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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并不等于内阁在历次战争中无所作为。

事实恰恰相反，在侵略问题上，内阁与军部往往配合默契，内阁及外务省唱白脸，在军部及前方指挥官发动、扩大战争之际，宣称不扩大事态，以麻痹对手和欺骗国际社会；军部则唱红脸，拼命扩大事态，创造侵略的既成事实。

不过也有相反事例，七七事变爆发后军部曾一度试图尽快终止战争，确保既得利益，而总理近卫文麿则全力推动战争，提出比军部更苛刻的停战条件，天皇裕仁也支持了近卫的战争政策。凭皇军的严明军纪(这是日方特别喜欢强调的一点)，政府及军部怎么可能控制不了局面、制止不了扩张侵略呢?

问题的关键是，自明治以来日本政府制定并坚持对中国奉行扩张战略与基本国策相配套，姑息、怂恿侵略的方针，包括著名的思想家在内积极鼓吹对亚洲的扩张和侵略思想，以及在广大国民、军队中渗透、散布对亚洲国家的蔑视、侵略扩张的意识和国家共识等构成了推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内因和原动力。

1、军部与内阁的关系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亚洲的战争准备直到20世纪中叶的侵略战争失败，毫不夸张地说，举国上下进行的每一次战争并非像一些人描绘的无计划、无目标的简单行为，每次战争都是下一战争的准备和前奏，是日本国家长远规划、宏大的进攻型对外扩张战略的必然结果。

近代史上，前线军人(如中国东北等驻军)在重大军事、政治行动中常采取先斩后奏、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方式，这与政府及军部中央对这些“越轨行动”采取纵容、鼓励策略，而且实行事后追认的政策有关，包括天皇在内鼓励、奖励“擅自”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者。

特别是进入昭和时代(1926年)后尤其明显。从1928年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事件开始，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是由前方军人挑起的。对每次事件，日本政府也都以“不扩大事态”来表态，但在具体实施中，政府没有采取阻止事态扩大的具体措施，而且对挑起事态“违反军纪”的军人加官晋级，结果是侵略不断扩大。历史证明，皇军与政府及军部间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对华政策上长期处于恶性循环式的扩张态势，由前线部队挑起事端，再由政府出面嫁祸于人、暗中支持，并把责任推给前线军人的“个人行为”，掩盖、推卸日本国家及最高当局的战争责任。

当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反应克制时，日本政府追认既成事实，扩大侵略事态。这种情况在历次对华侵略战争中被反复重演。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事变之前，中国东北地区的形势就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1931年(昭和六年)7月在长春附近发生万宝山事件，即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冲突事件。日方利用事件宣传朝鲜人被中国人所杀等，引发朝鲜国内的大规模排华暴动，有不少华侨被杀害。军部当局渲染事件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

第一，企图制造中朝两大民族矛盾，来转移朝鲜民族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第二，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1931年8月，关东军及外务省利用中村震太郎中尉等二人在兴安岭一带进行间谍侦察活动而下落不明的机会，向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提出解决包括铁路扩线在内的一系列无理要求。

9月18日，关东军在事先经过周密计划之后，实施炸毁“满铁”一部分铁道，并嫁祸于中国军队，同夜日军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全面侵略。在日军爆炸铁路后仅一小时，日本政府就获得情报，此时关东军已向沈阳(时称奉天)发动大举进攻，并向长春、公主岭、四平等“满铁”沿线的东北主要城市全面进攻，关东军总司令部也从旅顺搬至沈阳。

20日日军以“保护居留民”为名进攻长春，21日日本的朝鲜军大举侵入东北。日方史料显示，这些行动都是在没有军部命令情况下实施的。9月19日，日内阁做出“不扩大方针”的决定，但没有采取任何阻止事态扩大的措施。最高当局不可能不知道事件的真相?

9月28日，日军胁迫吉林军阀发表《吉林省独立宣言》，并在黑龙江、辽宁两省建立伪政权，同时把在天津的清朝废帝溥仪秘密裹胁到东北。10月8日，关东军进攻锦州张学良总部所在地。上述一系列事件和有计划的进攻、占领、分割行动表面上是关东军单独行动，实际上长期以来日本国家侵略、肢解中国的全面计划及战略目标才是问题的核心，计划的具体实施只是时机问题。

先有日本国家侵略、肢解中国的战略决策，才有下级军人的“越轨”行动。对以军纪严明著称的大日本皇军来说，“最高当局无法制止前线军人的越轨行为”是不可能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擅自行动”后受到的待遇更能说明问题，本庄“擅自”行动，破坏了日本政府“不扩大方针”，不仅没有受到军纪、国法的处罚，反而先后得到天皇授予的一级功勋和一级旭日大绶章。

九一八事变后，为表彰其“功绩”，很快被晋升为陆军大将，封为男爵，并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职务。本庄还由于推动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等“功勋”，获得过天皇授予(政府提名)的全部八个等级的旭日勋章和最高等级的瑞云勋章!日本国家对“擅自采取军事行动”、“违反军纪者”如此待遇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再如1935年6月土肥原贤二胁迫中方接受的《秦土协定》及9月24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声明“成立从国民政府独立的华北政权”，暴露日方一手扶植分裂中国的华北傀儡的阴谋。日军的“单独行动”再次得到日政府的坚决支持，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发表《北支处理纲要》，要多田支援分离行动，并具体命令“对傀儡政权的指导”要“察大势知大局，勿采取促进自治宣言等急躁措施，旨在完成自治——结论是可促进自治在北支的发展，但应极力防止像北支政务整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再现，应适当指导现实力者的政策”。

毫无疑问，中央政府在幕后的具体命令、操作才是侵略中国的实质。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演进过程中强硬立场贯穿始终。每当事件(都由日方挑起)发生，政府内即便指令停火或“不扩大”事态，也只是顾及列强的反应或干涉、有否战胜的把握。

日国内有些人把甲级战犯广田弘毅等说成是“和平主义者”，主要依据的是其对欧美政策的态度和表现，与其对华强硬侵略态度毫无关系，这里不能认同双重标准。日本侵略亚洲在前，而且其对美战争也是为了确保其永久侵略亚洲。

政客、军人在对美国战争上的态度也不是出于和平愿望，只是担心失败，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而是欺软怕硬的侵略扩张主义。

军部的“独走”(单独行动，又称“暴走”)是军部拥有超越政府的独立指挥权的结果，也是国家鼓励侵略政策的结果。

首先，军事指挥权独立是政治体制上的“缺陷”，而该“缺陷”恰恰是明治宪政体制自己制造的。军部在政治体制中拥有特权和对军事政策的垄断性地位，是对外扩张政策不断恶性发展的重要根源。如果前期寡头政治家还能根据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体制权限控制军队的话，到了军国主义时期，国家实权已经转移到寡头军阀(如东条英机等)手中，除天皇以外，在政治体制上其他机构无权节制军部。

在法制上，内阁与军部平行，尽管内阁可通过陆海军大臣协调与军部的政策，军部毕竟是整个明治宪政体制的组成部分，军部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至少最高统帅天皇可以命令、节制军队，军队对天皇的忠诚也是公认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只有在天皇命令下才能进行。

天皇对每次战争认可、诏书、敕令、对有功将士的嘉奖以及亲自视察军事演习、部队等，都是天皇及最高当局意志的体现，体现了天皇对各项军事及整个战争行为的深深介入。

其次，说日本国家鼓励侵略的依据是历次军人“越轨”战争后，军部、政府及天皇都会追认侵略的既成事实，嘉奖“违纪”军人，使他们成为民族英雄。这在皇军对外扩张战争中成为固定模式，也是政治软体制的重要部分。

2、军部内部的纷争

日本军队分为陆军、海军两部分，空军则被编制在陆海军中，即各自有自己的战斗机编队。陆海军之间由于在编制、作战方式、在战争中担当的角色、部队技术要求等都相差悬殊，在体制上相互之间是完全平行的建制，即陆军与海军互不干涉，都只对最高统帅天皇负责。

陆军的政令机关是陆军省，军令机关是参谋本部，而海军的政令机关是海军省，军令机关是军令部。人事安排、军队编制、武器装备等都是各自内部决定，最后经过天皇裁决实施。在战时大本营中也是陆军、海军各派军令负责人出任大本营参谋总长(即两个总长)。这样一来，在体制上，陆海军各自为政，作为最高统帅的天皇是唯一可能介入、协调陆海军政策，指挥全军的机构。

在对外扩张政策上，陆海军的政策不尽相同。陆军一直是侵略亚洲的主力，是大陆政策的推动者，但在意识上保守，也被看做是军中的“土包子”。相对而言，海军则是先进西方技术的吸收者，靠技术打仗，更了解世界局势的发展状况。早期对亚洲的扩张战争中，陆军担任大陆主攻、占领的任务，而海军担任海上作战，打击敌方舰队，运输兵员、补给等。

在战术上，陆军是持久战，而海军则是速决战。经过长期战争，军队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陆军，兵员数量巨大，在海外殖民地(台湾、朝鲜等)及占领区(中国东北等)的扩张、统治也长期存在，使其对民众的影响相对海军更大。到了1920、1930年代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1920年代两次对山东侵略、关东军暗杀张作霖；1930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满洲国”向山海关内的侵略，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政变都是陆军所为，使其政治影响力明显增强。在对中国政策上，军部内没有根本意见分歧，只有侵略方向的差异，永远霸占中国东北是战前、战时日本“国是”(基本国策)。

历次对华侵略战争中，陆海军协调作战，争功请赏现象到处可见。在对欧美的战争，特别是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美军珍珠港的决策上，陆海军则出现了严重分歧。众所周知，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为了维持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永远霸占中国东北控制全中国。在美国要求日本撤出中国，不承认傀儡“满洲国”后，日本政府及军部就认为“忍无可忍”，为了侵略中国而“自存自卫”，必须与美国决一死战。

海军了解自己的实力，也了解美国海军的实力，所以态度消极，就连军国主义代表人物山本五十六(日联合舰队司令)都对与美战争持怀疑态度。1941年7月到11月决定是否发动对美战争的多次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海军都表示发动对美战争没有把握，认为发动战争后，最多能保证初战优势并有两年左右僵持，但以后就会处于劣势。10月12日在荻外庄(总理近卫文麿私宅)举行的“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企画院总裁)上，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表示，“进行外交还是战争已经到了选择的时刻，应该由总理决策”，他希望通过总理表态阻止战争。

但由于要得到美国认可日本永远霸占中国东北的希望极小，因此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海军不敢正面反对战争，更怕被斥责为“国贼”、“胆小鬼”，所以在陆海军意见并不协调的情况下日本对美宣战。在陆军坚持下，军事统帅和唯一协调者天皇裕仁决定发动新战争。战争走向正如海军所估计的，约两年时间日美力量对比就发生根本逆转，日本处于全面劣势，最终被迫投降。军事体制上完全平行的陆海军建制使军部自身无法整合与协调，从而使日本帝国最后走向崩溃。

3、何以成为军国主义政府？

日本国家对外战争体制的软、硬机制建设是扩张侵略战争不断发展、升级的根源。军部是明治体制中演进最多、强化最多、在体制上最庞大、最复杂的机构及系统。把它列为“政治体制外”是由其超越明治宪法的基本属性决定的。在军事统帅权独立、帷幄上奏权、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等体制规定下，内阁(政府)不得介人军部事务，相反军部则可以通过上述特殊体制规定干预政府政策，特别是干预对外政策。军部对殖民地及占领地政策拥有决策权，因为那是“多少军人用生命换来”的生命线。在对华政策上，军部的决策权力甚至超过了政府，在具体政策实施上政府与军部是协调一致的。

如笔者论证的，有些人以日本政府在每次事件中“事先不知”，事后“不扩大方针”为依据，来说明历次侵略战争并非日本国家的政策，而是军人“单独行动”的结果，是站不住脚的。

长期以来，没有对亚洲扩张、开拓殖民地及保卫“生命线”的国策及军国主义思想

的诱导就没有军人的“单独行动”。在政治体制上，军部及皇军所拥有的超越宪法的特权和超体制规则是其可能采取“单独行动”的原因，体制允许军人超越政府，决定了军人在天皇认可下的“独走”是合法的，是军人独立执行扩张侵略政策的体制保证，军人的战争行为是与明治宪政体制的“缺陷”密不可分的。军部的行动与政府长期制定的对外扩张基本国策没有冲突，而且在军部“独走”中政府充当了积极配合、支持的角色。

1930年代经过多起军事恐怖行动和军事政变，使原本就已经高度集权的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治体制增强了军国主义的色彩，原来不能统一的国务大权与军事统帅大权，在这种军国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向着军事统帅权倾斜，国务政策服从于军事政策，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主导着所有国务的方向。

这是明治宪政体制的一种“异变”，“军事统帅权独立”等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在军国主义势力的政变中被进一步扩大、强化。国务大权的执行者不能左右军事指挥者，相反受到军事指挥者更大的制约和影响，没有迹象和史料表明唯一能协调两者关系、统一国务与军事统帅权的天皇出面纠正过这种体制上严重扭曲，这至少是天皇及最高当局在协调国务与军事统帅权统一上的严重“失职”。侵略战争的发展进程也与这种“失职”、放纵关系密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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