味着，日本经济的长期隐忧依然存在，任何乐观判断都必须把这个变量考虑进去。

有意思的是，日本对外来人口或许有些排外，但对外资却是敞开怀抱。事实上，不只日本，几乎每个国家都欢迎外资。近年来，美国等国际投资者和企业对日本的投资力道明显加大，日本已成为伯克希尔在美国以外最大的投资地。

巴菲特认为，日本企业长期被低估，他也信任这些企业的经营。从政策面看，日本短期内不太会大幅调整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不易剧烈波动，可望维持低位，投资者不必过于担心卖出股票、资金汇回时遭遇汇兑损失。

综合消息面、基本面和政策面，日本股市确实被一些人视为值得投资的标的，但要投就得及早进场。不过若要长期持有，企业获利就必须成长；如果获利停滞，又没有配股配息，对投资者而言并不划算，短期行情终究撑不起长期价值。

日本企业长期被诟病的是结构问题：交叉持股，加上年功序列制带来的高人事成本，以及终身雇用制，让外国投资者怀疑长期持有日股是否明智。日本若想留住这些资金，就必须扭转形象，推动企业结构调整，让经营真正与世界接轨。

在这方面，商社被认为是最容易与国际接轨的企业类型。日本投资银行很少，商社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掌握第一手海外资讯，进行布局投资获取收益，或为企业提供建议。这正是巴菲特看中五大商社、并打算长期持有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中国呢？巴菲特在谈日本和美国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从他过往的表态看，他对中国经济一直相当认可，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未来也会有良好前景。这份认可，与他对日美的乐观并不矛盾。

换个角度看，巴菲特押注日本，看重的是被低估的企业价值和难得的结构性机遇；他对中国的肯定，则更多着眼于长期积累的发展成果与潜力。不同国家走在不同阶段，各自面对不同课题，“更强大”的路径也不尽相同。

回到日本自身，它能否借半导体东风迎来旭日东升，还是陷入“失落的40年”？放眼未来十年，全球供应链大转变带来了日本30年来前所未有的契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日本都会在供应链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日本善用这次重组，打造一条由自己主导、具有影响力的供应链，就可能形成推动下一阶段成长的产业火车头。加上许多日本企业在这一波浪潮中纷纷回流本土，这一现象同样值得重视，它意味着制造能力与投资正在重新向国内集聚。

如果日本还能有效解决缺工问题，国内消费就会扩大，经济便可能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所谓正常，并非只有景气，而是有起有落的正常循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长期停滞。能否走出停滞，关键仍在人口与结构两道难题。

总的来说，巴菲特的预言既有日股上涨和企业价值被低估的支撑，也离不开供应链重组带来的历史性机会；但少子化、排外与企业结构等难题，仍是日本必须跨越的门槛。至于中国，他的认可从未缺席。机会摆在眼前，最终还要看各国能否真正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