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晚清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把关税自主权拱手让人；几十年后，一个贫弱不堪的民国，竟想凭一己之力把这道门重新关上。洋货堆满码头，国货连厂房都出不去—拿什么护？加关税、搞国货、立法保护，该做的都做了，可结果呢？这段历史，到底留下了什么？

保护本国企业，是我国入世后被频繁提起的话题。加关税、搞补贴、国产替代......这些词汇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从芯片到新能源车，从大飞机到高端装备，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轮番上阵，大家都在喊“把关键产业握在自己手里”。

可以说，现代国人对此的认知是极其充沛的。

其实，翻翻历史，大家会惊讶地发现：这套玩法，贫弱的民国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就玩过了，而且，他们玩得还很认真。

民国时期，洋货布满全国，洋火、洋布、洋油、洋烟等等，带“洋”字头的商品堆满了中国的码头和柜台，本土企业被挤得连口汤都喝不上。

而且，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约束，海关都不能自主，关税被别国掌控，根本无法出台相关法律控制洋货进口价格。

由此带来一个恶果，别国的产品可以以几乎零关税的低价进入我国，本国的产品本来就竞争力差，叠加上别国产品的价格还低，因此，本国产品还没出厂房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种局面，不管是北洋军阀也好，还是国民政府也好，谁上去执政，谁就要操心这个事，谁都得急。

所以，哪怕民国政府看起来软软弱弱，内忧外患一个接一个，但是，他们在这件事上还真没躺平。关税自主，咬着牙也要拿回来；国货运动，从上到下都在喊“用国货”；立法保护，专利法、公司条例一样没落下。能用的招基本都用了。

那个年代的人，其实比我们现代人更清楚一个道理：自己的产业自己不护着，就没人替你护着。

当时的政府都为此推出了哪些举措？

一：拿回关税自主权，筑一道墙

在那百年屈辱时期，我国海关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可以追溯到清朝于1842年签订的第一个近代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该条约中规定的协定关税，税率只能是“值百抽五”，也就是5%。这个固定的低税率，让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几乎不受任何阻力。

如果想提高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对不起，条约不允许，想提都没底气提。

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谈判先后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12个国家签订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条约。

于是，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民国海关进口税则》，其中规定，民国于1930年2月实施新税则。

这份新税则采用七级差别税率，从7.5%到27.5%不等，首次打破了几十年来“值百抽五”的铁律。

此后，国民政府又三次修订税则，到1934年，进口货物的平均实征税率已提高到27%左右，有专家估计，1934年的税率是1929年之前的7倍。

在当时，棉纺织业是国民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棉纺织业也是民国时期就业最多的行业之一，技术要求不高，有跟外国产品竞争的先决条件，而且，棉纺织业是“衣食住行”中排第一的产业，如果国民连穿衣的价格都要外国人来制定的话，肯定就是国将不国。

国民政府通过税率调整，使得从外国进口的成品机制棉布进口量迅速下降，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在价格保护下，基本完成了从初级到高级产品的进口替代。

当然也得说句公道话，当时制定这些关税举措的首要目的还是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受制于列强压力和国内财政需求，保护作用依然有限。

但不管怎么说，从5%到27%，关税翻了好几倍，总算是把墙垒起来了几块砖。

二：国货运动--老百姓用脚投票

因为在那个时期，国家积弱，有那么一些“洋人的东西就是好”的思想基础扎在国民心中，所以，要跟洋货竞争，仅仅加关税还不够，还得指望老百姓用脚投票。

国货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前夕，长达40余年。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全国再次掀起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同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展提倡国货运动，北平国货陈列馆在正阳门箭楼成立。

到了30年代，官方更是把每年定为不同主题的“国货年”，比如：1934年是妇女国货年，1935年是学生国货年，1936年是市民国货年......上海《申报》每周发行国货增刊，各地还定期举办国货展览会。

当时，也发生过许多民族企业家借助民族情绪和外国商品对抗的故事。

民国初年，日本“金刚石”牌牙粉行销中国市场，有一个叫陈蝶仙的文人，于1918年创办家庭工业社，也生产牙粉，取名“无敌”牌，上海话“蝴蝶”与“无敌”谐音，他就用蝴蝶做自家商品的商标。

那个年代，觉醒运动经常爆发，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再到济南惨案，叠加上日本侵略我国之心，路人皆知，全国民众持续抵制日货，陈蝶仙抓住机遇大力宣传国货。“蝴蝶”就这样咬碎了“金刚石”，成为国货战胜洋货的著名事例。

还有一位叫方液仙的民族实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他与上海9家国货工厂联合举办“国货临时联合商场”，低价销售18种名牌国货。

再如1933年，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在南京路成立，公开打出了“请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号召民众支持国货。

虽然有的企业家是真心想搞好国货，有的企业家只不过是借助这个口号继续搞剥削，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希望“国货当自强”成为国民共识，也得到了国民的大力支持。

国货运动从来不是国民政府单方面的事，丝绸商人、示威学生、妇女组织、普通市民都主动或被动卷了进来。国货与洋货的标签在流通中，把“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灌输给了普通消费者。

三：立法保护--给民族企业撑腰

除了提高关税和发起国货运动之外，民国政府也在立法层面做了不少事。

1912年，中华民国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对发明、改良工艺技术者授予5年专利权，并明确规定“禁止外国人在中国申请专利”。

这份章程的目的很明确：防止外国资本通过专利壁垒挤压民族工业。

1914年，著名实业家张謇主持制定了《公司条例》，该条例首次明确公司法人制度。

同年颁布的《公司保息条例》规定，政府以公债票两千万元作为保息基金，对棉毛织业、制铁业等按资本额6厘保息。

根据张謇的回忆记录，这些法规出台后：“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庆，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1929年颁布《特种工业奖励法》，1932年颁布《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

到1944年，情况又有了变化，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专利法》，首次将外国人的发明创造纳入保护范围。

当然，这部《专利法》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互保护”：外国人所属国必须与中国签订了互相保护专利的条约。

现代有网友为这个事情吐槽说：“1944年那会儿抗战还没打完呢，政府还有心思搞专利法？”

其实，从“禁止外国人申请”到“有条件地允许”，背后既有国内发明创造的需求，也有受到了西方列强外交压力的原因。

根据当时抗日战场上，国民政府所属军队的战绩来看，很难说不是因为战绩差，为了获取外国援助，而对外国做出了妥协。

你想要找外国人要东西，他们又不是慈善家，当然会提出一些条件，这个《专利法》应该就是条件之一。

四：战时统制--不得已的办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战争本身形成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国民政府迅速将平时经济体制转向战时体制，对贸易、金融、物价、物资、工业等实行全面统制。

虽然这些措施的首要目的是为抗战服务，客观上也保护了国统区的民族工业。

客观的讲，民国时期保护民族企业的这些努力，效果是有的，但终归有限。

由于跟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战争导致的财政窘迫、自身薄弱的工业基础，让国民政府推出的保护本国企业和商品的措施，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外国资本和商品的主导地位。

所以，基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绝大多数还是成了买办企业，在当时，或许也只有买办企业能长期生存。

站在历史下游回头看，从争取关税自主到推动国货运动，从立法保护到进口替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政府和民众确实都在想办法。

有网友的评论很实在：“民国时期虽然乱，但在保护民族工业这件事上，从上到下该做的努力一点没少做。可惜生不逢时，内外交困，能撑住就不错了。”

如今，再来总结这段历史，大概能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保护民族企业，既要有政府的政策撑腰，也要有老百姓的真心支持，这两样，缺一不可。

大家怎么看待这段历史，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