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武汉，周恩来究竟做了些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抗战细节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到武汉。

这个时间点其实很有意思。南京已经失守，国民政府的大批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武汉，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战团体、民主人士、文化人、新闻记者也纷纷汇聚于此。日本军队沿长江步步逼近，武汉虽然还没有成为战场，却已经闻到了战争的味道。当时的武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全国抗战中心。

很多人提到周恩来在武汉，首先想到的是“国共合作”，再往下可能就是政治部副部长。其实这几个字看上去很简单，真正做起来，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开会那么轻松。

周恩来到武汉以后，一身担子压在肩上。他既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又是中共代表团成员，主要负责统一战线和军事方面的工作。12月21日晚，他第一次同蒋介石等人会谈，就提出了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制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几天之后，周恩来又参与起草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后来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积极回应，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停下来，而是继续同蒋介石谈国共合作到底应该怎么合作。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

蒋介石后来只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三种合作办法，也就是“遇事协商”。于是，在1938年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国共两党不少重大事情，实际上都变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一次又一次的直接沟通。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刚刚经历多年内战的共产党领导人，要和自己的老对手坐下来谈抗战，而且每一次谈的背后，都牵扯着部队、政治、舆论乃至整个战局，这种工作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谈判”。

1938年初，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个职位很特殊，是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一个重要职务。中央同意以后，周恩来正式走进了这个机构。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工作节奏，从这时候开始变得更加惊人。

白天，他到政治部上班；晚上，再回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理党的工作，常常忙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也就是说，他一边在国民政府的战时机构里工作，一边还要处理共产党自己的组织、统战和军事事务。

而他最厉害的地方，往往就在这种“钻进去以后办事情”的能力上。

白崇禧当时要去徐州指挥作战，专门向周恩来请教对日作战方针。周恩来根据敌我情况，提出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思路，同时建议八路军、新四军有关部队配合作战，牵制日军。后来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周恩来又及时介绍给白崇禧。白崇禧将其中的核心思想概括成“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向蒋介石推荐。

还有一段更加有意思。

周恩来通过张爱萍向李宗仁传达意见，认为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区，可以利用有利条件集中兵力打一场大仗，给日本军队一次沉重打击。资料记载，李宗仁听到这个建议以后很受鼓舞，后来在台儿庄组织会战，最终取得台儿庄大捷。这里我们不妨把时间线摆出来看：1938年春天，武汉的周恩来，一边在谈统一战线，一边已经在关注徐州战场怎么打。

可是，周恩来并没有把目光只放在战场上。

新四军成立之初，最缺的是什么？不是口号，是钱，是枪，是军装，是粮食。

当时新四军每月预算需要16.6万元，何应钦最初只批6.5万元；申请一万套棉军衣，甚至得到“打游击，不需要军衣”的答复。周恩来一遍又一遍地找何应钦、陈诚、顾祝同交涉，最终把预算提高到每月9万元。他又找到安徽财政厅长章乃器，希望给驻安徽的新四军提供财政支持，章乃器回去以后，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

这类事情特别容易被历史大叙事忽略。

我们今天讲抗战，容易讲到战役、将领和胜负，可一支部队能不能坚持下去，很多时候就是这么几万元、几千套军装、几批药品、几担粮食的问题。周恩来在武汉做的，就是把政治上的合作，尽可能变成实际可以使用的东西。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还在周恩来的协调下，为延安、八路军和新四军筹集了大批武器弹药、医药用品和军需装备，以及几十万斤粮食，还想办法采购炮队镜、测定机，从香港购买枪械支援敌后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七里坪、汤池、武汉大学、竹沟等地先后开展各种训练，许多人离开课堂以后，走进农村、走向敌后，后来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

再往下看，就更有意思了。

周恩来并没有把抗战理解成单纯的军事问题。他非常清楚，一场民族战争，如果普通百姓没有被真正发动起来，军队再多也很难支撑长期战争。

所以他力荐郭沫若负责政治部第三厅，又去拜访老舍，希望把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组织起来。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随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抗战组织接连出现。4月7日，武汉各界抗战宣传周启动，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据资料记载，参加者达到四五十万人。几百条船组成的歌咏队在长江上延绵数里，歌声穿过武汉三镇。郭沫若后来用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词：江城“复活了”。

这一幕其实非常值得想象。

白天，是机关、军队、会议、电话和电报；到了晚上，武汉街头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有人唱歌，有人演戏，有人演讲，有人画漫画。冼星海和音乐工作者还组织过万人大合唱。战争到了这里，已经不只是前线士兵的战争，而逐渐成为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参与的一件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并不是只会动员别人。

“七七事变”周年的时候，武汉举行献金救国运动，周恩来带头拿出一个月薪金240元。5天之内，武汉各界捐款达到100万元。捐钱的人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甚至还有擦皮鞋的小孩子。资料里还记录了一位人力车夫，他每拉一次客人就捐一次，把那几天挣来的钱全部捐了出来。后来这笔钱被用于慰劳前方将士，并购买药品、医疗器材和车辆送往战区。

我觉得，讲到这里，周恩来在武汉的形象才慢慢完整起来。

他既在和蒋介石谈两党关系，也在找钱；既在同将领讨论战局，也在操心青年去了哪里；既要处理报纸被捣毁这种事情，也要接待从海外来的记者。

《新华日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周恩来反复交涉，终于争取到在国统区公开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合法权利。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仅仅6天以后，营业部和印刷厂就遭到暴徒破坏。周恩来立即交涉，最终维护了报纸继续出版。

而今天回头看，真正令人感慨的还不只是这些。

1938年的武汉，聚集着四十多名外国记者。周恩来专门让国际宣传组同他们保持联系，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邀请他们参加，并及时提供新闻资料。外国记者要采访周恩来，他通常不拒绝，也尽量按照对方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会面。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伊文思、爱德华·艾黎等国际友人，都在武汉与周恩来发生过重要联系。

更鲜为人知的是，长江局还设立了国际宣传组，这是资料所称中共较早专门从事外事工作的部门之一，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个小组接受的早期任务之一，就是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翻译成英文出版，成为较早向海外传播中共抗战主张的工作。

所以我一直觉得，真正值得回头看的历史，往往不是一句“某某作出了重要贡献”就结束了。

1938年的武汉，周恩来做的事情其实很琐碎：谈一场会，见一个人，争一笔钱，保一本报纸，给一支部队争军装，替一个国际友人安排去延安，跟一个记者聊一晚上，再把一份材料送到该去的地方。

可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大事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往往就是无数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一件一件接起来，最后才形成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个结果。

1938年10月，武汉局势越来越紧张。10月24日晚，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报社，为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口授《告别武汉父老》。那时候，炮声已经越来越近，许多国民党党政军人员早已撤离，而周恩来坚持到最后才离开武汉。

从1937年12月18日到1938年10月，十个月。

十个月，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不过是一段时间；可对于正在经历民族生死存亡的中国来说，却可能改变很多事情。周恩来在武汉做的，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件事，而是把政治、军事、宣传、青年、组织、社会和国际援助这些看似分散的事情，一点点连接起来。

站在今天再看武汉大学珞珈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再想想当年那些奔走其中的人，会发现1938年的武汉真正珍贵的地方，不只是它经历过多少战火，而是这座城市曾经聚集过多少不肯低头的人。

他们知道前面的路很难，知道武汉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却还是留下来做事情。

而周恩来的十个月，就在这样的武汉里，一步一步走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