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一些精英圈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焦虑感，他们过去一直坚信，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是稳固的，未来也会如此。

但现实让他们开始怀疑：长期以来以为“美国独霸天下”的局面，正在被改变，这次，让他们担忧的不是欧盟，也不是俄罗斯、日韩，而是中国。

过去，美国也曾有过焦虑期，比如六十年代面对前苏联航天，八十年代面对日本经济崛起，但当时仍有明显优势和自信可以支撑。

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让他们看不到清晰的缓冲空间，不仅是媒体在讨论，美国科技界的高层也发出警示。

早在今年5月，《金融时报》就以一篇名为《中国如何赶上硅谷？》的报道指出：中国科技行业取得了巨大进步。

这一点也得到了某位硅谷科技大亨的认证，这位大亨指出：从长期来看，硅谷或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这意味着美国不再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是在全面赶超的压力下调整战略，这种判断并非夸大，而是基于产业发展、技术积累和市场趋势的实际分析...

曾经的霸主感到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焦虑的声音很多来自美国科技界本身，目的并非单纯的警告，而是希望吸引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

类似于过去美国海军为了争取军费而强调中国海军的力量，现在硅谷也在提醒国家关注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军事科技上的潜力。

他们希望通过制造紧迫感，让资源和政策向自己倾斜，这种策略并非毫无依据，因为中国确实具备独特优势。

庞大的制造体系、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数量庞大的科技人才，这是美国过去的对手无法比拟的。

中国强调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中国的科技进步，常常依靠国家规划和资源集中。

从“两弹一星”到新能源、航天等重大项目，都是国家通过计划和组织快速集中资源实现的结果。

相比之下，美国的创新历来强调个人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从爱迪生到马斯克，科技进步被视为个人灵感和创业行动的产物。

问题在于，美国过去引以为豪的自由和分散决策，在面对需要长周期、全国性布局的关键科技时，显示出局限。

自由市场和独立创新可以产生偶发性的突破，但难以形成系统化、持续性的战略优势。

例如，去年在美国大选结束后，硅谷曾试图与即将开启2.0时期的特朗普合作，用国家力量推进新能源项目。

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特斯拉CEO马斯克，据统计，2024年，马斯克一共向特朗普竞选的团体捐赠了2.59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统竞选赞助人之一。

在特朗普上任后，马斯克更是担任“高级政府顾问”，但合作也因政治因素迅速破裂。

这件事表明，美国在制度和政策上存在掣肘，使创新难以实现规模化和连续化，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模式的问题。

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擅长激发个体创新，但在关键产业形成“集中火力”时却不足，当对手能够通过系统规划和资源集中获得优势时，美国的分散创新模式就会被削弱。

这意味着，美国面临的不只是外部竞争压力，更是自身发展模式与现实需求的矛盾，如何在保持自由创新活力的同时，实现国家战略集中，成为摆在美国面前的核心难题。

产业空心化

很多人认为美国科技陷入困境，是因为好人才不够多，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把因果搞反了。

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产业体系空心化，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在本土萎缩，导致顶尖人才找不到可以施展才华、积累经验的舞台。

顶尖人才不是靠移民搬来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本土产业繁荣、技术积累和实际项目来培养。

拿新能源和光伏产业来说，美国本土机会少，很多优秀人才干不出成绩，就选择去其它国家发展。

这直接反映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没有核心产业和实践机会，顶尖人才无法成长，也无法创新，产业体系萎缩，最终会限制创新能力。

所以，美国科技界一直喊“中国威胁”，表面上是为了策略争取支持，深层次其实是在自我提醒：创新制度、产业结构、人才培养环环相扣，都存在潜在风险。

未来科技竞争，不是照搬别人模式，而是要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重新建立培养顶尖人才的生态系统。

只有本土产业和实践机会恢复起来，美国才可能再次孕育出真正的创新巨人，否则，再多的喊话和警告，也只能成为历史的回声。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