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4日，入夜之后，北京景山东街的院子里安静下来，护士端来水，给聂荣臻擦了脸，又洗了脚，他问秘书，军事文选的事办得怎么样了，秘书告诉他，解放军出版社答应了，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书，请他放心。

他应了一声“那好”，转过头对家里人说，都去休息吧，我这里没有事了。

往常他躺下没多久，鼾声就会起来，这天晚上，屋子里一直没有动静，301医院的几位专家恰好就在旁边，十几分钟后察觉他的室性心律严重紊乱，心力衰竭已经到了极重的程度，随即开始抢救，二十二时四十三分，心脏停了，脸上没有留下痛苦的神色，

他活到了九十二岁，十大元帅当中，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福帅

晚年他讲过一段话，说自己打了一辈子仗，身上没有挂过彩；做了那么多年地下工作，没有进过敌人的牢房，算得上命大福大，这话传出去之后，身边的人就开始管他叫“福帅”。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到那一代人的经历里才看得清楚。十大元帅当中，负过伤的是多数。有的人身上留着一块弹片，到死都没有取出来；有的人一条腿落下残疾，走了一辈子。

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50年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二十多年的仗打下来，一个始终在最前线调动部队、布置阵地、安排后勤的人，身上没有留下一道枪伤，一片弹片，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小概率的结果。

也有战创统计把聂荣臻列在“负伤一次”的名单里，说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过伤，他是其中之一。这个“一次”的说法，和他的自述、和他女儿聂力的回忆对不上。聂力写父亲的时候，用的就是“没受过一次伤”这个表述，从晚年一直讲到身后。两套说法并存，聂荣臻自己认的是后者。

“没受过伤”不等于没有走到过子弹下面。抗战初期，他在五台山一带开辟晋察冀根据地，那一带是日军眼皮底下的区域，部队要打，政权要建，群众要发动，他本人经常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活动。子弹从附近飞过去的事，不会没有。区别在于，弹片没有留在身体里。

从未被捕

受伤之外，他说的另一件事是“没被捕过”。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聂荣臻撤到了香港，从那时起，他在这个城市里做了将近四年的地下工作，那几年正是白色恐怖压得最重的时候，香港的环境并不比上海轻松，街上随时可能有人跟在后面，住处随时可能被敲门，一个环节出了纰漏，人就会被带进警署，再被引渡回广州。

那几年里，他没有被捕过，他的女儿后来回忆，地下工作把父亲早年在老家和在法国时那种爱说爱笑的性子磨掉了，人变得话少，凡事都想了再想，他落下一个习惯，走在街上会留意身后的脚步声，这个习惯跟了他很多年。

“没被捕”背后也有代价。他的妻子张瑞华同样做地下工作，女儿聂力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牙牙学语的时候，聂荣臻接到命令去了中央苏区，把妻女留在了上海。

此后将近十年，他和女儿不在一处。聂力的童年过得并不安稳，父亲在哪个方向上打仗，她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她也不完全清楚。聂荣臻的母亲1935年在老家去世的时候，他在长征路上，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福气这个词，放在他身上，是有缺口的。

从五台山到大戈壁

聂荣臻的仗，打得和别人不太一样。

抗战八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晋察冀。那块根据地被称作“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不是靠一两场硬仗打出来的名声，是靠一套能够长期运转的体系：部队能打仗，政权能收税，老百姓愿意把粮食交出来，情报能从村一级一直送到军区。

他在五台山周围把这一套东西搭起来的时候，手里可用的兵力并不多，周边是日军的据点和封锁线。晋察冀能撑住，靠的是组织和动员，不是靠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

建国之后，他的战场从山地换到了实验室和试验场。1950年代，他受命主管国防科技，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后来兼任国家科委主任。

原子弹、导弹、卫星，这些项目在图纸上的时候，离爆炸和上天还有很远的距离，中间隔着无数个需要拍板的技术路线、需要协调的部门、需要争取的经费，以及需要保护的人。六十年代那几次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后方指挥链条上坐着的人里，有他。

他晚年住在景山东街那个院子里，一住就是四十三年。院子里的日子过得很规律：上午听文件，下午听文件，医生只给半个小时，他就听半个小时。到了晚上，看看电视新闻，再看看动物录像片。去世那天晚上，动物录像片看到一半，工作人员把电视关了，他同意剩下部分明天再看。

最后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聊到菜价。他说菜价贵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肉少、吃菜多，政府要多想些办法，多搞些暖棚。旁边的人告诉他，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在按中央指示搞菜篮子工程。他点了点头。

说完这些，医生进来请他休息。护士给他洗脸洗脚，他问了军事文选的事，然后对家里人说，你们也休息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他提前两个月就已经把话交代过了。4月12日下午，他对秘书说，心力衰竭恐怕很难熬过这一关，趁头脑还清醒，说几句临别的话。他说自己入党七十年，没有离开过党交给的岗位，党赋予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又对女儿聂力说，死是不怕的，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不要为他悲伤。

5月14日二十二时四十三分，他在景山东街那个院子里停止了呼吸，前后住了四十三年，身后，骨灰分作两处安放。

一处在八宝山，撒在一棵桧柏树下，树下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的是他八十岁那年写下的两句诗：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另一处送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那个发射场，当年是他拍板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