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的深夜，南海上有一艘从香港开往上海的轮船。

甲板上有个女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两眼空洞地看着海面。旁边的人以为她喝多了，没人去管。然后她翻过栏杆，跳下去了。

她叫余美颜，28岁。遗体没有找到。她留了一封信，收件人是"天下女界同胞"。这封信后来登上了上海最大报纸的头版。

那一年她才十八岁

1918年，余美颜18岁，父母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开平富商的儿子，在美国留过学，讲得一口好道理，看起来和那些老派男人不一样。家里觉得很合适，她自己也没太抗拒。

但婚后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跑去美国"处理生意"了，留下她一个人在婆家。婆婆是那种把《女诫》当圣经背的人，要她晨昏定省，管她什么时候能出门，跟谁说话。小姑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处处挑刺。

余美颜从小读莎士比亚、讨论自由解放，在这种地方待了几个月，她受不了了。

1918年2月，她偷偷离开婆家，坐火车去了广州。

但她运气很差，差到匪夷所思——就在她到广州的前一天，广州发生了一件大事：孙中山手下的海军总长在码头上被刺身亡，全城戒严，军警到处排查可疑人员。

余美颜刚下火车，穿着洋气，说话带英文腔，一看就不是"本分女人"。军警当场把她带走了。

审讯的时候她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广州，支支吾吾的，嫌疑越审越重。

后来是家里托了关系把她保出来。但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才是真正把她推进深渊的：

婆家得知消息，当天就退了婚——一个正在戒严抓人的城市里的"可疑女子"，这种儿媳妇侨商家庭一刻都不想留；她父亲"觉得丢了脸"，但没有把她接回家，而是把她送进了一个叫"习艺所"的地方。

习艺所听着像职业培训，实际上是那年头专门关"出了问题的女人"的地方，类似现在的收容所。里面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吃馊饭，睡通铺。余美颜病了想请假，管事的骂她："不守妇道的女人，还想装娇贵？"

就这样待了整整一年。

出来那天，她把自己所有的旧衣服烧掉了，换上一身最鲜艳的西式裙子，对着镜子说：你们说我坏，那我就坏给你们看。

每一次伸手，都被砍一刀

从习艺所出来以后，余美颜开始混迹广州的舞厅、酒会、赌场。她和另外几个作风彪悍的女人经常一起出没，广州人给她们起了个绰号，叫"四大金刚"，余美颜是头头。

她自己定了规矩：顺眼的才陪，给再多钱也不伺候不喜欢的。这算是她在那个年代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点主动权。

后来她遇到一个香港商人，四十多岁，事业有成，听说她的遭遇后很同情，把她娶回去做二房。她以为这是一个出口。

但她在香港的日子主要是泡赌场、看戏、花钱。商人的钱被她花得差不多了，对方忍无可忍，但他处理这件事的方式非常狠——在报纸上刊登声明，说她"放荡不羁，挥霍无度"，正式宣布解除关系。

这等于把她的"案底"公告天下，此后她在婚姻市场上彻底没有立足之地了。

1925年，她遇到了南海县县长的儿子。这个官二代追她追得很殷勤，租了别墅同居，说要结婚。余美颜大概以为这次是真的。

结果县长知道以后，找上门来，说：你先把我儿子花在你身上的钱还回来，两万大洋，还完了再谈婚事。

两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大多数普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个数。但余美颜咬牙凑齐了，把钱拍在县长桌上。

然后县长把钱收了，转手给她扣了一顶"土娼"的帽子，想用卖淫罪把她送进监狱。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局。

余美颜关起门来，把这些年经历的所有事——那些男人，那些情书，那些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一字一句写成了一本书，叫《摩登情书》。名字、细节，一概不改。

书出版以后，首印很快就卖完了。但香港的书摊把这本书和春宫图摆在一起卖，说明在那个时代的眼睛里，她的愤怒和控诉被归类为另一种娱乐商品。

更让她心寒的是她父亲。老头看到这本书之后，给她寄来一封断交信，意思是从此没有这个女儿。不是街上的陌生人，是她爸爸。

1927年2月，广州一家酒店的七楼，一个富商带着钱来找她，但带的钱没有她要求的数目。她把那一沓钱全部从窗口扔了出去，纸币在广州闹市区漫天飘舞，路人争相捡拾，把那条街堵住了。这件事上了报纸。

她不是因为有钱才扔钱。她是精神开始撑不住了。

连庙门，也没给她开

1927年，余美颜去了香港，找了一座寺庙，想出家。

她是认真的。她只想安静。

但她过去认识的那些男人听说她在庙里，陆陆续续跑来找她，有的想续前缘，有的只是来看热闹，把寺庙变成了集市。住持以"尘缘未了"为由，把她请出去了。

佛门讲慈悲，但也要算香火账。一个会招来男人围观的女人，不是慈悲的对象，是麻烦。

到这一步，余美颜已经没有任何容身之处了。家庭，在父亲寄出断交信的那天关上；国家机器，在习艺所的那一年已经给她上过课；市场，每一个愿意接近她的男人最后都是来打劫的；宗教，连最后这扇门也关上了。

1928年4月19日深夜，她在轮船上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活着没什么意思，不如死了算了。" 然后跳下去。

她的遗书最后写了一句话：来世或可做一个纯洁的女子，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句话让人难受不是因为她在骂谁，而是因为她到死都用"纯洁"来定义自由——这个词不是她发明的，是那个摧毁她的世界教给她的。她用来反抗的语言，恰恰是压垮她的那套话语。

六个月以后，1928年10月，以她经历为原型的电影在上海首映，场场爆满。她的故事成了别人的好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