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冠达引入Two Sigma背景Alpha策略负责人，已持股10%！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挖基哥）

海南盛冠达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近期发生工商信息变更。创始人黄灿的最终受益股份由76.45%下降至61.447%，降幅约15个百分点，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新增持股方为贺璞，现任盛冠达Alpha策略负责人，曾就职于Two Sigma Investments美国纽约总部，2025年加盟盛冠达，全面负责股票Alpha策略，此次变更后受益股份为10.002%，持股比例仅次于黄灿与张俊杰。

这一变动并非简单的股权稀释，也成为观察“Two Sigma系”人才在国内私募落地路径的一个新样本。

从创始人控股到策略合伙人持股

此次股权变更前，黄灿持有盛冠达76.45%股权，在量化私募创始人中属于较高的集中持股水平。变更后黄灿仍以61.447%保持绝对控股，实际控制人地位未发生改变；贺璞获得约10%股权，意味着盛冠达开始将核心策略负责人从“高级雇员”身份向“合伙人/股东”身份迁移。

盛冠达成立于2013年12月，2014年4月取得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资质，协会备案编码P1001070，具备“3+3”投顾资质，公司目前规模20-50亿元。

盛冠达早期以套利策略起家，2017年后逐步扩充股票、商品、高频投研团队，2020—2021年确立多资产量化定位，2022年以来明确聚焦“管理与投研双线并驾齐驱”的平台型组织建设。

平台型私募的核心命题始终是：能否让创造超额收益的核心人才长期留下来，而不仅仅是“管得好产品”。股权层面的开放，是这一命题最直接的制度回应。

贺璞是谁：从Two Sigma到盛冠达的Alpha策略负责人

贺璞的履历在量化行业具有较高辨识度。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硕士、博士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机器学习；曾任职于Two Sigma Investments纽约总部，从事量化Alpha策略研究，2025年正式加盟盛冠达。

加盟盛冠达后，贺璞并非处于“储备”或“过渡”状态，而是迅速进入策略核心。2026年4月，他已以盛冠达Alpha策略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中信证券“对话管理人”闭门会议，主讲中低频Alpha模型的选股方法与实践。业绩层面亦有可验证的佐证（相关网站可查询）。

对于一家以平台化、多策略为定位的量化私募而言，股票Alpha策略是产品线中权重极高的板块，将这一板块的负责人纳入股东序列，意味着盛冠达在治理层面承认了策略负责人对平台长期竞争力的“资产性”贡献。

Two Sigma系的本土图谱：履历是入场券，治理才是分化点

贺璞所拥有的Two Sigma履历，在国内量化私募的创始人谱系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可辨识的“人才支流”。Two Sigma在中国量化圈甚至被冠以“黄埔军校”的称呼，多家私募负责人曾供职于这家机构。将贺璞的持股安排与这些先行者的路径并置，有助于理解盛冠达这一动作的分量与边界。

目前已经完成规模化验证的Two Sigma背景私募，大致可归为三类路径。

衍复投资高亢是“方法论本土化”的典型样本：高亢保送北大物理系后转学麻省理工，2010至2014年在Two Sigma担任量化研究员，主攻Alpha策略，2015年回国加入锐天投资，2019年创立衍复投资，管理规模在2020年即突破百亿，目前已超过800亿元，长期位居“量化四大天王”之列。

量派投资孙林则代表了自营交易与做市场景下的能力迁移：孙林拥有复旦和帝国理工背景，2012至2018年在Two Sigma担任短周期交易自营部门联席主管以及美股做市团队主管，2019年回国创办量派投资，目前管理规模超过500亿元，走的是严格限制风格暴露的“Pure Alpha”路线。

大道投资朱明强的路径更接近多元矩阵：清华工科学士、UCLA应用数学博士，2010至2014年在Two Sigma投研部负责中高频CTA和亚太区股票Alpha研究，2014年在深圳创立大道投资，2025年大道投资新晋百亿量化私募。

此外，较新的案例是上海泓原私募张凯程，其2017至2022年在Two Sigma投资部担任量化投资组合策略师、副总裁，2024年创业成立上海泓原私募，公司目前规模尚未突破5亿元，属于“Two Sigma系”中尚未进入规模验证阶段的新入局者。

Two Sigma履历本身并不构成稀缺性标签。从衍复的800亿到量派的500亿，再到大道的新晋百亿，海外大厂背景在创始人层面早已不是差异化优势。真正区分这些机构长期走向的，是海外方法论能否在本土市场完成有效的策略转化，以及平台是否具备让核心策略负责人持续产出的制度安排。

不是“海归创业”，而是“平台内合伙人化”

前述案例中，高亢、孙林、朱明强都是以创始人身份持有股权并主导公司，股权集中本身是创业的起点。而贺璞是以后来加盟的策略负责人身份获得显著股权，这在“Two Sigma系”的国内落地路径中并不常见。

换言之，盛冠达不是在复制“海归创始人创业”的经典剧本，而是在测试一个不同的命题：一家已经运行多年的平台型私募，能否通过股权开放，将外部引入的优秀策略人才转化为平台的长期合伙人。而不仅仅是高薪聘用的“Alpha生产者”。

平台型私募的组织逻辑与单一基金经理驱动的私募有本质区别，它依赖多个策略团队的并行研发与协作，而非某一个“灵魂人物”的单点输出。在这一逻辑下，过度集中的创始人持股，容易在核心策略负责人层面积累“激励缺口”，尤其是当外部量化机构对顶尖Alpha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时，单纯的薪酬与奖金难以形成长期锁定。贺璞的持股，可视作替代短期激励的一次尝试：让策略负责人成为平台的所有者之一，使个人收益与平台的长期超额能力直接挂钩。

从行业视角看，这一方向并不孤立。近年来，头部量化私募普遍在探索核心投研人员的股权或份额激励，形式包括直接持股、员工持股平台、策略团队利润分成等。盛冠达此次变更的特点在于，激励对象明确指向单一核心策略线的负责人，且幅度较为显著（约新增10个百分点）。

股权绑定能够提供“留人”的制度基础，但不能替代策略本身的持续有效性。量化Alpha的衰减是行业性课题，中低频模型的容量、因子拥挤度和市场风格切换都会对超额持续性构成考验。Two Sigma系同行的发展轨迹已经表明，从履历到业绩、从业绩到可持续的平台能力，中间隔着策略容量、因子衰减和团队协作的多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