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对我党而言，是艰难的一年，这一年国军对我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陕北的局面尤为严重，因为我方兵力不足，胡宗南又带来了二十万大军，所以就连延安都一度沦陷，解放区被敌军占据大半。

而包括毛主席在内的陕北解放军主力，都被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区间，似乎已经覆灭在即了。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这种情况下，解放军肯定是应该利用对解放区的熟悉，在这个区域内继续牵制国军，和敌人打防御战，尽可能消耗敌人，保住剩余的根据地。

但毛主席却并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的是，他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方案，那便是让部队穿过黄泛区，直接插入国军腹地，这也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

但这个计划最大的风险在于，执行任务的刘邓大军，将会全程面对没有后方支援的尴尬情况，若是敌人大军围剿，刘邓大军的风险非常高，很有可能被彻底打散。所以在当时人看来，这个计划不可谓不冒险，那么毛主席为何要这么“一意孤行”呢？他的底气又在哪里呢？

跳出外线

挺进大别山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这是我国的官方评价，也是毛主席本人定下的结论，而且还是邓公一生中最重要的军事功绩，牵扯到两代核心，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评价难免会带些情绪。

本来很清晰的事情，被人反复渲染之后，好像都变得模糊了，但实际上来说，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杰作，容不得质疑。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策划和实施，都是毛主席一贯军事战略思想的体现。而且从毛主席的军事生涯来看，类似的跳出外线的军事谋划，在大别山之前，就已经有至少三次。

第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毛主席主张跳出堡垒线，到沪宁苏常无等敌人核心的无堡垒区进行战略进攻。第二次是红军长征结束后，毛主席亲自指挥了红军跨过黄河的东征，第三次是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根据地向南战略和三路四城。若是加上未能实施的粟裕渡江战略，类似的跳出外线至少有五次。

所以毛主席定下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不可能是一种偶然，而是基于中国现实情况的考量。事实上，毛主席在红军东征的时候，就已经给陕北这个地方定性了：“陕北苏区人少地瘠，因此只能以发展求巩固，而不能以巩固求发展。”

从客观战术上来说，在根据地内线作战有诸多便利，我们也可以以空间换时间的寻找战机，历史上很多著名战役都是在内线完成的。所以到战役一级的指挥官，普遍喜欢内线作战，比如林总在辽沈战役期间，就不肯南下锦州，而是希望打长春，这当然无可厚非。

但从宏观战略角度来说，长期在内战作战，对敌强我弱形势下的局面是不利的，内线作战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转入外线。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自始至终都在寻求扩张。

毛主席的战争生涯中，也多次选择过内线作战，但这普遍都是在根据地刚刚扩张之后。比如中原大战后，苏区就大范围扩张，这就打得起好几次反围剿。再比如抗日战争结束初期，我们的根据地也是激烈扩张，我们才能在东北打得起几次比较大的初期战役，这时都是可以以巩固求发展的。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内线到了一定程度，就一定要转入外线，否则对根据地就是持续性的消耗！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毛主席转入外线作战的实际行动，那么从执行层面上来说，这一战结果如何？

毫无疑问的胜利

我们常说，战报会骗人，但战线不会。

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军先后有六支比较大的队伍南下，刘邓、陈谢、陈粟、中野十纵、十二纵，以及华野二纵。六股力量经过半年时间，建立了九个解放区，其中大别山两个，其他的还有苏中、江淮、豫皖苏、豫西、陕南、桐柏山和江汉。

所以说，我军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是实打实的在向南推进，把和国军决战的战场从北方推进到了中部乃至于南方。

而另一大关键在于，这些南下的部队，在中部和南方建立了政权，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在东北，我们能打大歼灭战，这是因为我们在东北有根据地，有政权，有了政权才有兵财粮情报等等，这些都是作战的依托。

但是到了外线无依托，就连吴化文这种杂牌都能追击我军，所以我们在外线不具备打大歼灭战的能力，可是千里跃进大别山，解决了这个问题。1947年秋到1948年春，这个时间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似乎有些“青黄不接”，大歼灭战很少，其实就是因为部队忙着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我们的政权。

而政权这个东西，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们建立了政权，其实也就等于敌人失去了政权。对国民党而言，中原基层政权的瓦解，直接导致在现地无法筹备起码的粮食和后勤物资，导致整个中原国军的后勤供应只能依赖后方。

然而，后方的补给是必须依赖铁路运输的，铁路那么长，不可能每一公里都派兵把守，这就导致国军后勤线极其脆弱，很容易被偷袭。但是铁路和列车被偷袭之后，物资不是凭空消失了，而是被我军缴获了，这就等于国军在同时向两军提供补给，甚至我军拿到的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国军几十万人的大兵团一旦被我军包围，往往就逃不过一个被歼灭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国军要是还能打赢，那才是见了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