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眼中的“四渡赤水”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上映的电影《四渡》截取了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这一段，呈现其中的历史脉络与诸多细节，引起广泛热议。四渡赤水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赤水河流域进行的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运动战，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西方历史学者也普遍将“四渡赤水”视为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倾注了不少研究，包括从最早访问陕北苏区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和弗里茨的《中国长征：六千英里的壮举》等。相比中国学者的研究，这些著作虽然难免在材料处理上粗疏，但却共同推动了“四渡赤水”及其所蕴含的斗争哲学与革命精神从中国走向世界。

故布疑阵的高超战术

在这些著作中，西方学者普遍肯定红军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展现出的高超战术水准。

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迪克·威尔逊在《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The Long March 1935:The Epic of China’s Communist Survival Struggle）中，首先强调了红军所处环境的凶险。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绝非“被牵着鼻子走”那么简单，遵义会议后，红军最初的战略目标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这一意图已被蒋介石提前察觉。蒋介石不仅以“长江南岸堵截红军乃党国命运所系”为核心来部署防线，还通过派遣军事顾问、提供财政援助的方式整合四川军阀刘湘部的力量，同时令胡宗南部进攻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切断其南下接应的可能。

面对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在长江防线严密布防、战略合围的危机，毛泽东果断放弃原定作战计划，转向国民党军力相对薄弱的贵州地区机动作战。威尔逊将这一决策视为红军摆脱危局的关键转折点。他认为，红军四渡赤水后突破乌江天险、摆出进攻贵阳的态势，这种频繁的迂回穿插战术不仅使国民党高级将领陷入战术认知的混乱，就连许多红军士兵也只能通过执行命令，来推测部队的真实意图。这是接近史实的，因为当蒋介石布置针对红军的多面围堵时，红军只有通过“虚实结合”的运动战，才能迫使对方在防御体系上暴露破绽，进而寻求突破。

索尔兹伯里和弗里茨的著作也提到了毛泽东布置疑兵、牵制国民党追兵主力的细节。在他们的描述下，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刚抵达乌江北岸准备渡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其停止渡江，原地展开，摆出东进湖南的态势。其间，红九军团与主力部队曾长期失去联络，但该部仍在乌江地区独立作战达一个月之久，成功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直至4月29日才奉命南渡北盘江与主力会师。

弗里茨在《中国长征：六千英里的壮举》（China's Long March:6000 Miles of Danger）中进而写道：“1935年4月29日，杨成武率领约一万名士兵登上距离昆明八英里的一座山丘，让城里的每个人都能看清他们的样子，随后便消失无踪。”红军佯攻昆明，目的在于逼迫云南军阀龙云调回自己的主力，从而掌握战场主动权。当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三纵队指挥官的孙渡，也误以为红军的主要目标是防守空虚的昆明城：“我们部队向贵定方向一动，红军乘机南向，从容向云南前进，威胁昆明。”结果等到滇军回防，红军主力早已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惊险中的戏剧性

西方学者还注意到，一些偶然性因素在红军“四渡赤水”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例如埃德蒙兹在他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Mao’s Long March:An Epic of Human Courage)中提到，1935年3月，罗炳辉率部深入敌后实施突袭，歼灭国民党一个团，并缴获了蒋介石的完整作战计划。朱德与毛泽东彻夜研判该情报后，最终确立了“向西南撤退至云南，再寻机北渡金沙江”的核心战略方针。

在红军“巧渡金沙江”一役中，埃德加·斯诺的描述向后人展现了其中的惊险与戏剧性：“蒋介石下令将所有渡船撤至北岸焚毁，预判红军只能在龙街渡口搭建竹桥，而这一过程至少需要数周时间。但红军一营部队突然折返，以一天一夜强行军85英里的速度奔袭皎平渡。战士们身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抵达渡口，未引起守军任何怀疑。红军押解当地村长向对岸哨兵喊话，谎称有政府军抵达需要渡船，成功取得一艘渡船。部队上岸后发现守军正在打麻将，未费一枪一弹便夺取了皎平渡渡口。”

迪克·威尔逊在介绍此役时则引用了刘伯承的回忆录：“红军干部团偷渡金沙江后发起突袭，歼灭守军一个整排，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随后利用缴获的七艘渡船，历经九天九夜将全军渡过金沙江。当国民党援军于第十天抵达时，红军已彻底脱离战场，所有渡船均被摧毁。”

细节里的革命乐观精神

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了红军在“四渡赤水”进程中的士兵管理工作，和官兵身上展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弗里茨提到，行进于赤水河畔的每个红军士兵背上都系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一个汉字，这样后面的士兵就能边行军边学习。汉字内容每天都会更换，这样行军时间越长，士兵们掌握的词汇就越多，很快他们就能读懂那些之前背诵过的规章和口号。

埃德蒙兹记述了更多生活细节，例如红军领导者高度重视部队的健康保障，要求所有士兵每晚必须洗脚，因为“足部护理与步枪同等重要”。每到傍晚，红军政治部便积极组织开展革命歌曲演唱与主题戏剧演出，许多革命歌曲改编自类似于“迪克西”这样的西方经典曲调。毛泽东与朱德等党的领导者也经常参与其中，这种方式有效鼓舞了部队士气，提升了红军内部凝聚力。

此外，埃德蒙兹还提到，朱德把自己的马让给一名负伤的士兵，自己与普通士兵一同步行；毛泽东则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仍然弓着身子骑在马上指挥作战等等。红军官兵的平等互助，正是红军区别于国民党与其他军阀力量的地方。

(编者注：文中列出英文书名的著作暂未出中文版，书名和引文均为本文作者自译。)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