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及第，实业报国，创办最大民族资本——墓碑却只刻“先生”？

状元办厂，实业救国——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励志故事。可1926年8月，73岁的张謇在故乡南通病故。出殡之时，上万人为他送行，许多人为这位并不认识的老人流下了泪水。墓址是他生前选定的，墓上不铭不志，只在墓门的横石上写着七个字——“南通张先生之墓阙”。他不写“状元”，不写“实业家”，不写“总长”——只写“张先生”。一个状元出身、官至农商总长、创办了中国最大民族资本集团的人，为什么墓碑上只肯留下“先生”二字？

1853年，张謇出生在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祖上几代都是以农商为生。对民众疾苦有深切的了解。父亲希望他改换门庭，将他送入私塾。12岁那年，私塾先生出了个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脱口而出：“我踏金鳌海上来。”因对仗工整、语气不凡，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中状元的先兆。可这个“先兆”，迟到了整整二十多年。

1869年，16岁的张謇考中秀才。此后十多年，他一边做幕僚，一边苦读。1885年，32岁，顺天府乡试中举。但会试屡试不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从青年考到中年，从黑发考到鬓白。父亲一次次催他再考，他一次次落榜后从头再来。直到1894年，朝廷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41岁的张謇遵从父命，再次赴京赶考。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之职。从16岁的秀才到41岁的状元，整整25年。一个出身农商的寒门子弟，终于爬到了科举制度的最高峰——“状元宰相”的起点。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开始做官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如何青云直上。可历史，偏偏在这个时候拐了个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设厂。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几乎把中国的血都抽干了，国家的体面就更不用说了。他对当时流行的“商战”思想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皮毛之论——西洋诸国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业。他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弃官从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状元及第的第二年，主动放弃仕途、下海办厂的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后来说，大凡状元以后多当官，最好能官至宰相。可那年夏天，他在暴雨中亲眼看到文武百官浑身湿透，跪在泥地里侍奉慈禧太后——他突然觉得，这种官“没志气”。不是不想当官，是不想当这种官。

1895年，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回到家乡通州，开始筹办纱厂。他给纱厂取名“大生”——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让老百姓活下去，有饭吃、有衣穿。他把厂址选在通州唐家闸。可办厂这件事，比他想象的要难一万倍。

他采取股份制向社会筹集资金。但民间资本观望不前，进展极其不顺。他只好向官府求助，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张之洞从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算成50万两官股。可机器运到南通时，张謇傻眼了——这批英国机器在上海码头搁了整整五年，日晒雨淋，连包装的木箱都坏了，机器零件锈坏了将近一半。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光是搬运和除锈，就花了6000两白银。更糟的是，大生的运营资金只有区区几万两，连买棉花的钱都没有。四处求援被拒后，他一边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款，一边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用棉纱的收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

历经“千磨百折，首尾五载，忍侮负讥”。1899年5月23日，

正式开机。虽然2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但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了2.6万两白银的净利润。到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已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除了纺织业，大生集团还涉足其他轻工业——到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亲手创办的大生集团包括69家各类企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他被公认为“东南实业领袖”。

张謇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随着资本的积累，他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企业。为了便于运输，在唐闸兴建了天生港，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开通了公路。唐闸镇工业区渐成雏形。但张謇要做的，远不止工业——他在打造一座城。

他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实业是母亲，负责养家糊口；教育是父亲，负责立规矩、定方向。

1902年，他利用在大生纱厂历年积累未支的个人薪俸2万余两白银，再加上四处筹集的资金，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从通州师范创办至1925年的二十余年间，他将在大生纱厂中的全部工资与部分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经费。一生在南通教育上的投资达257万两白银。到1924年，他在南通地区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他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座民办博物苑——南通博物苑。创办了盲哑学校、伶工学社。他几乎是一个人，把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城镇，变成了一座令世人瞩目的近代化新兴城市。当时外国人就曾为此侧目——上海、天津、汉口都是因为通商口岸、外国租界的因素才发展起来，唯有南通，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南通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可张謇的格局，不只在一城一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59岁的张謇亲眼目睹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炮火。他最初是立宪派的领袖，主张君主立宪。但革命浪潮势不可挡，他迅速转向支持共和。他致电袁世凯，盼他能识大局、支持共和。又致电摄政王载沣，望清廷顺应时代潮流、和平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颁发《清帝退位诏书》——这份诏书，正是由张謇起草的。他在诏书中明确提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个状元出身的人，亲手起草了终结自己科举之路的王朝的退位诏书。1913年，他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在短短两年任期内，主持编订颁布了有关工商矿业、农林水利、度量衡、银行证券、引用外资等20余个法规条例。他是中国近代经济立法的奠基人之一。

1926年7月，73岁的张謇因为发烧，依然照常和工程师们一起去视察江堤。结果越烧越重，二十四天以后就去世了。临终时没有言语，没有计划，没有留下遗嘱。出殡之时，上万人为他送行，许多人为这位并不认识的老人流下了泪水。

他去世后第三年，1929年，胡适为张謇的传记作序，写下了那句流传至今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胡适接着写道：“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为什么是“失败的英雄”？因为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被债权人接管了。他晚年办的企业确实受挫了。他临终前写下的诗里，有这样两句：“江昏不得月，暑盛独繁星。”没有皓月一轮，只有星斗漫天——如同1926年的中国，几十个军阀割据，真正的统一遥遥无期。他用三十年时间，在南通这座小城里，建起了50多家企业、400多所学校、一套完整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益慈善体系。可放到整个中国，他没能改变这个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失败的”。

但换个角度看——在那个时代的大环境中，他用不足三十年的时间给南通现代化打下了这样的基础。关键的是他创造的“南通模式”所提供的示范——通过兴办实业带动一个地方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受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实业家，有无锡的荣家兄弟、上海的穆藕初、四川的卢作孚、湖南的范旭东。毛泽东后来在谈论中国民族工业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他顽强地创造了无数条覆盖于荆棘下的小路。经过百年大潮洗刷之后，这些小路显露出来，密密麻麻连成了一条新的路网，到今天还能供人行走。

他生前说过一段话：“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他做到了——他留下的不是一座商业帝国，而是一种可能：一个人可以不靠权力、不靠暴力、不靠投机，只靠实业、教育和一腔赤诚，就把一座城、一方百姓、一个时代的命运往前推一步。状元也好，实业家也好，总长也好——那都不是他最在意的。他最在意的，是墓碑上那七个字——“南通张先生”。他只是个教书的、办厂的、修路的、开河的、建学校的“先生”。一个在旧时代的废墟上，用尽全部力气为新时代铺路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