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这件事,正在从一家人关起门算的私账,变成一张摆上桌面的公共清单。
现在是2026年11月。把这一年多的政策文件连起来看,主线不复杂:钱、房、带娃的人手,三件事一起被提上了日程。最先落地的是钱。
根据2025年7月发布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到孩子满3周岁,一孩、二孩、三孩标准相同。这笔钱免征个税,不计入低保、特困家庭收入认定。

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国家卫健委3月通报数据显示,全国已有3300万户家庭成功领取补贴。折合每月300元,买不了几罐奶粉。
它的价值在于“确定”:不看城市财力,不分第几个孩子,符合条件就能领,申领仍然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分量更重的是房子。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需求。过去的住房保障大多按身份划线,要么是人才,要么是低收入群体;这一次改成按人生阶段划线,盯住从领证到生头胎的那几年,也就是一个家庭手头最紧的时候。

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人手。孩子白天交给谁,往往决定了一对父母敢不敢再要一个。
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同时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不过各地的报销比例、津贴门槛并不一样。

有人提出的“母亲养老金”,目前也还只是建议,不能当成已经确定的福利。大背景同样不能忽略: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0%。
养老和育幼两头都有压力,生育支持早就不只是锦上添花。制度还在一步步往前推。
制度之外,“年轻人为什么愿意生”这个问题,也有人一直在认真琢磨。

梁建章是携程创始人,也是人口经济学家,著有《创新主义》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生命的意义,也讨论了科技创新等话题。
梁建章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这样一个很大的哲学命题,是在到了不惑之年、实现财务自由之后。促使他思考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在互联网上看到年轻人躺平等精神状态,二是AI的重大突破和进展。

如果AI能够做人类可以做的一切事情,那么人未来到底会干什么,又会去追求什么样的意义?梁建章曾在美国读书,1999年与三位商业伙伴共同创建携程旅行网。
他从小就对计算机感兴趣,那时计算机也正好被认为是很有前途的行业,兴趣和赚钱并不矛盾。到美国后,他在乔治亚理工学院读研究生,读博士一年就把课程读完了,后来更多从赚钱角度考虑,去了硅谷。

那时人工智能正处在长达20年的低谷期,回头看,他误打误撞走到了创新的核心——硅谷。没过几年,互联网革命在硅谷首先爆发,他抓住机会,创业做互联网旅游。
财务逐步自由以后,他越来越觉得钱的必要性下降了。携程上市后发展顺利的2005、2006年,他觉得自己在认知层面遇到瓶颈,钱肯定赚得挺多,但没意思。
他开始学习人文、社会学,后来发觉自己在人口问题上有一些独创的观点,而当时还在实行一孩政策。他年轻时是财务驱动,后来逐步变成兴趣驱动。

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的,人对新奇事物有一种偏好;更高一级的是喜欢创造性的东西,创造出来的新东西能够得到大家认可,书里称之为“传承”,这是最高的目标。很多年轻人倾向于躺平。
在梁建章看来,如果仅仅从物质角度考虑,年轻人找不到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而玩游戏、刷手机这类享乐只要有时间就够了;住大房子、去全世界高级的地方旅游又显得很贵。
以这些为目标,人很快会得出一个“最佳解”:没必要那么努力地工作,如果再不一定要谈恋爱、不一定要生孩子,这样的生活完全可以做到。他认为这也无可厚非,年轻人的压力确实很大。

但还是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去追求更高的精神层次,无论是做研发,还是在艺术或其他领域创造有创造性的东西。书中还提到,生孩子其实也是一种更有成就感的高级精神需求,因为这同样是创造了新的东西。
孩子虽然不一定那么出色,但每个人的独特性、与爱人组合而成的独特性,再加上教育和言传身教,都可能是一种独特的贡献。从意义感来说,这种创造与其他方面的追求同样重要,而且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选择。
梁建章对生命意义给出的答案就是创新主义,即生命的意义在于创新和传承。为了写这本书,他读了很多哲学书,发现大家熟知的哲学家都是一百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人,那时候创新速度很慢,社会也没有把创新看作很重要的要素。

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赚钱的工作是医生和律师,后来人们才知道,真正赚钱的是创新,是做研发。哲学是一个变化很慢的学科,没有把创新当作生命意义的追求,他认为这是自己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
创造文化、艺术、科技方面的创新,跟“创造人”即生孩子,有很相像的地方。这一点他可能是受了《人类简史》的启发:人类之所以有今天的成果,一方面靠科技文化的积累,另一方面靠基因的积累,就好比人工智能的软件与硬件,两者同样重要。
从成就感和回报看,二者也挺像:都是随机产生的,回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甚至不归自己,而是给整个社会。而且人的创新力最旺盛的时候,也正好是需要生孩子的时期。

创新主义容易让人觉得偏精英化。梁建章认为,有些人通常不被看作研发人员,但其实也可以算作创新者,比如网红。
一个旅游网红走了一条线路,拍了照片、短视频,做了攻略,被大家传播开来,这其实就像一个新产品,确实提升了其他人的旅游体验。当然,创新最终还是赢家通吃,仅从钱的角度看,这样的激励可能不够。
但创新门槛在很多情况下是下降的,以前可能只有专业摄影师才能做到,现在有了很好的工具,整体趋势并不是精英化。

梁建章很早就通过直播打造企业家个人IP,说过相声、贯口,做过cosplay、脱口秀,但这几乎等于一份全职工作,而且要不断创新,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对于什么会阻碍这套哲学被更多人接受,梁建章认为,这跟生孩子的逻辑是一样的。
生育率为什么下降,是因为它跟其他方面的享乐存在竞争:玩游戏、刷视频、看网剧,短期内可能更有快感。他写这本书,更多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当社会整体富裕之后,希望做什么样的引导。
引导有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引导,一是财力上的倾斜,比如给予更多生育方面的福利。把更多资源用于提供生育福利,是他在人口问题上一直提倡的。

年轻人生孩子确实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太空探索这类对人类很有意义的创新,也需要社会共识和公共资源的支持。
从国家层面看,在生育支持方面北欧国家做得比较好:生孩子基本由国家承担,家庭只需付出时间成本,所以生育率比较高。他认为所有发达国家都应该做这件事,包括中国,中国也有能力做。
有一些国家靠移民解决人口问题,但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讲,移民确实是抢了别人的人。中国的大城市也是在从其他城市或省份抢人;但优秀的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买不起房子,就不能留下后代,这对整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损失,更不用说对这些年轻人自己。

在创新方面,真正走在前沿的国家没有几个,美国和中国是超强。太空旅行、高铁、大飞机这类技术都需要大国去做。
美国跟中国有同一数量级的潜力,中国可以在某些方面借鉴美国,而且应该不比它做得差。公司层面,如果看专利数,中国肯定是华为排在最前面;既有很多创新、又能把创新转化为商业成功的例子,可能是埃隆·马斯克的公司。
谷歌非常鼓励创新,但这一轮AI的一些算法是谷歌最早发表的,却被另外一家公司拿去用了。更多成功的公司是靠微创新不断强化核心优势,携程也是如此。

对个人来说,可以去探索很多领域,看看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组合更有独特性,因为两个东西组合的数量是N的平方,三个东西组合就是N的三次方。
随着AI的出现,很多只属于某个领域的东西AI可以替代相当一部分,跨领域的东西则更依赖人类。并不是所有技术创新都没有风险,评估风险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整个文明的创新活动。
比如元宇宙,虚拟世界可以以假乱真,但并不能替代现实;虚拟世界的创新不怎么会被传承,如果都沉溺其中,肯定会影响现实世界的创新。他还专门写了一部科幻小说,讲人长生不老以后可能出现创新停滞的状态。

从创新主义的角度来讲,无忧无虑却比较无聊地活着,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每个人衡量自己生命意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有人可能认为做出世界级的公司就很满足,但如果赚了巨额财富,自己却没有孩子,不知道这些钱是为谁赚的,终究还是要传承。梁建章乐于就人口等公共话题发表看法。

他主要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讲,不会光去批评一项政策,而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他提的人口政策建议可能比其他经济学家更具体,比如到底该发多少钱、怎么发。他对教育也提过一些与众不同的建议,包括取消中考等。
在他看来,人需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而生孩子的最佳年龄仍在30岁左右、创业的最佳年龄也在30岁左右,必须提高学习效率,才能兼顾对创新的追求和生孩子的追求。筛选是必要的,但能否有更高效的筛选机制?

他认为,重点大学可以在考生过了某个分数线以后,采取自主招生或者更灵活的招生办法,这样大家就不会花这么多精力去争最后几分。对于网上的批评意见,梁建章会去看。
他认为一个东西如果有创新性,肯定会有很多人一时理解不了,但偶尔也会有一些自己没想到的角度。他公开发言时,更多是以经济学家梁建章的身份,而不是代表携程董事局主席。
更新时间:202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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