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1日,国务院官网公布出入境管理新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这份共计十九条的规定,是《出境入境管理法》框架下的配套行政法规,尤以对公职人员、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引人瞩目。
新规明确,公职人员、军队人员不得通过中介违规办理外籍身份、境外永居资格等,一旦发现违规情况,中介应及时向监察机关报告。
同时新规还提出,因预防违法犯罪需要,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或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移民管理机构可决定自处罚结束之日起限制其半年至三年不得出境。这份新规并非空中楼阁。
将时间线拉长,会发现对公职人员出境行为的规范,早已埋下了长长的伏笔。
2020年6月20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同年7月1日颁布实施,其中有两项规定当时便引发广泛关注。

第一项,公职人员违反规定出境,或者办理因私出境证件(护照),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第二项,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予以撤职或者开除。
换句话说,只要取得国外身份,就马上撤职或者开除。彼时曾有分析指出,这套规定至少将产生三个层面的连锁反应。
第一,热门的移民国家,其资金流入和移民流入都会受到影响。事实上从更早的时点看,这一影响早已在酝酿。
2018年,中国建立了史上最严厉的外汇管制措施。从那时开始,几个移民国家的房价明显承压。
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又慢慢变小——外汇管制只是滞后了资金流出的速度,钱最终还是要流出去。2018年外汇管制之后,资金流出速度放缓,但慢慢又起来了,几个热门国家的房价也随之回升。

这说明外汇管制仅仅拉长了资金流出的时间轴。而政务处分法则不同,它是把"人"管住了。让公职人员选边站:想出去,还是留在体制内。
对加拿大、澳洲、新西兰乃至美国等热门移民目的地,影响都是实打实的。高净值人群里面最重要的构成之一就是公职人员,中国的公职人员是高净值人群里面的主要构成,是这些移民国家最看重的投资移民主力。这个政策一出,会显著压制公职人员的移民潮。
第二个层面,是对公职人员士气的影响。公职人员的工作本身压力不小,把这块通道掐住,无异于关上了一扇后门。第三个层面,涉及人民币汇率工程。
老百姓出境旅行花掉的外汇,一年六百多亿,一个季度就是六百多亿。护照通道一收紧,就能减少约200亿的外汇流出。
但真正影响大的是移民——因为移民出去是一大笔钱一次性流出。中国的移民当中有相当比例是公职人员,因为他们才有足够的资金能够跑到国外去享受生活。
技术移民靠的是大学生考学留在当地,而投资移民这条路上,公职人员长期是主力。把这一块控制住,外汇需求又会少一大块,比旅游那块的量级还要大。

那么,公职人员到底有多少人?按照人社部曾发布的口径,到2016年,全国公务员的数量是716万。
这个数字讲的是国家机关系统,包括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在内的国家机关编制人员,不包括事业单位。但"公职人员"的范围要广得多。
公职人员主要指财政供养人员,或者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政府雇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政府机关人员1328万,事业单位2618万,合计公职人员是3946万,此外还有几千万的退休人员,占总人口约3%。
此后国家统计局未再公开过公职人员的总数。国家行政学院曾分析,中国的公职人员总数约5000万量级。
也就是说,与公职身份相关的规定,覆盖的是一个数千万人的庞大群体。除了对身份的管理,历史上还有对户籍的一次系统清理。

2020年6月2日,公安部部署展开全国性户口整顿工作。这件事情的背景是当年11月要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之前进行全国范围的户口整顿,全面清理未注销的户口。
其中要点之一是:全面清理应销未销户口。公民死亡、参军、加入外国国籍和在国境外定居情况的,本人或亲属应到当地户籍所在地办理注销户口手续。
那么,什么叫"在国外定居"?规定给出了两种情形。
其一,中国公民已经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经在住在国连续居住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
其二,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五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含五年),五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时间不少于30个月。
简言之,拿了绿卡,两年之内在国外居住不少于18个月;或者没拿绿卡,五年内在国外累计居住30个月,都算在国外定居。只要属于这两种情形之一,或获得国外国籍,都要走注销户口的程序。

需要厘清的一点是:注销户口不等于注销国籍。中国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理论上,只要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
但如果没有去办理相关手续,行政上可以不承认其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若要去注销国籍,就必须先注销户口。
这项户籍清理的影响,主要针对约1000万到2000万海外华人新移民。为了看清楚这个盘子有多大,可以参照一组更宏观的数据。
除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外,全世界华人约有5000万。20世纪初,全球的华人华侨大约是400到500万;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人口增加到1200万到1300万,90%集中在东南亚。
2007年到2008年间,全球华人的总数达到4543万,东南亚占比降到73%左右,与此同时北美、欧洲、大洋洲、日本、韩国等地的华人数量快速增长。

到2018年,全球海外华人总数约5000万,其中3100万分布在东南亚,另外2000万即是过去三四十年间的新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按国别看,华人最多的国家排名大致是:印尼836万、泰国700万、马来西亚658万、美国455万、新加坡287万、秘鲁99万、澳大利亚95万。这项户籍清理的影响,一方面是逐步切断部分海外华人与国内户籍系统的关联。
户籍背后是财政资源,所有的财政资源都是跟户籍联在一起。如果没有户籍,财政资源就不会覆盖到这些人群。
另一方面,也是规范身份状态,防止部分人以模糊身份两头享受。回到2026年7月31日公布的这份新规。
可以看到,它不是横空出世,而是过去数年制度演进的自然延伸——从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身份管住,到同年户籍系统的清理规范,再到今天出入境全流程的进一步细化,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链条。新规首次明确了"预防犯罪"作为不准出境的独立事由。

第四条规定,中国公民因骗取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违法情形和预防违法犯罪的需要,决定自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6个月至3年以内不准其出境。
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可以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经驻外外交机构等核实后由其境内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决定自回国之日起6个月至3年以内不准其出境。
针对公职人员这条主线,新规第十条明确:公职人员、军队人员等委托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境外居留证件或者其他出境入境证件、手续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不得办理,并及时向监察机关等报告。
监管的触角同时延伸到中介机构本身。新规明确国家对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其法人或负责人须无刑事处罚记录,直接提供中介服务的工作人员没有因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妨害国(边)境管理的故意犯罪有刑事处罚记录。

境外企业、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提供此类中介服务,中介机构也不得发布虚假信息、协助他人违规办理证件、泄露个人信息或超范围经营。政策发布次日,即8月1日,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负责人就此发布答记者问。
相关负责人表示,出台该规定,是考虑到一些国家和地区重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需要加强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同时,中国公民上当受骗出境或者虚构事由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或违规出境后向境外非法转移技术等现象仍然存在;此外,2018年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准入许可后,中介行业出现底数不清、违规办理业务等问题,也有必要完善制度。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出入境人员规模突破6.9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截至2026年6月,入出境中介服务机构超过16万家。人流量与市场规模的双双扩张,是新规选择此时落地的现实背景。
多位学者将此次立法方式称为"小快灵"——针对突出问题精准设计,以最小成本回应最紧迫的治理需求。与其说是一次孤立的政策发布,不如说是把过去几年散落在不同法规、通知中的做法,整合成一部对外可见、对内可执行的制度文本。
当出入境窗口连接的既是国民安全,也是国家利益时,规则的收敛与延展,就注定不会停下脚步。
更新时间:202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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