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得出答案：是这些因素导致的

去年春天，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发现了一个新现象：拖着大包小包购物的外国游客明显多了。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优化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全面推广，不少老外来上海逛一圈，买走一堆东西，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人肉代购”。

几乎同一时间，上海一批人均三四百元、有点小情调的中档餐厅，哪怕开了很多年，也接连关门。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在一档宏观对谈里被放到了一起解读：一座城市的人口结构正在悄悄换血，有人离开，有人进来，消费也跟着换了一副面孔。

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先从城市的细节里冒出来，最后才落到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上。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得出答案：是这些因素导致的。

这个看上去有些吓人的判断，和上海餐厅的兴衰、年轻人的就业、老一辈的消费习惯，其实是同一条人口曲线在不同位置投下的影子。先看最新的数字。

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0489亿，全年出生792万人、死亡1131万人，人口比上年减少339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的23.0%；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9%。

死亡人数为什么会持续上升？答案藏在半个多世纪前。

上世纪五十年代，战乱刚刚结束，生活安定下来，一年就有两千多万个孩子降生；经历一段低谷后又迎来补偿性生育高峰，1963年出生人数达到2954万的历史纪录，此后十余年每年仍有两千五六百万新生儿。两波浪潮叠加，为中国增添了约4亿人口。

人口基数和年龄结构决定了一个现实：未来一段时间，死亡人数仍可能阶段性上升。它不是某一年突然发生的异变，而是庞大人口队列进入高龄阶段后的自然结果。

另一个因素是医学进步。

建国初期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一场肺结核、天花或严重腹泻就可能夺走生命；随着疫苗普及、卫生体系建立和医疗技术进步，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9.25岁。

寿命延长让死亡被推迟、被集中，大量人口在相近的年龄段走完一生，死亡高峰便显得格外陡峭。这不是社会出了问题，而是几十年前“生得多”和今天“活得长”共同开出的一张时间账单。

真正需要准备的，不只是殡葬和医疗资源，更是养老、照护、社区服务和家庭支持体系。人口结构变化慢，却会把每个城市、每个行业都重新塑造一遍。

人往哪里走、在哪里安家，决定了一座城市未来的年龄结构，也决定了几十年后这座城市要面对多少老人。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在消费上的分化，是对谈里另一个关键观察。

主持人说，老同志一般不会花太多钱，他们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是全社会最安全的，养老有保障、房子有着落，真正让他们操心的只剩孩子一件事。所以左右家庭消费的，说到底是年轻人的就业：孩子工作稳了，父母才敢花钱；孩子找不到工作，全家都会勒紧裤腰带。

他们还谈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人老了，如果不再学习，就很容易陷入怀旧。主持人说，像巴菲特、芒格那样活到老学到老的人，才能与时俱进地看懂新趋势；大多数人退休后五到十年，就会像父母那样总念叨年轻时的事。

如果一个人恰好握有巨大的权力，又不再与时俱进，他就会希望世界回到自己青壮年时的样子。那时的美国制造业全球第一、美元独步天下、财政还有盈余，这正是一些人念念不忘的“美国伟大”。

用这个视角看当时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倒也不难理解：一个老龄化的领导层，想把世界拉回自己记忆中的模样。

对谈录制前后，美债收益率飙升、金价快速上涨，主持人的解读是：过去二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美元印得太多，这些钱大多握在超大型基金、主权基金和各国政府手里，能买的资产品种非常有限，只能集中在美债、其他主权债、指数类产品和黄金上；一旦某个品种出现配置压力，资金就会在少数几个篮子之间剧烈挪动，美元不会立刻崩溃，但长期的信用侵蚀已经开始。

在关税问题上，他们的分析也很冷静。

中国出口里占比最高的机电产品，2025年已占出口总值的61%，同比增长8.4%。其中对美出口的部分也涉及外资企业在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对这部分加税，不只是中国企业承受影响，外资企业同样会受到冲击，美国短期内也不容易找到替代品；另有一些产品，或者美国无法短期替代，或者中国拥有特殊竞争力，比如昆山的儿童推车制造企业，在相关细分市场就有很强的竞争力。

全球供应链最终会走向苹果、特斯拉那样的格局：美国市场由本土或第三国工厂供应，全球其他市场由中国供应，中国企业则在全球布局多元化。

他们还提到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细节：关税只针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不在内，而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常年是三百多亿美元的顺差。

一件成品要十块钱的商品，如果拆成零部件出口，货物本身的申报价值可能降低，剩余部分可能涉及产品设计费等服务费用。但这些费用能否单独计入服务贸易、是否需要计入进口货物的海关估价，还要看具体交易安排和海关规则，不能简单通过拆分付款来规避关税。

合资车企每卖一辆车向外方总部支付品牌授权费，跨国互联网公司用技术授权费把海外利润转回总部，都是同样的道理。在主持人看来，这类安排会让贸易数字和真实的利益分配越来越不一致。

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也是他们反复强调的信号。那段时间，一家营利性的民营医院集团、一家互联网金融创业企业先后赴香港上市。

主持人总结了一条规律：中国任何一个行业，在经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第一轮循环之后，治理结构和规则会被完善，等到第二次开放、对外资完全放开时，往往也意味着对民营企业放开。

这对一个正在老龄化的社会尤为重要，医疗、养老、健康服务恰恰是银发人群最需要的行业，越早引入更多市场力量，未来面对死亡高峰和养老压力时，就越有供给去承接。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就能看清死亡高峰背后的完整图景。

它不是孤立的数字，而是一条人口曲线走到了新的位置：最庞大的一代人正在老去，出生人口跌到新低，城市里的人口在流动中换血，年轻人的就业决定着家庭的消费，老一代的资产负债表最安全却最不爱花钱。

死亡人数上升，意味着养老、医疗、殡葬等需求会持续增加，也意味着大量房产、存款和企业将完成代际传承，这对楼市、金融和消费的结构都会带来深远的变化。我认为，面对这样的人口大势，与其恐慌，不如提前准备。

对国家来说，要把养老和医疗体系建得更扎实，让银发群体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更要稳住年轻人的就业和收入，因为他们是未来几十年支撑社会的中坚。

对城市来说，谁能吸引年轻人落户安家，谁就能在人口收缩的时代保住活力，上海放宽落户、香港引进人才，都是这个道理。对家庭来说，则要正视父母的养老和自身的晚年规划，把时间账单算在前面。

死亡高峰终究是一代人生命周期的自然谢幕。那一代人在最艰苦的年代出生，撑起了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如今陆续走完人生。

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人口统计里的一个个数字，还有一个已经大不相同的国家。如何让新一代人接好这一棒，是比死亡人数本身更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