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管文蔚回忆在乌烟瘴气的淮阴监狱

5.乌烟瘴气的淮阴监狱

经过县政府那阴森森的门岗，我们径直往里走去。

黯淡的灯光下，呈现着“淮阴监狱”四个黑色的大字。

进了监狱门，就是看守的值班房了。犯人进牢，先要登记。看守问了我姓名，从何处来，判了多少年刑等等。解差交了差就离去了。手续办完，看守打开门，带我进去。门里是个大天井，再进二道门又是一个大天井，天井四周都是牢房。看守把我带到第七号号子，这是这监狱里最小最肮脏的号子，看守开门让我进去。这号子很简陋，约十二平方米又一隔为二。前半间屋，睡着一个笼头，代替看守执行职权，后半间屋，关着十七、八个犯人。前后是用栅栏隔开的。

房间很小，拥挤不堪。虽说时令还是冬天，但是一股说不出有多难闻的汗热臭气已扑鼻而来。我被熏得差点呕吐。这牢房没有窗洞，门一关就不通气了。

看守将我交给笼头，说:“新来的，你要好好‘照应’他!”我知道这是他们中间的暗语，意思大概是叫笼头好好整整我，给我一个下马威，然后可以榨取我的钱财。

笼头是个瘦长条子，象个鸦片鬼子。他开了栅栏门，叫我进去。

他指着一个墙角，对我说:“那是最好的地方，你过去睡吧!”我看出那是号里最坏的地方。

我不理睬他，伸手提铺盖，却被笼头一把拽住了。他凶相毕露地说:“家有家规，牢有牢规，你要守规矩，不然就对你不客气!要放漂亮点儿!”这是江湖流氓的时髦话。

我把铺盖卷朝他一丢，还是不理睬他，径自从躺着人的隙缝中一脚一脚向那墙角跨去。好不容易跨到那里，一看墙角正好放着一只大粪桶，没有盖子。旁边落脚都难，哪里还能有铺位!睡不好睡，坐不好坐，只好站着，分明是他在作弄人嘛!我从来也不曾受过这种气。

我下午跟淮安那两个解差在茶馆里喝茶时，早已打听了这牢里的情况。看守与笼头是互相勾结的。新犯入监，一定要先谈好“铺监费”，谈好了，才给你睡觉的位子，否则就要立着挨打，直到你答应才罢休。

我已下定决心，一个钱也不给!

我包斜了一下笼头，在昏暗的马灯下，他坐在铺上，正端详着我，捉摸着在我身上能榨出多少油水，看样子他在高兴，因为我不象个穷小子的样子。

我轻轻请躺在地铺上的人挪出点地方，使我好蹲了下来，可是他一声不吭。

“不要挤!”我身旁边的一个犯人吼斥我。好凶呀!我内心想，还是不吭声。

过了几分钟，笼头开口了:“你懂不懂得监狱里的规矩?”

“规矩?有什么规矩?你说吧。”

“你第一次吃官司?不懂，告诉你:犯人初来，必须铺监，不然，牢神要惩罚你的!”

“嘿!”“牢神”就是你这个样子，我冷笑了一声说，“吃官司，我从无锡、苏州、镇江、扬州，一直吃到这里，从来不信什么‘牢神’不‘牢神’!我每到一地先打‘牢神’后打‘小鬼’。”

我也是用江湖口气给讲话。他一听我这话，惊住了。全号的人大多坐了起来。笼头停了一刻才说:“铺监，是我们这里的老规矩!要漂亮一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深知当笼头的大多是些土匪之类的亡命之徒。这些人怕硬欺软，更怕你外头有人撑腰，惹出祸来，使他们的主子丢官。

“我家有钱，与你无关!”

“你嘴硬!给我打!”笼头跳了起来说。

两个犯人从地铺上爬起身，就冲了上来。

一个打手上来，朝我兜胸就是一拳。我毫不客气，狠命朝他头部猛击一拳，那打手差点跌倒在地。

我厉声喝道:“谁来?我把他眼珠都抠出来!谁要试试，就来吧!老实告诉你们:我从江南到江北，不知打了多少笼头了!你们长着眼睛，也不瞧瞧，想敲我的竹杠，休想!蒋介石都敢打，就不能打你?”

笼头大叫:“不要怕，给我一齐上!”但没有人再上，笼头气馁了，他只好自己摆出一副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

“你们再动，我把这粪桶倒在你们头上!”我踢了一脚粪桶说。

笼头嘴里骂，心里软下来了，不敢动手。其他人平时受笼头欺侮，也恨他，见我很凶，一下都坐起来，默默地看着我。笼头看硬的不行，就让另外两人来软的:“光棍不吃眼前亏，图个安逸算了。”

“图安逸?我早就不打倒蒋介石，当大官了!”

号子里议论开了:“他敢打倒蒋介石?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蒋介石都敢打倒，当然天不怕，地不怕了!”

笼头改口了:“你吃什么官司?”

“吃‘打倒蒋介石’的官司，因为他欺侮老百姓。”

“明天再说，大家睡觉!”笼头彻底泄气了。

“哼!你们要钱，一个子儿都没有!要命，有一条!你要钱，打个电报到镇江叶楚枪那里去!”

大家听我这话，愣住了。笼头见势很硬，又摸不清我的底细，就对号子里的犯人说:“挤挤，让他睡下。”

几个人就挤了挤，让出了尺把地方。我坐下来，看着笼头，防备他再耍什么花样。我牢记他的“明天再说”这句话，预想明天可能还会发生更大的风波。

“拿条被给他!”笼头命令他的狗腿子。

一个犯人就递过来一条破麻袋帘子，气味很大。我受不了，没有盖，叠一叠，丢在一边。天亮后拿过来一看，每个麻丝眼里都是虱子，屁股朝上，胖鼓鼓的，简直叫人肉麻。

天一亮，号子门就开了。犯人都到天井里去活动。七号的小笼头就出去向总笼头报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我刚出号子，七、八个人就窜了上来，想把我围住，要给我颜色看了。这情势，我见过不少，知道他们要动手了，连忙退后几步，往墙边一靠，说:“哪个上来，我就抠哪个的二饼(眼睛)，抠一个是一个，踢死一个算一个!我拚了一条命，来吧!”

我年轻体壮，横竖横了，什么也不怕，他们见我脚上上了镣，知道非一般犯人，如今又摆出这样一副拚命的架势，摸不到我的底细，不敢动手。即使凭着他们人多势众，真的把我打死或打伤，也就要闯大祸。因此，七、八个人只站在那里发狠，并不过来。

双方相持了十余分钟。

这时，人群中站出来一个三十几岁的人，腿有点瘸，衣服一掖，完全是一副绿林好汉的派头。他对我露出一些同情之意，对大家说:“我们在江湖上闯荡的人，从来不作兴欺侮远来之客!”他又环视了所有围观的人，大声喊道:“弟兄们，欺侮外客，就是孬种!.谁敢动手，我孙老二‘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

围观的犯人纷纷议论开来，称赞“孙二爷说得对”。

那七、八个人也就悄悄地溜开了。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孙二爷，确是个绿林头子，被判了十几年徒刑。他在牢里也有一批徒弟，平日很讲江湖义气，相当有威信。

总笼头则是一个和奸杀人犯，判了无期徒刑。一般绿林好汉是看不起这号人的。

“好了，你们都回去!”总笼头站出来说，“孙二爷的话是对的，我们再慢慢商量吧!”

我细看此人，四、五十岁，大胖子，眼睛已半瞎了。

总笼头这样一说，喽啰们就乖乖退下了。其他人暗暗高兴，一个个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神情。

总笼头把我带到他住的地方—牢里和面的面房，请我坐下。

当时，淮阴监狱，每天开两顿饭，每顿发一个大馒头。两顿总共只有十两(十六两制)面粉。规定囚粮每天每人十四两，典狱官贪污四两。全监二百来人，每年贪污的总和也很可观。这是一个很好的肥缺，外人一般不尽知晓。这间和面做馒头的房间，兼作总笼头的优待住房，住着两个总笼头。一个叫卢四太爷，六十多岁了，留半长的胡须，过去当过土匪头子。另一个叫彭步青，牢里的犯人都叫他彭大爷。这两人都是看守、典狱长的忠实走狗，又是欺压犯人的凶恶霸头。敲到的竹杠，如“铺监费”、赌头等等，都要与看守、典狱长分成。七成归狱方，三成归笼头。各号子的笼头又是他们的徒弟或徒孙，一般都是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凶得很。

彭步青请我坐下以后，就问问我的情况。

我说我是金坛人。他不知金坛在何处。

我说:“金坛靠近浙江边了。”‘

“呵!千把里路哪!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知道他的用意，故意说我家里很富，八百多亩地，两个店铺。

他又惊又喜;以为可以弄一笔大钱，于是很客气地对我说:“你家里每月给你寄百把块钱是不成问题的啰."

“是呀，”我说，“可惜我与家庭断绝了关系。”

他大失所望，沉吟了片刻，他立即站起来说:“那末你吃这样长的官司，今后怎样混下去呢?”

“慢慢混吧，横竖国民党不长的。我到这里，人地生疏，要请彭大爷多多帮忙。”

孙二爷正好进来。他往铺上一坐，豪爽地说:“年轻人，不要怕。我们都是落难之人，会照顾你的。”

我说:“谢谢你，孙二爷!"

他说:“你刚才是好样的!”他转向两个总笼头，“让他移到我的号子里吧!”

彭步青对孙有几分顾忌，只好同意他的意见。

当天我就搬进孙二住的第三号号子，孙二是三号的笼头，他亲自安排我睡在第四个铺位上。那里比较干净一些，也比较宽敞一些。说宽敞，也不过一尺左右的铺位。铺盖也由他们替我搬进来了。

淮阴监狱，这个特殊的黑暗的封建性的底层社会，在江南监狱是少见的。我必须把它的真实情况弄清楚。

这里关了三个政治犯，我先找他们了解一下。谢冰岩，本地人，人很忠诚老实。其他两人是沈家俊和金人龙，也都很年轻。谢、沈二人开始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做了工作才讲了真实情况。金人龙是普通群众，被人陷害的，他沉默寡言，后来忧郁成病，死于狱中。

我那天早上跟笼头交锋时，他们三人也都在场，远远望着我，他们平时受笼头欺侮，见此情景，为我捏了一把汗，但在淮阴监狱里看到这样的斗争场面，内心又觉得很高兴。

谢冰岩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他父母天天给他送牢饭。外面的情况，由他们透露进来，不管是谣传还是事实，我听了都如获至宝。

在监狱中的人，最痛苦的是与外界隔绝，尤其是我们共产党人。监狱当局是不准监犯知道外界的情况，新监旧监都是一样。

我决定在狱中继续为党工作，但决不再在狱中搞暴动的蠢事。

我在淮阴狱内狱外都没有熟人，只有慢慢地一个人做工作，采取交朋友的办法团结群众，首先团结好谢冰岩，作为帮手。

我花了几天时间研究监内的情况，拟订腹稿，预备一步一步地打倒笼头统治。

整个监狱共有七个号子。两个总笼头睡在和面房，一至四号是比较大一点的号子，五至七号较小，更拥挤。我住的地方就算是相当于大轮船上的三等客舱了。监狱是由旧式的民房改建的。牢里关的犯人，百分之八、九十是土匪。

孙二告诉我，淮阴出城三里就是他们的天下。象王营、三棵树等地方，他们白天带着枪可以大摇大摆，没有谁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年轻人满了十六岁不做土匪，就不算好汉。县政府的人不勾结土匪是不敢出城的。

为了弄清监狱的情况，我有时也到总笼头住的和面房里去转转。那里确实供有牢神的神龛，以保狱中的平安。我联想到京剧《苏三起解》中祭牢神的情节，觉得这监狱与江南的差别很大，倒与明清等封建朝代的监狱差不多。

整个监狱只有三个看守。每个看守每月四块钱薪水。另外有三个副手，政府不发薪水，他们的薪饷全靠向犯人榨取到的钱几个方面分成拆账，还要“孝敬”看守长和典狱官。狱中高利贷也非常盛行。

笼头敲犯人竹杠，花样很多，手段刻毒之极。新犯人进牢房，先要问你有一多少家产。他们起码要把你家产的很大一部分拿出来铺监。你不给或少给，就把你绑在木栅上毒打。答应了的数目，就必须限期交清，否则又要绑起来揍。许多犯人被逼得倾家荡产。

有的犯人家属在外乞讨，凑点钱数送进来，以供这些恶棍享用。

除此以外，牢里还有不少蝇营狗苟的赚钱办法。

一种是专设小房间，供犯人夫妻相会。一天不少批，如要在狱里跟丈夫过夜，每夜要给五块钱。

另一种是聚赌。进监狱第一个天井旁边，有三间屋子专做赌场之用。每天晚上封了号门，就找犯人去赌博，通宵达旦，抽的头钱很高，全部归看守收入。一夜可得三、四块钱。赌徒无钱，笼头可以借贷，收利息。

再一种是笼头的狗腿子专设几个小煤炉子，供犯人烧煮。囚粮每天十四两，被尅扣去四两，就只有十两了。每顿一个馒头，无菜无汤，馒头又发得极松，吃下去不一刻就饿了。你必须请家里送点番薯或苞米、青菜等类的东西来，在小炉子上烧烧，炒炒，热热汤。监内专设一人为犯人买菜和油、盐、酱、醋等东西，此人专赚犯人的钱过活。用他们小炉子烧东西也得付钱。

每天早晨、还允许外面的小贩进来卖油条烧饼，但必须是与看守有关系的人。那时，经常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长得很俊俏的，据说是衙门口茶馆里老板的养女。她每天早晨开封时，总拐一篮子烧饼油条进来叫卖。由于犯人太饥饿，生意很不错，能赚一些钱。但她的衣着非常单薄，手背上常露伤痕，令人感到很可怜。

这孩子在监狱进进出出叫卖约有两年多时间。有一天，突然她没有来，大家很奇怪。我向一个看守打听，说那小姑娘被家里人拷打，上吊死了，什么原因不清楚。

监狱情况弄清后，我考虑再三，认为打倒笼头是不大可能。从县政府到监狱当局;从典狱长、看守长到看守，再到笼头，是互相串连在一起的，活象一条铁链子，一环套着一环。取消笼头统治，看守没有外快，就活不成;看守都不干了，典狱官也当不了;而且上自县政府的官吏，下至监狱的看守，谁不通过笼头从犯人身上捞钱?

他们这样一伙贪婪的吸血鬼，是决不会甘心这样一棵摇钱树倒掉的。我个人新来此地，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狱中政治犯又那么少，斗争很难取得胜利。斗争的道路艰苦得很，我不能再冒失。最后决定还是等待机会，设法减轻一些剥削和压迫，比较实际。

淮阴监狱如此乌烟瘴气，实在看不惯。我和谢冰岩等几个人就一起读书。谢是本地人，能弄到书，我们就利用时间学习，学哲学、政治经济学，也读古典文学作品，我还研究了《易经》作了详细的注释，并试图用辩证的观点来解释这部古典哲学著作，写下了不少心得体会。

这监狱里脏不可言，虱子、跳蚤成灾。天好的日子，犯人一排排坐在墙脚根，一面晒太阳，一面捉虱子。

每逢春夏之交，牢里总要流行一次伤寒之类的传染病。一百几十人，躺下一大半。缺医少药，每年总要死一批。监狱当局，视若无睹，死了拖出去，名字还挂在那儿，照样领囚粮，吃空额。

我到那里两三个月后，也得了一场伤寒症，差点死掉。幸亏我已新交了几个朋友，睡在我旁边的一个叫周三，是开茶馆的，六十来岁。他在青帮中是个小头子，跟我处得很好。我发高烧，呈昏迷状态时，他花钱请人买来几斤荸荠，洗净后榨了两碗汁水，给我灌下去，出了一身大汗，病就渐渐转好了。

谚语说:“撑不死的脾寒，饿不死的伤寒。”得伤寒后，肠胃受损严重，饮食必须十分小心。我那时没有这经验，病刚好，就大吃东西，病又反复了。周三又设法从外面请来了一位医生，姓孟名石仙，医道在淮阴就算好的了。孟石仙替我诊治，打了几针，病又好转了。从此，我和孟石仙又交上了朋友。

孙二渐渐被我争取过来。他与总笼头有很多矛盾。孙二向我这边一靠，他的那批人也就倒向我这边来了。三个政治犯，我经常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谢冰岩表现很好，沈、金二人意志低沉，没有多大希望。

反对剥削和虐待犯人，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有一次，笼头大敲犯人竹杠，体罚十分残酷，我们轰了起来!

“都是难友，不能那样毒打!”“这样欺侮人，太不够江湖义气!”

一片怒喊声，笼头吓得躲了起来。

全部看守下来威胁说:“如果闹事，就关号子!”

这一吓，群众为了切身利益，软下来了。

又一次，我们提出:“‘铺监费’不能要得太多。”结果也没有成功。

以后陆续搞了几次小规模斗争，碰了好几个钉子。因为笼头、看守、典狱官、承审员等的利害关系牵连在一起，势力不小，而我们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又没有外援，力量太薄弱。

闹了几次，监狱当局很头痛，认为我是一个危险人物，想把我压倒。于是，由典狱官出面，向县政府控告，指控我在监狱内宣传赤化，要搞暴动!

承审员开庭，把我弄到法庭上去审讯，企图给我加刑。

“管兰亭，你在牢里为什么要宣传赤化，搞暴动?你知罪吗?”

我坚决反驳:“这是诬陷!他们敲我竹杠，我不让，就诬害我。诬告的要反坐的!”

“有人控告你，你还狡赖!”

“告我宣传赤化，搞暴动，有什么证据?我说他们敲榨、诬陷，是有一大把证据的!哪个告我，你叫他来，我跟他当面对质!我是请了律师的，请把我的律师叫来，有证据我认罪，无证据请办诬告罪。”

承审员一看苗头不对，只好改了口气，说:“你回去，不要再闹了，再闹是要加刑的!”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听说，事后承审员责备典狱官说:

“你们怎么搞的?这种政治犯厉害得很。你们不要惹他，优待一点。事情闹大了，又是律师，又是报馆，事情很不好办的。”

过了一些时候，这个典狱官就被撤换了。新来的典狱官姓王，河北人，大高个子。此人对革命虽然谈不上有什么认识，但对当时社会的腐败却是有一定的感慨的。因此，他对我们这些政治犯的态度，比他的前任或后任来说，是要比较开明一点。他命人给我开了镣，并把我们移到面房里去住。两个笼头和我们住在一起，实际上是使其监视我们的行动。这也是他们从前次庭讯中得出的管理上的教训。

我与谢冰岩商量，监狱的斗争各处均有其特点，淮阴的情况要搞象苏州高等法院监狱那样有组织的大规模斗争，不具备条件，因而改变办法，要开展看守的工作。那时，正式看守只有三人，一个叫张志祥，一个叫陈庆，还有一个姓沈的。前两个都是“老衙门”，四、五十岁年纪，做了二、三十年看守了，对犯人的心理很熟悉。张志祥为人虽有点滑头，但经过争取工作，已经同情我们。每天下班后，他都到我们那里聊夭。狱方内部有些事情，县政府的人与典狱官之间有些秘密，他都偷偷地告诉我们。小马是伙计，二十四、五岁，苏州人，大概是犯了什么罪，逃到苏北来的，为人比较纯洁，经过争取教育，做了我们的秘密情报员。

和面房的门，晚上不关，可以随意进出，相对说来自由多了。

我的床背后，隔墙就是老百姓的家。有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盘算:那是什么人家?可不可以想想办法从这里溜走?这必须请外面党组织进行秘密打听，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但是，在镇江越狱失败后，省委决定将我们的党籍保留在省委，关照我们不要与外面党组织发生联系的。因之，我犹豫不决，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最后还是违反党的决定，与谢冰岩商量，请他父亲设法去找党。谢冰岩入狱后，仍保持一些党的线索，说不定能接上联系。

一个多月后，谢冰岩的父亲找到了党，把我们在狱中的情况告诉了党，要求他们派人来看我们一次。

当时中共淮盐特委的负责人是赵心泉、陈亚昌、沈亚平、万金培等。赵心泉为特委书记兼淮阴县委书记。有一天，淮盐特委派一个名叫沈肇华的人来与我们联系。他出了几块钱，就直接到里面来了，没有看守监视。谢冰岩告诉我说，他认识此人，是特委委员，负责秘书工作。

我开始问他外面的情况。

他说:“我们与省委失去关系已半年多了。”

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在乡间或洪泽湖内打游击?土匪尚能成群结队在乡间活动，我们不比土匪高明得多吗?”

沈肇华说:“你的意见，我带回去向特委汇报。”

我问他们的经济情况，他说困难得很。

经过详细询问，我发觉淮阴的党组织软弱无力，他们的思想不少还保留在陈独秀时代的水平上，不能向他透露任何秘密真情，而且很懊悔与他们接_L的关系。万一他们叛变了，就会招致很大的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时隔不久，淮盐特委被破坏了。不少人叛变，当了特务。赵心泉也被捕了，关押在西监。我们经常看到他，但不敢去和他接近。从那以后，我们与外面的党组织才断了关系，但仍有一些人冒充党的同志来看我们，其实都是叛徒、特务，想用党的牌子来拉我们下水。我们都拒绝了，有时干脆不见他们。

我料想他们不会对我死心，叛徒、特务川流不息地进入牢内窜来窜去，严密监视我们的行动，想方设法找我们的空子。

最后，反动派就搬出了一个大叛徒、大特务徐锡根来。徐锡根其人，我认识的。他曾经当过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上总和全总的党团负责人。一九二九年，江苏省二次党代会后，他仍是省委常委，抓工运工作。一九三二年底，我在狱中看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上刊登了徐锡根向国民党政府自首的消息。还有他写的“劝告共产党员”投降的文章。由于文章中披露了不少有关党内斗争的情况，我相信这不是敌人伪造的。

有一天，看守张志祥向我透露:“省里有位要员来了，是专程来看你的。”

我问他是谁。他告诉我是省特务室主任，姓徐。上头要他们把地方打扫干净。

次日上午九点钟光景，我被喊到接见室门口。我一看，是徐锡根。同时，我发现徐的后面还有一个阴影，没有进来，不知是谁。

我和徐锡根隔着门见面，离他有一丈多远。我透过门上小洞看到他的脸庞。看守张志祥闪在门里，面向着我依在门边听我们谈话，特务看不到他。

徐锡根看到我完全是犯人模样，假惺惺地问我说:“祝同同志，你好吗?”

“吃官司，无期徒刑，在这里坐牢。”我说。

他叹了口气。“一别多年，情况变化太大了。我和罗章龙他们都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被捕的。这几年，何孟雄他们都死了。我和王克全几个人保存了下来。”稍停片刻，他接着说:“情况变了，我只好采取另一种方式进行革命。”他胡扯些什么，我内心在想。

我没有答话。

他装作很感慨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江苏省委早就被破坏，不存在了。我们正在组织新的共产党。希望你能出来，同我们一起干。”

我想，特务总是怀着阴谋诡计，叫头脑简单的人上圈套。我冷冷地说:“我决心不干了，在牢里读点书，等待期满释放。”

“不要消极，只要想办法，一定可以出去的。”

我重复一遍说:“我决心不干政治活动了。”

他露出一副失望的面孔，说:“请你多考虑考虑。有机会再来看你。”回过头走了，好象后面还跟了一批人。

看守张志祥开了门也跟着出去。

我回头把情况告诉谢冰岩，两人大笑一阵。估计特务不会罢休，我们商量，考虑到敌人可能对我加以暗害，只好给家里写信，请张桐律师来一次。

张桐律师来了，问了些情况。他对监狱当局交代说:“我是管兰亭的律师，是受法律委托的，这个人如在监狱出了问题，我是要追根究底的。”他又向高等法院备了案，以防我会有什么不测之祸。

不久，国民党省政府的民政厅长由典狱官陪同，名义上是来视察监狱，实际上是来查看我们是否有闹监等事。

那天，所有号子都锁上门。他到我们所住的地方，叫看守把门打开，要见见我和谢冰岩。见面后，他问了问姓名、案情等，就带点惋惜味儿说:“你们蹲在这里也不是长久办法，能出去最好出去。年纪轻轻，不要把青春在这里白白浪费掉。”

我俩不理睬他，只是冷冷地望着他，这个吸血的官僚只好默默地走了。

在此期间，我们从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中，了解到监狱头子与国民党县长祁云龙之间矛盾比较深。我和谢冰岩商量后，利用这矛盾，再次进行了反笼头斗争。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监狱头子被撤换，狱中的情况略有改善。

淮阴城范围不大，有点比较新奇的事，人们就争相传说，很容易弄得满城风雨。闹监的事越传越离奇，我竟成了人们谈论中的“新闻人物”。因之，吴觉、张一平等人，都来监狱看望我们。

吴觉是我们党的同志，曾在上海私立建设大学读书，后转入大夏大学。一九三O年在夏大加入C.Y.，一九三二年九月转党。他曾几次被捕，刚从苏州反省院出来。他的家族是淮阴很有势力的名门大族。其祖父是清朝的武科秀才。父亲吴引湘，原先亦是清朝的秀才，后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教于淮阴的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国学方面造诣颇深，在当地算是个名士了，国民党江苏省省党部里有几个委员均是他的学生。吴觉被捕后，经过他父亲到处活动，才得以释放回家。

张一平是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委员，与吴觉同乡，两人从小就很要好。张为人热情正直，同情并支持我党的革命活动，在各方面都很尊重吴觉的意见。他通过吴觉介绍，跟我相识，经常利用其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身份与在淮阴的社会地位，到监狱中来探望我和谢冰岩。每次来时都带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以贴补我们在狱中生活之不足。

一九三四年，张一平和吴觉利用淮阴一位名叫卜跃斋的商人的资金与印刷设备，办了一份《大众报》。张一平自任董事长和社长，吴觉名义上是该报副刊的编辑，实际上是真正的总编辑，报社的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这张报纸常常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封建势力的腐朽没落，能接触实际，又尖锐泼辣，很受读者欢迎。他们跟我熟悉后，就约稿，我答应了。一个囚徒为外面的报纸写社论，也是挺有意思的。我撰稿，由他们提供材料，用一个“灵”字作笔名，写了七、八篇社论，锋芒针对当地的官僚士绅、特务、流氓等。这些家伙看了恨之入骨，但不知作者究系何人，无可奈何，只好迁怒于报社，处心积虑地想把这张报纸搞掉。

是年秋，吴觉又一次被捕。我听说他是在《大众报》社里被抓的，案情很重，可能要从严判刑。究竟是什么案子?我不清楚，心里很为吴觉焦急。我向狱方提出要求，仍将政治犯放在我和谢冰岩一起。狱方对我有顾虑，隔了多天，勉强同意了。

吴觉被看守送进来。我看他精神十分疲惫有病，似已被用过刑。

看守一离开，我就问吴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吴觉告诉我:特委蹲在乡下，连报纸也看不到，消息闭塞，活动不便，决定将机关搬回城里，派夏如爱带陈亚昌、万金培进城找他，帮助找房子。房子找好了，想不到万金培住在石码头袁福盛客栈里被特务发现，抓了去。夏如爱、陈亚昌住王营西坝，第二天接到万的信，说是病了，已不能行动。夏、陈进城探听情况，又被特务盯上，好不容易脱身，跑来告诉他。他报社有事，走不开，又想万不会出卖他，犹豫了一下。哪知万供了，在县政府一口咬住吴觉是共产党，还有手枪。县政府那些家伙，为《大众报》的事正对他恨之入骨。万这一供，抓到了把柄。他们马上来抓他，报社也同时给封了。

我问他手枪问题是怎么回事。

他告诉我说:手枪本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的，暂时存放在张一平那里。敌人追得很紧，他一口咬定自己不曾有过什么枪，枪是某人的，偶然由于好奇心，曾摸玩了一下，一颗子弹也没有，早已归还给某人了。

我又问他抄到什么证据没有。

他说没有。

“你供了没有?”

“我没有供。我说我才从反省院出来，怎么会又去干共产党呢?”吴觉回答得很肯定。

我和谢冰岩商量，认为只要万金培推翻前供，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就叫吴觉沉住气，不要着急。

黄昏时分，我给了看守两块钱，叫他带我到东监去找万金培。

我到东监一看，万金培被笼头看得紧紧的，住在号子的角落头，动也不敢动。

看守将万喊出来后，就走开了。

我问万:“你什么时候被捕的?”

“有个把月了。”

“开过庭没有?”

“开过了。”

“同时被捕的还有谁?”

万低下头去没有回答。

我郑重地对他说:“你千万千万不能供。一供，你的命就难保了。即使为你自己着想，你要活命的话，也无论如何不能供。”

他点了点头。

我又问:“你牵涉到吴觉了没有?”

他把头低下，没有作声。

我说:“如果你供了吴觉，你自己也就是共产党了，那就危险极了。下次开庭，你坚决把前供推翻掉，说前供是被严刑逼出来的。”

万听了这话，眼泪滓渗的，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说:“我照你说的办。”

我与万不相识，也不很了解，别的话不便多讲，就离开了。

我回西监对吴觉说:“你只要不招供，就不会有多大问题。”

这样，吴觉就死不承认，万金培的原供也翻掉了。

昊觉的父亲来见我，老人为儿子的事愁煞。我安慰他说，你再在外面托人想想办法，看来问题不大。几天后，吴觉就被押解去镇江，交李明扬保安处的军法处。听说后来判了两年六个月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