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尔夫在文章中论证的核心前提,是AI与核武器在毁灭性后果上的高度相似性。他指出,过于发达的AI技术不仅可能带来网络系统崩溃、致命病原体自主合成等具体的灾难性风险,还有可能从根本上解构人类的思考主体地位和社会组织结构。
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从“技术结果”转向“权力结构”,就会发现,AI和核武器的演进路径其实是截然相反的。
在冷战及其后的物理世界中,核武器的研发具有相当清晰且静态的物理边界。获取浓缩铀或钚等核心战略资源、突破临界点工程技术,构成了一次性的“离散型突破”。一个国家一旦跨越这道技术门槛,成功制造出核弹并具备基础的投掷能力,那么就在客观上拥有了对等威慑的资本。

正因如此,尽管美苏两极在冷战时期极力进行技术封锁与扩散遏制,但英、法、中,以及后来的以、印、巴、朝等国,依然相继发展出了自己的核武器。最终,全球核格局形成了两超多强,具备一定容错空间的粗糙战略平衡。
而相比之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它的演进逻辑是动态的、连续的,而且没有绝对上限。开源生态的表面繁荣,并没有带来核心技术权力的下放,反而由于生产要素的极端集中,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双头垄断”格局。
要维持在前沿AI领域的领跑地位,必须同时且持续集齐三大终极要素。即天文数字的资本与算力基建、垄断级的本土互联网数据燃料,以及全球顶尖的天才集群。这就导致AI时代的竞争门槛,呈现出严苛的梯级特征,直接将绝大多数中等强国和区域集团隔离在了核心赛道之外。
当时间来到2026年,这一趋势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资本与算力层面,仅微软、谷歌、亚马逊和Meta这四家美国科技巨头,其年度AI相关资本开支计划总额,就已飙升至惊人的7250亿美元,这一规模甚至超越了全球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一年的GDP总值。
从全球算力资源的分布来看,美国凭借先发优势和芯片供应链的卡位,控制着全球约75%的前沿计算能力;而中国则依托成熟的数字基建、完备的本土算力集群以及恐怖的应用迭代速度,占据了约15%的份额。中美两国合计垄断了全球九成以上的核心算力与大模型技术生态。这种高度收敛的权力格局,也使得所谓的全球技术治理,已经在本质上演化成了中美两家独大。欧洲人突然发现,在这场关乎未来文明主导权的博弈中,他们正在失去基本的博弈筹码。
马丁·沃尔夫在文章中展现出的深切忧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欧洲精英阶层普遍的战略焦虑。在这一轮由大模型和主权算力驱动的变革中,欧洲面临着系统性的结构性落差,而这种落差主要又体现在三个方面:产业层面、资本层面,以及供应链层面。

欧洲缺乏本土的超级互联网平台,这意味着其缺乏喂养前沿大模型所需的、大规模且高度集中的本土数据燃料。同时,欧洲金融市场的碎片化以及对高风险、长周期技术投资的天然审慎,使其在面对动辄数千亿美元的算力竞赛时,根本无法筹措到对等的入场资金。此外,由于高端半导体制造与设计环节对外部的高度依赖,欧洲也难以在本土拼凑出属于自己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超算集群。
当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在实体产业、硬核科技和军事力量上都无法保持领先时,它往往就会退而求其次,寻求通过制度偏见或立法特权等手段来维持其国际地位。这种做法在过去被称为“布鲁塞尔效应”,即通过炮制全球最严苛的条条框框,利用欧盟庞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迫使跨国巨头向欧洲的规则妥协。
在这样的背景下,沃尔夫这样的欧洲学者呼吁中美签署“AI裁军条约”的私心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如果能够通过国际舆论和道德施压,迫使跑在最前面的中美在算法演进、算力扩张上踩刹车,那么处于追赶梯队的欧洲就能获得极其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
另一方面,通过将欧洲在《人工智能法案》中积累的风险分级、价值观审查等立法经验,塞进所谓的国际多边军控框架中,欧洲可以重新将自己包装为“全球治理的道德灯塔”,从而在不具备中美技术硬实力的前提下,间接分享全球技术治理的最高话语权。
因此,这种看似无私的、为了人类共同命运而奔走呼号的崇高姿态,本质上是欧洲在多极化回归时代,为了对抗自身边缘化而采取的一种制度性防御策略。表面上的说辞非常冠冕堂皇,但冠冕堂皇之下包裹的依然是欧洲人的私心。马丁·沃尔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欧洲人对于中美AI军备竞赛的焦虑心态。但在现实主义全面回归的时代,光靠道德说教和立法特权,已经注定无法逆转国际权力向中美集中的趋势了。
不过,尽管“AI裁军条约”落地的可能性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就必然会走向毫无底线的技术自我毁灭。因为大国之间的真正克制,往往不来自对契约的默契遵守,而来自对不对称毁灭风险的共同恐惧。中美在AI领域的未来治理,更有可能走向一种危机管控模式。例如,双方在AI不得自主决定核武器投放等极端底层安全问题上,建立起某种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以此来防范因为技术盲区而导致的地缘局势彻底失控。
国际政治从不奖赏道德,它只顺应力量。从核武时代的两超多强,到算力时代的中美独大,地缘博弈的底层代码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谁掌握了核心的生产力要素,谁就拥有秩序的定义权。欧洲人之所以判定AI比原子弹更危险,是因为在这场事关未来主导权的大角逐中,他们已经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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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
更新时间:202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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