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史趣话（20）早期楚国中心地域：出土文献有话说（一）

探究楚源要看早期楚都。楚都是夷屯、“丹阳”？“丹阳”在哪儿？秭归？枝江？丹淅？还是荆山沮漳？出土文献说：司马迁说的熊绎“居丹阳”不够准确了！

出土青铜器铭文、出土简帛文献，这些司马迁没见过的直接史料，均记载早期楚都不在汉代以后的史家与学者所主张的“丹阳”范围内。

早期楚国都邑所在，就目前的考古成果看，也只能是围绕一个大致的区域进行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丹阳”是指一个大的区域，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这个大致的区域的确定，最直接的史料之一便是周昭王南征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世本》“鬻熊居丹阳”、《史记.楚世家》“而封熊绎于楚蛮，姓羋氏，居丹阳”，只能算是间接史料。直接史料可信度高，间接史料往往存疑，作为证据那就需要仔细鉴别。

昭王南征所涉有铭文青铜器较多。先说说《京师畯尊》，因为铭文直接记载昭王所伐的对象为“楚”。这个“楚”也只能是指周王朝南土的封国楚国。

《京师畯尊》铭文“王涉汉伐楚”是确定早期楚国地望的重要材料。

《文物》2010年第1期发表了李学勤先生的《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一文，介绍了周昭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京师畯尊》。该尊通高21、口径18.5厘米，大口筒状三段式，属于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的《西周青铜器分期与断代研究》所分的Ⅱ型2式尊。喇叭口，长颈鼓腹，圆底，高圈足。颈的下部和圈足上部各有两周细弦纹，腹部上下各饰一条长鸟纹带，两两相对，以云雷纹填地，上部两组鸟纹之间增饰浮雕貘头，腹部中间光素。这种大口筒状三段式的造型，颈下部和圈足上部仅饰两周弦纹、腹部上下饰长鸟纹或夔龙纹，中部光素的风格是西周早期后段青铜尊装饰的典型特征。

吴镇烽、黄锦前也先后撰文，对《京师畯尊》铭文进行了探讨。铭文释文：

王涉汉伐楚，王有繇功，京师畯克斤，王釐贝，用作日庚宝尊彝。

“王涉汉伐楚”，该句与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及胡应姬鼎“唯昭王伐楚荆”等均可对读。因此可以确定该尊为昭王时器，是昭王时期的一件标准器。

“王涉汉伐楚，王有繇功”，此句是说昭王渡过汉水伐楚，有战功，即伐楚有成。说明昭王时楚在汉水以南，据此可以确定昭王时期的楚都在汉水以南的荆山及沮、漳水地区，而不在汉北的丹淅地区。

李学勤先生认为京师畯尊铭文“王涉汉伐楚”，“意思非常明确，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须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因此，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在今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据清华简《楚居》所载，熊绎至熊渠皆居“夷屯”，未曾迁都，楚始都在汉南荆山、沮漳水地域，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了。

有学者认为，周昭王伐的是“楚荆”、“荆楚”，也就是位于汉北或汉东的“楚蛮”或者“荆蛮”而不是楚国。理由是当时的楚国那么小，那么穷，并且与周的关系还很好，周昭王为什么要征伐他呢？虽然征伐的原因目前还不很明确，涉汉伐楚那是确定无疑的。还有学者认为，周昭王是南征或南“巡狩”，跟楚国无涉。事实是怎样的呢？

《史墙盘》铭文：“宖鲁昭王，广惩楚荆，惟奂南行。”“楚荆”就是“荆楚”，金文中多是“楚荆”，而未见“荆楚”。“楚”和“荆”是同一种植物的名称，所以有时候可以代换。有些人认为楚国人只自称为“楚”，不称为“荆”，“荆”是“荆蛮”，是后来人对“楚”的贬称，这个说法是不对。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编钟铭文一开头就是“惟荆历”，“荆历”就是“楚历”，是楚国的历法，所以楚人也是自称为“荆”的，《战国策》里面楚人自称为“荆”的也有不少。“楚荆”指的就是“楚”。“广惩楚荆”和“惟奂南行”指的是“昭王”所做的两件大事，“伐楚荆”发生在昭王的十六年前后，“南巡”发生在昭王的十九年前后，当然昭王最后没回来，死在了汉水，即“丧六师于汉。”

李学勤先生结合《令簋》和《胡应姫鼎》铭文昭王“伐楚荆”，对“伐楚”和随后“南巡”的年代有过详细论述。“南征楚荆，始于昭王十五年九月；行军涉越汉水，已到其十六年，并于该年八月左右结束战争。胡应姬的朝见，估计是在昭王南行经过胡国之际，也就是十五年冬到十六年前半的事。我们不妨设想，胡国的公叔乙当时正在为王前驱。他或许死于伐楚之役，也可能到昭王南巡，卒于汉水之时，一起死难。昭王伐楚后的南巡，始于十八年十月，到十九年末还逗留于汉水一带，终于其时。如果胡应姬作鼎祭祀是在穆王之初，离她的朝见也不过只有三四年光景。”这样看来，昭王“伐楚”和“南巡”是不同的两件事，已经是很明确的了。

因此，李学勤先生认为：“楚国一定是在汉水以南，很多人主张把楚始都‘丹阳’放在丹江口水库一带，从今天新发现的材料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楚国主要的位置还是应该在江汉以南。”

综上所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明确记载楚在汉水以南。司马迁在写《史记.楚世家》时，已经不知道早期的楚国在哪了，或许是根据秦与楚战于丹阳而写的“熊绎居丹阳”，也未可知。至于《世本》所载“鬻熊居丹阳”，那是据《左传》桓二年孔《疏》的引文。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鬻熊乃是一个传说人物，不像熊绎有一定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该依从，《史记》以为“鬻熊事文王”则也是误信传说。所以，对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如方勤先生所说：“总的来说后世学者根据先秦文献记录整理而成的《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成书年代较晚的文献及注疏等，对于探讨楚早期活动区域则只能是提供参考信息的，并不完全可靠。因为这些文献本身的矛盾处就比较多。再有《史记》一类的记载，是不是完全都是正确的记述则需要考古发现不断的验证。”这种观点是十分正确的，特别适用于楚源的探索。

智慧的“条友”，你还认为丹淅地区是楚源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