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4日 德黑兰日志：哈梅内伊时代的告别，也是新时代的开始

今天凌晨四点就起床了。

其实闹钟还没有响，我已经睡不着了。正值中年，我发现自己忘性很大，总担心自己一不小心睡过头，索性一直醒着。

四点多出门，路上却遇到封路，导航也失去了作用。司机一路寻找新的路线，采访车最后只能停在管制区域外围。我们又步行穿过天桥，绕了很长一段路，才终于抵达现场。

靠近清真寺的地方，许多临时服务站已经开放，免费向民众提供茶水和早餐三明治，附近还设置了临时厕所。一路上，志愿者、警察和安保人员随处可见。

大约早上六点，已经有不少民众陆续进入。外媒记者被安排从第23号门入场。

我问旁边两位身穿黑袍的妇女，她们说自己是德黑兰人，听说这边已经开放，便赶紧从家里走了过来。她们家离这里不远，步行大约半个小时。

随后，几个年轻人走过来。我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说从亚苏季一带出发，坐了十五个小时的车，凌晨两点才抵达德黑兰。夜里，他们直接睡在街上，早晨又步行两个小时来到这里。

“只为了最后见一眼我们殉难的领袖。”一个小伙子对我说。

虽然还没有到正式开始的时间，但安检已经启动。

入口处不仅有来自各国的媒体，也有大批民众。有人前一天夜里便守在这里，有的是从外地赶来，有的干脆睡在附近的街道上，等待今天的告别活动。

清真寺里等候的人群

我们走进清真寺时，天已经亮了。

很多人聚集在广场上，等待领袖的灵柩出现。广场四周悬挂着黑色帷幕和哈梅内伊的巨幅照片。

不少人从伊朗各地连夜赶来。有人在路上坐了十五个小时的车，有人在临时服务站过夜，还有人从凌晨两三点开始就在现场等待。

我采访了一名来自胡齐斯坦省卡尔赫县霍韦伊泽村的男子。

他说，他们在路上走了大约十五个小时，前一天夜里才抵达德黑兰，住在为参加葬礼者设置的服务站里。凌晨四点，他们便来到大礼拜堂，等待参加领袖的告别和送葬仪式。

他说：

“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参加我们敬爱的领袖的葬礼。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在他看来，哈梅内伊不仅是一位伊朗领导人，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领袖之一。

他还说，自己支持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希望他能够继续父亲的道路。

对这些从外省赶来的参与者而言，长途跋涉本身，也成为表达哀悼和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

另一名受访者告诉我，他们凌晨两点便已经来到现场。

他说，参加这场仪式不仅是一种荣幸，也是自己的责任。

“我们支持政府，也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参加这样的集会，是我们的义务。”

我问他，哈梅内伊留给他的最大遗产是什么。

他说：

“领袖的一切对我们都很珍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会如此。”

这样的回答非常坚定，也非常典型。

在这些支持者看来，领袖并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人。他代表的是国家、体制、信仰，以及他们对自身政治身份的理解。

我还采访了一名手举哈梅内伊照片和鲜花、身穿黑袍的妇女。

她住在德黑兰。凌晨三点半，她看到朋友在群里发消息，说清真寺大礼拜堂已经开门，便立刻赶了过来。

她说，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进入领袖官邸，近距离见到哈梅内伊，但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没有想到，第一次如此接近他，竟然是在今天，竟然是在告别仪式上。”

她凌晨四点半便到了现场。

我问她等了多久。

她说，从当天早晨算，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等待了一百二十多天。

自哈梅内伊遇难以后，很多人一直在等待正式告别的这一天，希望只有真正见到灵柩、完成这场告别之后，心里的悲伤才可能稍微减轻。

我问她现在是什么感受。

她想了很久，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但我不知道失去的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在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也许等灵柩真正出现的时候，我才能找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她的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早上七点半左右，随着祈祷声和伊朗国歌响起，现场的帷幕缓缓拉开。

哈梅内伊及其家人的灵柩出现在民众面前。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现场响起一片痛哭声。

我看到有人掩面哭泣，也有人含着泪望着远处高台上的灵柩。哈梅内伊的棺木上摆放着他的黑色头巾，旁边是他的儿媳、女儿、女婿以及14个月大外孙女的灵柩。

我看到旁边一个年轻人哭得尤其厉害。他再也压抑不住，直接扑到台子上失声痛哭。

广场上，有人举起鲜花，有人举着哈梅内伊的画像，还有人把手放在胸前，低声祈祷。

许多人等待了四个多月，终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这位执政三十多年的最高领袖。

一名来自洛雷斯坦省努拉巴德的男子告诉我，他们专程从德尔凡县赶来送别领袖。

我问他，如果哈梅内伊现在能够听见，他最想说什么。

他说：

“我们想告诉领袖，您的道路会继续下去。”

“我们今天是来向您的遗体告别，但您的指引，仍然会照亮我们的未来。”

我又问他，伊朗是否应该同美国谈判。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绝对不应该。”

“美国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背信弃义，根本不值得信任。我们不会向这个时代的耶兹德效忠。”

他说，自己今天的感受是悲伤、思念和骄傲交织在一起。

“领袖的位置空了。”

但在他看来，哈梅内伊的讲话和政治路线仍会继续影响伊朗。

我问他，对哈梅内伊最深刻的个人记忆是什么。

他说，哈梅内伊经常要求政府官员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

“他总是提醒官员们，人民才是我们的恩人，官员必须始终把人民的生计放在心上。”

我又问他，在抵抗和改善经济、民生之间，哪一个更重要。

他说：

“首先必须保持力量和抵抗，然后才能谈经济和民生。”

“现在，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来说，抵抗仍然是第一位的。”

这个回答也让我想到，伊朗社会今天面对的分歧，或许正在这里。

对一些人来说，哈梅内伊最重要的遗产，是抵抗、独立和不向美国让步。

但对另一些人，尤其是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经济、生活、个人自由，以及伊朗是否能够重新融入世界。

哈梅内伊担任伊朗最高领袖三十多年。

在这三十多年里，伊朗经历了战争威胁、国际制裁、核问题争端、地区冲突，也经历了多轮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

对不同世代的伊朗人来说，哈梅内伊留下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和个人记忆。

因此，在现场出镜时，我说：

“哈梅内伊是伊朗第二位最高领袖，在位三十多年。对伊朗两代人来说，他留下了不同的记忆。对许多老一代伊朗人而言，他代表抵抗、独立和国家尊严；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对他的评价则更加复杂，也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但无论如何，今天的告别，不只是在告别一位领袖，也是在告别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在告别许多人生命中一段漫长而难忘的记忆。”

记者们已经连续奋战三天

广场边有些人坐在台阶上休息，我也坐了下来，遇到一位伊朗国家电视台的女记者。

她说，他们前一天便住进了德黑兰大礼拜堂的祈祷室，所有人24小时轮班报道。她负责晚上十点的直播，但当天早晨也早早来到现场。

我问她：

“你晚上才工作，为什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她说：

“我想来看领袖。”

他们要在这里连续驻守三天，之后还要前往库姆继续采访。

今天是哈梅内伊和在袭击中遇难的家人灵柩第一次向普通民众开放。

自今年2月28日战争爆发、哈梅内伊及其家人遇难以来，已经过去四个多月。对许多伊朗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接近领袖，也是最后一次。

这位女记者告诉我，她小时候曾由学校组织，远远见过哈梅内伊。

“那时候就觉得他很慈祥。”

后来在妇女节时，她们又曾前往官邸参加活动，仍然只能从很远的地方看到领袖。

“每次看见他，我就觉得安心。”

她说起这些往事时，我忽然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书——阿尔巴尼亚作家莉娅·伊皮的回忆录《自由：成长在历史终结时》。

书的开头，还是小女孩的伊皮在街头遇到示威人群。她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呼喊，也不知道自己从小熟悉的世界即将崩塌。

惊慌之中，她跑到斯大林雕像下面，紧紧抱住雕像的腿。

因为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她，斯大林热爱孩子。对当时的她来说，只要抱住这位领袖，似乎就能获得保护，重新找到安全感。

后来她才发现，雕像的头已经被人砍掉，身边的人群正在高喊“自由”和“民主”。

那一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个政权和一位领袖，并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对很多在那个制度中长大的人来说，它也可能意味着童年的秩序、熟悉的语言和一种近乎本能的安全感。

这种感情未必能够完全用支持或反对、真实或虚假来解释。

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位领袖突然离去时，现场那些真正悲伤、从心底哭泣的人，并不一定都在表演。

他们失去的或许不仅是一名政治人物，也包括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世界，以及那个世界给予他们的秩序感和安全感。

这种情感，今天在许多伊朗人的脸上都能看到。

## **最担心的是，国内还能不能继续团结**

我问这位女记者，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她现在最担心什么。

她说：

“最担心的是国内还能不能继续团结。”

她说得很平静，没有激烈的口号，只是反复强调，未来最重要的是稳定和团结。

我们还谈到美国、谈判以及伊朗今后的外交方向。

她说，无论外部发生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仍然是国家内部保持团结。

最高领袖去世以后，伊朗面对的已经不仅是外部威胁，更是如何完成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交接。

很多人带着孩子来告别

采访中，我遇到一家五口。

妻子是伊朗人，丈夫是阿富汗人。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其中一个一岁多，一个只有四个月大，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儿。

我问他们，天气这么热，为什么还要把这么小的孩子带来。

他们说：

“希望孩子以后能够记住这一刻。”

四个月大的婴儿当然不可能真正记住今天，但对父母来说，把孩子带来，本身就是一种表达。

他们希望孩子属于这一段历史，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告诉孩子：在领袖离开的那一天，我们带着你来过。

## **七千人的饭，都是志愿者做的**

现场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志愿者特别多。

旁边坐着一群妇女。她们说，自己作为志愿者，已经连续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

她们告诉我，前一天便开始准备餐食，每天要供应大约七千人的饭，从早餐、午餐到晚餐，还要不断提供饮用水。

她们说，没有人强迫她们来，都是自己主动报名。

这种积极性让我非常感慨。

很多人一边切菜、装饭，一边流眼泪。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这场葬礼，至少对她们来说，这种悲伤和付出是真实的。

## **外地来了很多人**

现场不仅有德黑兰人。

还有不少来自阿拉克、洛雷斯坦、胡泽斯坦以及其他省份的民众。很多人以车队的形式集体来到德黑兰。

现场也能看到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朝圣者。

有人直接睡在街边，有人住进政府安排的临时住宿点，也有人被安置在公园和公共设施附近。

当天气温接近四十摄氏度。由于道路管制，许多人还要步行两三个小时才能抵达现场。

人群中当然有经过组织而来的团体，也有真正自发赶来的普通人。

两者同时存在，并不冲突。

## **政府的组织能力非常强**

天气越来越热，现场不断进行喷雾降温。人数也越来越多，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混乱。

警察、士兵和巴斯基志愿者手拉着手，组成一道道人墙，对进入灵柩区域的人群进行限流，防止发生拥挤和踩踏。

民众也很自觉。

大家完成祈祷和告别后，便主动向外走，不会长时间停留，把有限的空间留给后面的人。

现场不断有人进入，也不断有人离开，人群因此始终保持流动。

不得不说，这一次德黑兰市政府和安全部门的组织能力非常强，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志愿者也非常尽心尽力，不断向人们提供水和果汁。附近还有救护人员和消防人员待命，随时为民众提供帮助。

网络几乎完全不能使用

采访中最大的困难仍然是网络。

现场几乎没有手机信号。

后来，一位俄罗斯媒体记者把我带到一处高台。他说，他们已经来来回回走了五趟，终于发现在这个位置还能勉强收到一点信号。

从大厅走到高台，大概要爬一百多个台阶。

为了传送一条素材，记者必须不停更换位置，举着手机反复尝试。

我为了寻找厕所，也爬了几十级甚至上百级台阶，在不同区域之间来回奔跑。

这一天，几乎一直在走路。

到后来，我觉得脚疼得已经失去了知觉，脚已经不再是脚了。

## **大家都在哭**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仍然是现场的情绪。

一路上，能够看到很多人在哭。

有老人，也有中年人，还有不少年轻人。

有人低头默默流泪，有人失声痛哭，也有人拍打胸口，高声呼喊。

人群不断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真主伟大”和“我们要复仇”。

我和一位西班牙记者朋友聊天。

我问她：

“天气这么热，如果活动持续两三天，大家受得了吗？灵柩又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高温？”

她说，她猜测灵柩里或许并没有遗体，只是象征性的棺椁，否则在这样的高温下确实很难处理。

但她也说，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葬礼本身。人们来到这里，完成一次告别，也在向外界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制度还在，而且受到很多民众的支持。

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

我一直在问同样的问题

今天的采访，基本围绕几个方向展开：

对哈梅内伊最深刻的回忆是什么？

他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你怎样看待他的历史定位？

你对伊朗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你如何看待接下来的权力交接？

伊朗是否应该继续同美国谈判？

受访者的回答其实很相似。

很多人都说，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这位领袖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听到、看到和谈论的人。

电视上有他，新闻里有他，学校里有他，国家的重要节日和危机时刻，也总会有他的讲话。

今天，对许多老人、中年人甚至年轻人来说，不只是在告别一位领袖，更像是在告别自己人生中非常漫长的一段记忆。

## **一个时代结束了**

未来会怎样，现在没有人知道。

新领袖的权力是否稳固，政策会不会改变，强硬派与主张谈判者之间将怎样相处，都无法确定。

所有人只能一步一步往前看。

但今天最大的感受，确实是一种时代交替。

哈梅内伊时代的结束，不只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未来的人们回望今天，或许会把这场葬礼视为两个时代之间的一条分界线。

我是真的累了

下午回到住处，我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台里后来找我连线，我完全没有听见。

他们看到我没有回复微信，电话也没有接通，便没有继续打。

醒来后，我告诉他们，下次可以直接多打几遍电话，或者联系郑凯，让他来敲门。

这几天确实太累了。

每天很早起床，长时间站立和步行，还要不断采访、拍摄、写稿、传送素材和进行直播。

身体一旦停下来，便像突然断了电一样。

晚上的无人机表演

原本晚上还准备再次前往现场。

听说届时会有两千架无人机升空，组成哈梅内伊的头像和握紧的拳头等图案。

夜间的观众可能会比白天更多，毕竟白天气温实在太高。

不过整体来看，第一天早上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最初想象中那么拥挤。

今天一共完成了三个专题报道。

第一条报道讲述从远方赶来送别领袖的人群。另外两条，则关注葬礼现场另外两种非常强烈的情绪。

一条是悲痛之下不断升高的反美情绪。

现场除了哭泣和祈祷，也不断响起“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和“复仇”的口号。

许多民众明确反对伊朗继续同美国谈判。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多次背弃承诺，哈梅内伊之死又为美伊关系增加了一笔新的“血债”。

有人甚至警告，未来任何试图同美国和解的官员，都必须面对支持者的反对。

这些声音当然不能代表整个伊朗社会，但它们反映出一个现实：即使伊朗政府在葬礼结束后继续同美国接触，谈判也将面对更大的国内政治压力。

对很多支持者来说，任何妥协都可能被理解为背离哈梅内伊留下的路线。

哈梅内伊的死亡，不仅没有削弱反美情绪，反而可能让这种情绪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加激烈。

另一条报道关注的，是这场葬礼的跨国什叶派宗教色彩。

在人群中，我遇到了一批从伊拉克巴格达、纳杰夫等地赶来的什叶派信众。

一名身穿黑袍的伊拉克女性告诉我，她并不认为哈梅内伊只是伊朗的国家领导人。

在她的信仰中，最高领袖也是“法学家监护人”，是隐遁时期第十二伊玛目的代表，因此他的宗教身份超越了伊朗国界。

她准备先在德黑兰告别，再跟随送葬行程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最后一直到马什哈德。

她说：

“我不是来向一位外国领导人告别。我是来向自己的领袖告别。”

在她看来，哈梅内伊之死，正如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殉难一样。

她认为，殉难并不意味着消失，反而会让一个人的象征生命变得更加强大。

“卡尔巴拉不是神话，而是历史。肉身可能消失，但与卡尔巴拉相连的人，会变得更加鲜活。”

这场葬礼恰好发生在阿舒拉节后的哀悼月。

牺牲、受难、反抗不公和殉难，本来就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现场许多人不断把哈梅内伊称为“殉难领袖”，并把他的死亡同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难相联系。

因此，这场葬礼不仅是一场国家政治仪式，也是一场跨越伊朗国界的什叶派宗教动员。

伊朗妈妈的电话

晚上，伊朗妈妈又打来电话。

她先问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中暑，又问现场究竟来了多少人。

她说，这几天很多人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现场的人群究竟是自发来的，还是由政府组织来的？

她自己认为，两种人都有。

有人确实从外地被统一组织、安排车辆和住宿，送到德黑兰参加仪式；但也有许多人是真心悲伤，自己想办法赶来。

“你不能说他们全部是假的。”她说，“有些人是真的伤心，是真的喜欢他。”

她说，社交媒体上有人讽刺现场免费提供西瓜、甜点、冰激凌、三明治和饮料，认为很多人只是为了免费吃饭才来。

她还听说，不少来自外省和偏远村庄的人，被统一安排到德黑兰的体育馆、学校、健身房和市政府设施中住宿。

部分市政府工作人员也被要求轮班，到这些临时安置点服务。

她的健身教练就在其中一个临时住宿点工作。

教练抱怨说，自己必须在那里值班，甚至可能被安排上夜班。如果不服从安排，以后还可能受到处分。

伊朗妈妈认为，这说明这场活动的确具有很强的行政动员色彩。

但她又说：

“就算有组织，也不能说所有人的眼泪都是假的。”

她提到，伊朗国家电视台和官方媒体不断宣称现场有数百万人，甚至更多。

她对此非常怀疑。

“德黑兰大礼拜堂有多大，我们都知道。这里办了这么多年书展，大家都知道它能容纳多少人。你不能把六万人说成几百万人。”

但她认为，真正到场的支持者本来就有意义，没有必要再用夸大的数字证明什么。

“哪怕只有十个人，只要这十个人是真心喜欢他、相信他，这就有价值。”

“可是一撒谎，原来真实的感情也被破坏了。”

她反复强调：

“不能因为有人表演，就说所有人都在表演。”

“每个人不可能有一样的想法。在伊朗，有人恨他，也有人真的爱他。”

她说，也许支持体制的人不一定尊重反对者的看法，但反对者仍然应该承认，对方的感情可能是真实的。

“一个社会里，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大家都应该尊重对方，不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说到这里，她又开始担心伊朗接下来的政治局势。

她说：

“我这一次真的觉得，伊朗可能会发生内部冲突，甚至是内战。”

在她看来，如果伊朗政府重新同美国谈判，强硬派和主张对话的政治力量之间可能爆发更严重的冲突。

她让我特别注意哈梅内伊下葬之后的局势。

“你看，他们要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然后把灵柩送去库姆，再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最后送到马什哈德下葬。”

“等他们把哈梅内伊的棺材放进土里，从那一刻起，每个人都会出来说：我要属于我的那一份。”

她问我：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到了那个时候，狼就会互相扑咬。他们自己会把彼此撕碎。”

她认为，到了那一步，美国甚至不需要继续做什么。

“美国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美国只要站在旁边看着，他们自己就会从内部打起来。”

她让我留意伊朗不同政治人物的言论。

“你看他们现在的立场，你看他们说话有多难听，你看他们正在怎样攻击彼此。”

最后，她让我结束工作后立刻回家，洗澡、喝水、休息，不要再为了多拍几个镜头把身体拖垮。

“去世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挂电话前，她又说了一遍：

“真正的事情，要等他下葬以后才会开始。”

我答应她会照顾好自己。

但放下电话时，我知道，第二天凌晨，闹钟还是会再次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