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郑国大夫子产曾向智者然明请教如何为政，然明答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鸇之逐鸟雀也。”即应爱民如子，对残暴不仁者严惩不贷，如猛禽追捕鸟雀一般凌厉。这是两千多年前，古人问政、论政的生动一幕。历史上，类似围绕“官德”“政德”“治道”的探讨俯拾皆是，显示出古人对政绩观问题的高度自觉。事实上，古人对政绩观的重视，绝非流于空洞玄谈，更体现为鲜活的为政实践。

重民本 解民忧

民本思想是传统政治实践中一条不断的暗线，历代名臣循吏将百姓福祉作为施政出发点，以安民、惠民、利民为己任，彰显了深厚的为民情怀。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赞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面对朝堂上的奢靡风气，他认为治国理政应“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力主在齐国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放宽对渔业、盐业的经营管制，对农耕者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田税，对于犯罪之人也宽大处理、慎用死刑。每逢灾荒之年，他慷慨捐出家中粮食，赈济灾民。他还提出“权有无，均贫富”的主张，提倡赋税均衡、缩小贫富差距，以宽仁之举安抚民心。在他的辅佐下，齐国民生安定，国力日渐强盛。

魏国名臣西门豹以惠民兴政为毕生志向。

战国时期，魏国名臣西门豹以惠民兴政为毕生志向。出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一带）县令后，他向当地长老了解民生疾苦，发现城郊的漳河每年都会发洪水，当地官吏非但不思治水，反与巫婆等人勾结，借“河伯娶亲”之名搜刮民财，残害民女。他将计就计，在“河伯娶亲”仪式上将巫婆等人投入漳河，戳破了“不给河伯娶亲，河伯就会发大水淹没百姓”的谎言。随后，他发动百姓兴修水利，开凿水渠引水灌田，让当地民众免受漳河泛滥之害，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日渐富庶。

中唐时期的贤相陆贽，一生清廉自守、体恤民情。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赋税繁杂，百姓困苦不堪。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主张改良赋税政策，“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减轻民众负担。贞元十年（794年），他因遭谗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别驾后，不以个人仕途沉浮为意，为解决当地疾疫流行的问题，潜心检索药典，收集古方名方编录《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供百姓治病使用，将济世利民的理念践行到底。

重自觉 守本心

德为政之本，为政先修德。古人的政德修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自觉。

东汉廉吏杨震奉行正直之道行事。他调任东莱太守时，昔日举荐的秀才王密深夜登门，怀揣重金想要答谢提携之恩，并称深夜无人知晓。杨震断然拒绝，直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令王密羞惭离去。

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一生秉持简朴修身、淡泊自持的准则。他历经多朝、身居要职，手握政务大权，始终坚守朴素生活作风。他在《训俭示康》中直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将节俭修身作为立身从政的根本。日常起居粗衣素食，居所简陋朴素，不修建豪宅别院，不收藏奇珍异宝。为官期间，他拒绝官场奢靡应酬，不结朋党、不逐名利，专注于政务处置、典籍编撰。面对俸禄赏赐，他多用于帮扶贫寒亲友、接济贫苦百姓，从不囤积私财。司马光认为，为官者唯有克制私欲、简朴自持，方能保持清醒本心，公正处理政务。简朴纯粹的品性，让他始终坚守务实为民的政绩追求，不慕虚名、不贪浮华，以踏实履职践行为政初心。

“两袖清风”多用来形容官员清廉，这个成语出自明代名臣于谦。于谦一生以清白为骨、以忠义为魂，他笔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诗句，正是其人格的铮铮写照。

于谦任山西、河南巡抚时，做出很多成绩。他每次进京奏事，都从不携带任何礼物送给当时的大红人太监王振。有人劝他，即使不送金银，带些土特产交际一下也好啊。于谦笑着举起袖子说，我只带了清风！他还赋诗明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意思是，绢帕、蘑菇和线香这些土产，本来是供百姓享用的，却因官员征敛搜刮反而成了灾殃。我两手空空、只带着一身清风去朝见天子，免得让街头巷尾的老百姓在背后议论短长。

于是，王振指使党羽诬告于谦因长期未得升迁而对朝廷心怀怨恨。结果，于谦被逮捕下狱，判处死刑。后来，山西、河南的百姓听到于谦被捕，集结到京城声援于谦。一些亲王、贵族官员也上书为于谦辩白，最后于谦被官降两级。重新被起用后，于谦仍然坚守本心，虽官至兵部尚书，家中仍俭朴如寒士，旧袍蔬食，灯火常为政务而明。国难当头之际，他更是挺身而出，执甲守城，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以智勇护山河。

重导向 秉公心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注重选人用人，以“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为用人导向，选出来的官员大都专注实干、深耕民生。

春秋时期，晋国南阳县令空缺，晋平公询问祁黄羊举荐人选，他直言举荐仇人解狐。晋平公心生疑惑，祁黄羊解释，举荐只看才干，不计私人恩怨。而后军中尉官空缺，他又举荐亲生儿子祁午，不因亲情避嫌。解狐为官公正、才干出众，祁午勤勉务实、恪尽职守，二人任职后皆政绩卓著。祁黄羊选人用人，坚守公平公正原则，不以亲疏定取舍、不以好恶判优劣，唯才是举、公私分明。

孔子闻此事感叹说：“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可谓公矣。”孔子所赞的“公”，正在于祁黄羊将国家职分与私人关系剥离。当时，南阳需能吏提振经济，中军需良将重振武备，祁黄羊的举荐，恰是对岗位需求与人才特质的精准匹配。二人上任后，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干出了成绩，更重要的是，祁黄羊的这番操作，为后世树立了“公心荐贤”的榜样。

陶侃知人善任，善于发掘人才潜能，合理分配岗位职责。

东晋名将陶侃，识人用人注重务实笃行，摒弃浮华虚名。陶侃执掌军政事务期间，深知官吏优劣关乎民生安稳，选拔人才从不看重门第出身、言辞浮华，重点考察实干能力、责任担当与务实品性。他甄别官吏时，深入核查履职实绩，关注基层治理、民生实事处置成效，优先提拔踏实肯干、体恤百姓的官员。对于好高骛远、空谈虚论、不务实事之人，一律不予重用。同时，他善待下属、知人善任，善于发掘人才潜能，合理分配岗位职责，让每位贤才各尽其能。在陶侃的用人理念下，辖区内官吏勤勉务实、各司其职，杜绝虚浮之风，聚焦农耕发展、治安管控、民生保障，地方治理成效显著，为百姓营造安稳的生活环境。

北宋名臣包拯曾两度上疏举荐范祥任陕西转运副使，理由是范祥精通“通商盐法”，能解决官方专卖的积弊。首次被拒后，他再次上奏强调其专业能力，终获批准。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的盐法改革在包拯的支持下得以推行，主要策略是以“钞引”为媒介，将官营转变为“官产商销、现钱交易、调控市场”的新模式，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保障边防的同时，也缓解了社会矛盾。几十年后沈括写《梦溪笔谈》，谈到范祥的新盐法，称其“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

重实干 创实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古代不少贤臣良吏摒弃虚名，将“百姓温饱、农桑丰稔”奉为施政圭臬，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战国时期，李冰出任蜀郡太守后，以实干治水、兴业惠民，铸就千古功绩。彼时蜀郡水患频发、洪涝肆虐，农田被淹、百姓流离，加之泥沙淤积，农耕发展受阻。李冰深入实地勘察水文地貌，巧妙利用山势、地势、水势，因地制宜地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为保都江堰长久发挥作用，李冰还费尽心血，建立“岁修”制度。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都江堰无奢华建制、无浮夸修饰，纯粹以利民为初衷，历经千年岁月，依旧滋养川蜀大地，造福世代百姓。李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为政情怀与价值追求，至今也熠熠生辉。

东汉名士张衡，兼具才学与治世之能，体恤民间疾苦。当时东汉朝廷“政事渐损”，张衡与被宦官集团把控的官场格格不入。永和初年，张衡被排挤出京，出任河间相。彼时河间民风颓敝，地方豪强恃势跋扈，黎民深受其扰。张衡到任之后，“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东汉书法家崔瑗为张衡撰写墓碑铭文，称赞道：“政以礼成，民是用思。”张衡素来秉持本心，曾言：“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他居官淡泊名利，无心趋附权势、谋求升迁，唯以笃行实干为本，将满腹学识尽数化作安世惠民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