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导体企业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是全球车规级功率半导体领域的核心供应商，市场份额超过30%，总部位于荷兰奈梅亨，2018年被中资财团收购时获得荷兰政府批准。六年后，荷兰政府突然宣布这笔交易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动用一部制定于1952年的旧法实施了强制接管。

半年之后，闻泰科技在2026年5月正式提起国际仲裁，向荷兰政府索赔约80亿美元。在中国的外交、商务和企业三方同时行动的背景下，这场争端正在从一起商业纠纷演变为一块检验国际法治成色的试金石。

荷兰安世公司总部

一部冷战旧法的现代复活

1952年，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欧洲笼罩在冷战阴影之下，荷兰立法者制定了一部名为《商品供应法》的法律，其立法本意是保障国家在战争或紧急状态下的物资供应。此后七十余年，这部法律从未被真正使用过，一直在荷兰法律体系的角落里，直到安世半导体事件发生。

荷兰政府援引这部法律中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条款，对安世半导体采取了系列强制措施：冻结全球30个法人实体的资产、知识产权和人事任免权，暂停中国籍CEO的董事职务，将公司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这些措施的严苛程度，在国际商业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

如果援引现行的投资审查机制，必须经过程序性评估、听证、上诉等环节，且投资审查通常针对尚未完成的交易。安世半导体的收购在2019年就已完成并获得荷兰政府批准，无法套用现行审查框架。于是荷兰政府翻出了一部73年前的冷战旧法，规避了依法治理。

任何法治国家，政府限制或剥夺私人财产权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荷兰政府绕过了《行政法通则》中对政府行为的程序要求，绕过了常规的司法审查路径，用一部几乎从未被使用的战时法案作为法律外衣，完成了一次行政层面的资产剥夺。正如荷兰媒体所言，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巧取豪夺。

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中有“间接征收”这一概念，指东道国政府虽未公开没收外国投资者财产，但通过监管手段实质性剥夺了投资者对其财产的使用权及收益权。判断间接征收是否成立，通常需要考量三个要素：是否存在实质性干预、投资者的合理期待是否落空、措施是否超出正常的政府监管范畴。

闻泰科技收购安世半导体时，荷兰政府曾批准该交易，投资者由此形成了合法的投资期待。荷兰政府后来的强制接管，直接介入公司治理，驱逐合法任命的管理层，已远超常规监管范畴。

荷兰政府的做法精准地踩在了“间接征收”的法律红线上。它通过冻结资产、更换管理层、托管股权的组合操作，达到了实质相同的效果。这种操作的“精巧”之处恰恰暴露了它的危险性，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翻出一部旧法来绕过所有现代法律程序，那么任何外国投资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中国闻泰科技公司

中方的反制从法律、外交、产业三条线同步推进

闻泰公司依据2001年签署的中荷双边投资协定，对荷兰政府提起投资者-东道国仲裁。这类仲裁程序通常在常规司法体系之外进行，由争议双方各自指定的专家审理。最关键的威慑在于，一旦裁决结果出炉，可以依据《纽约公约》在170多个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

80亿美元的索赔金额包含了多个维度的损失。安世半导体年产数十亿颗工业级芯片，全球供应链因冲突大规模中断，中国工厂此前承担主要产能，冲突后中欧两个运营实体实际上已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此外，由于中国业务与荷兰业务无法合并财务数据，闻泰科技被实施ST退市风险警示，股价从冲突前的45元跌至22.90元，自2021年以来市值蒸发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索赔金额对应的是资产价值减损、经营中断损失和供应链断裂的综合影响。

与此同时，外交层面的反制同样在紧锣密鼓地运转。外交部和商务部以罕见频率就安世问题持续发声。商务部发言人明确呼吁荷方“相向而行”，要求撤销不当行政干预。外交部发言人将事件定性为“不当行政干预”，在国际舆论场上揭掉了“国家安全”的包装。商务部管贸易和投资通道，外交部负责国家层面的立场定性。两者配合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一致的。

第三条线是产业链自主替代。安世半导体中国公司宣布完全停止与荷兰总部之间的一切业务往来，所有晶圆供应关系全面中断，转由本土供应商体系全面承接。闻泰科技在上海设立新子公司闻石芯，自主构建MOSFET及逻辑芯片供应链，量产计划已经排定。安世中国还锁定了本土企业的晶圆供应，可覆盖未来IGBT产品制造所需的全部生产。

这三条线相互支撑。仲裁的法律压力为外交谈判提供筹码，产业链的自立为法律博弈提供底气。仲裁本身耗时漫长，但程序一旦启动，荷兰政府将被迫在国际仲裁庭上公开论证其行为的合法性，它所依赖的国家安全理由将接受国际法律共同体的严格审视。对于一个以“自由贸易”和“法治”为立国标签的国家而言，这种政治成本并不比赔偿金额轻。

荷兰对华强硬的新内阁

荷兰的两难

安世半导体总部虽在荷兰，但全球约70%的晶圆需要运到中国东莞工厂完成封装测试，东莞工厂年产量超过500亿颗半导体元器件，占安世全球封装产能的80%。荷兰接管的是总部空壳，真正的生产命脉在中国。

荷兰以为自己卡住了中资企业的脖子，实际上切割的是自己的供应链。安世荷兰宣布停止向中国工厂供应晶圆后，中方立刻以出口管制回应，禁止安世中国向海外出口成品和关键组件。结果，本田、大众、福特、宝马、奔驰相继发出减产停产警告。

一颗成本极低的车规级芯片，足以让整车生产线停摆。大众汽车甚至出现五年来首次季度亏损。荷兰自己的汽车产业同样遭受重创。

更值得琢磨的是荷兰政府的态度演变。接管之初，荷兰方面姿态强硬，声称这是“欧洲版芯片保卫战”。但供应链断裂的连锁反应来得比预期更快，荷兰经济大臣不得不公开表态准备归还安世控制权，随后签署暂停行政令。

他在议会质询中承认自己“完全没想到中方会真的叫停芯片出口”，欧洲媒体评论他一厢情愿地低估了全球化供应链的双向捆绑，也高估了单边行动的掌控力。然而，安世半导体还不是荷兰最头疼的问题。真正让荷兰陷入战略困境的，是光刻机巨头阿斯麦。

阿斯麦是全球光刻技术龙头，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已被禁止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美国国会议员更进一步，推动立法试图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口浸润式深紫外光刻机，甚至切断对已有中国客户的售后服务。

阿斯麦今年仍有约2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市场，如果这部分收入被切断，荷兰失去的是一条维系欧洲半导体设备产业全球竞争力的生命线。荷兰外贸大臣就此表态，明确反对美国法案的“域外管辖”效力，强调各国均有责任制定并实施本国的出口管制法规。荷兰王室和政府高层在访美期间也传达了这一立场。

把安世和阿斯麦放在一起看，荷兰的战略撕裂就清晰了：在功率半导体领域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前线”，但在光刻机领域又被美国当作可以牺牲的“外围”。在自身有优势的领域，反对美国的长臂管辖；在中国有优势的领域，动用国家力量强行切割。

这种选择性保护主义在国际法律体系中能不能站住脚？仲裁庭会给出答案。荷兰在光刻机问题上需要中国市场，在安世问题上却伤害了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方对仲裁的推进力度，也是对荷兰的一种提醒：你不尊重中资企业在你国家的合法权益，凭什么指望中国在阿斯麦问题上配合你的诉求？

荷兰制造的光刻机

80亿美元背后的真正赌注

近些年来，国家安全正在被越来越多国家当作干预外国投资的万能标签。欧盟推出《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设置障碍。从并购审查、外资审查到外国补贴审查，政策工具箱层层加码。但这些措施至少在规则框架内操作，形式上经过了评估程序。而荷兰这次的《商品供应法》绕过了所有常规程序，直接在行政层面完成了一次资产剥夺。

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纠正，将开一个危险的先例。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可以找一部尘封的旧法，给它贴上“国家安全”的标签，然后任意征收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荷兰今天抢的是中国企业，明天任何在发达国家投资的海外企业都可能成为目标。

中国投资者在国际仲裁中挑战东道国征收行为已有先例。在谢业深诉秘鲁政府案中，仲裁庭裁定秘鲁税务局针对TSG公司的税收抵押扣押令构成未补偿的间接征收。这类先例为闻泰科技的仲裁提供了法律参照。但安世案的标的额更大，所涉及的战略产业更加敏感，被告是一个欧盟成员国而非发展中国家，其判决将产生更为深远的示范效应。

对于国际投资保护体系而言，这是一个检验成色的时刻。2001年中荷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条款，正是为此类情形设计。当一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施加不当干预时，投资者可以绕开东道国国内法院，直接在国际仲裁庭寻求救济。如果这个机制连一个欧盟成员国都无法约束，那它对其他国家的威慑力将大幅削弱。

对荷兰而言，这个赌注同样沉重。荷兰长期以开放经济和法治环境吸引外资。阿斯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光刻机霸主，离不开来自全球的人才、资本和技术。一旦形成政治风险不可预测的认知，受损的将是整个国家的商业信用。

80亿美元，一部分是资产损失，一部分是经营中断的直接代价，还有一部分是对违法征收行为的惩罚性成本。真正有威慑力的，是它告诉所有试图以“国家安全”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的国家一个道理：披上合法外衣，不等于能全身而退。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事，仲裁庭上见分晓，这就是中国企业给出的回答。#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文 | 杨谦宇 高校区域国别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