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36小时的北京AI漫游，让硅谷学者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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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贝壳财经）

一天多时间，不足以真正读懂一个庞大的产业，但足够让一些固有的认知开始松动。

5月第一个小长假，一支由国外AI学者、研究员、独立撰稿人等组成的调研团队在36小时内密集走访了北京AI产业的核心地带——走进阿里巴巴北京园区、月之暗面、智谱、美团、小米、零一万物等公司，和中国AI研究员们交流。

他们或许预想过会看到什么，毕竟在硅谷的叙事里，中国AI常常被贴上“追赶者”“应用强于基础”等标签。不过，这一趟行程，刷新了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国AI行业的认识。

来自美国的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AI2）资深科学家、后训练负责人内森·兰伯特（Nathan Lambert）感慨：北京简直就像湾区（硅谷所在地）。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研究员弗洛里安·布兰德（Florian Brand）则认为“这里的整体行业活力和旧金山出奇类似”。

除了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湾区气息”，多名外国AI学者还注意到中国AI研究人员的独特气质：谦逊、务实，执着于提升模型能力。他们发现，中国企业特别重视年轻人，学生也能深度参与大模型训练，而且企业普遍乐于开源，各家都有自己的大模型训练路径。这些都与硅谷的AI氛围形成了迥然的对照。

5月11日，一名深度参与了此次国际交流活动的国内一线大模型项目负责人向新京报AI研究院透露，内森的观察准确捕捉到了当前中国AI产业的现实氛围，本次交流也是一个让外界认识中国大模型公司的好机会。“坦率地说，除了OpenAI、Anthropic等顶级美国AI公司，我们在技术实践方面的经验领先于这些来访学者，这次交流也是一个让中国AI大模型的影响力向海外扩散的好机会。”

此次中国行，14名海外AI圈“大V”组团到访。

新京报AI研究院了解到，本次交流活动由海外AI博主联盟SAIL组织，该组织致力于聚合全球顶尖AI研究员、作者，打造高质量AI内容库。组织成员除内森外，囊括SemiAnalysis总裁道格·奥劳克林（Doug O’Laughlin），大模型工程师、畅销书《从零构建大型语言模型》作者塞巴斯蒂安·拉施卡（Sebastian Raschka）等。

上述国内一线大模型项目负责人告诉新京报AI研究院，虽然平时在线上也会与这些外国AI研究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但硅谷的研究员主动来到中国，并和国内企业进行高强度线下接触，还是“第一次”。

交流活动结束后，内森一篇名为《写自中国AI实验室内部的笔记——此次走访中国多家顶尖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经历所获得的启示》的博客文章受到了中美AI圈的关注。

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研究人员，内森发现，北京的景象与旧金山湾区极为相似：竞争激烈的实验室只需步行或乘坐网约车即可抵达，“我下飞机后，在前往酒店的路上就顺道参观了阿里巴巴北京园区。随后的36小时内，我们走访了智谱AI、月之暗面、清华大学、美团、小米以及零一万物等企业或研究机构。乘坐网约车，还能打到后排配备按摩椅的汽车。”

此次外国AI学者调研团走访的部分北京AI实验室所在地。新京报AI研究院整理

从首都机场进城的路上，拜访阿里巴巴北京总部算得上顺路。而智谱、月之暗面、零一万物等AI公司的办公地点更是扎堆在海淀区中关村至知春路一线，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完全可以用步行串联。

事实上，在旧金山湾区，OpenAI、Anthropic、Meta AI等公司同样集中在城西Mission区附近，这种硅谷式的地理密度，在中国AI的心脏地带同样变成了现实。

这种密度不只是物理层面，更在于人才与信息的高频共振。

出生于德国的弗洛里安·布兰德，从第三方视角观察了中美AI企业氛围。他在博客中写道，“我接触到的中国AI研究者都非常谦逊。大家都会由衷称赞其他实验室和同行的成果。深度求索（DeepSeek）被频繁提及，大概是因为在我们到访前几天，他们刚发布了新模型，业内人士谈起DeepSeek的论文时满是敬佩。很多研究者彼此私交甚好，要么是校友，要么是同乡。他们乐于公开交流研究工作，相关成果往往在几个月后就会整理发表成论文。”

“这是和西方AI圈最大的差异之一。在美国，行业氛围往往更偏向零和博弈。各家实验室都谨慎卡位、注重自身定位，研究者时刻考量竞争关系，部分人还十分自负。行业领军人物甚至会在泄露的内部备忘录中相互攻讦、言语诋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或许在于：美国头部AI实验室大多闭源，而中国不少实验室选择开源。”弗洛里安说。

内森总结，中国AI研究员之间有一种更浓的“生态感”——大家彼此尊重，美国实验室里那种“非我不可”的门户之争相对较少。

同时，他观察到，中国AI研究员换工作的频率和美国硅谷相似，人们选择去哪，主要看“哪个实验室的氛围更好”。知识和创意在这些机构之间流动的速度，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快。

在弗洛里安看来，北京的整体行业活力和旧金山出奇相似，研究者们常年活跃在线上，高频更新X和小红书账号，而且小红书的行业影响力正越来越大。“大家都在用 Claude Code 或自研命令行工具（CLI）迭代开发下一代模型。开会间隙，还有人实时监控模型训练进程，盯着奖励曲线不断攀升。”

这种生态感，可能才是北京AI产业比肩硅谷的真正底气。

内森此行最深刻的印象，落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上：中国AI实验室里，核心贡献者有很大比例是在读学生。

这不是说中国实验室只用学生打下手，而是学生被直接纳入核心研发体系，被视为“平辈”而非“打杂”。这种团队架构年轻而有活力，让内森想起了自己在艾伦AI研究所的经历——在那里，学生同样是核心研发力量。

新京报AI研究院了解到，大量引入学生参与研究，是国内AI企业的特色之一。背后原因之一是背靠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常有AI企业人员邀请自己的师弟、师妹前来公司实习。同时，一些公司的AI项目组内部架构也极端扁平化，常有实习生成为主力。

新京报AI研究院了解到，一些企业还有高中实习生，表现同样不逊色。

内森看到了两国氛围的差异，美国顶级AI实验室的情况截然不同，OpenAI、Anthropic、Cursor几乎不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实习机会。虽然谷歌名义上有Gemini相关实习机会，但很多人担心只能接触到边缘工作。这种“隔离文化”，正在让美国实验室失去一种独特优势：新鲜视角带来的颠覆性思维。

在交流中，内森发现了中国大模型企业融入年轻血液的优势：一个刚入行的学生，没有经历过上一轮AI炒作周期，没有对某种技术路线的“路径依赖”，反而能更快接受新的技术范式。他们愿意一头扎进去，放下所有预设，直接和问题本身对话。这种状态，在大模型技术路线快速迭代的当下尤为珍贵。过去几年，行业先后经历MoE架构、强化学习、Agent智能体三次范式转换，每一次都是对“老兵”的挑战。

他还注意到一个微妙的文化差异，中国研究员非常“直接”。当被问及对AI伦理、社会风险、长期影响等话题的看法时，很多人的反应是困惑，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任务很简单：把模型做到最好。这和美国AI圈随处可见的“AGI哲学辩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弗洛里安认为，中国研究者的核心目标很纯粹，即训练出更优质的大模型。“当得知你用过他们研发的模型时，他们眼里会瞬间放光，也迫切希望在下一个版本中补齐现有模型的所有短板。为了赶模型发布节点，他们可以通宵加班，第二天依旧照常到岗工作。”

这种文化差异，正在悄然影响大模型研发的效率。

内森提到，美国AI研究文化更鼓励“为自己发声”。这固然能激励个人发展，但也会带来光环膨胀和组织内耗。他听说，有的实验室需要向顶级研究员额外付费，才能让他们接受自己的方案没被纳入最终模型。中国研究员不一样，他们更愿意为最终结果让步，不那么在意自己的方案是否被单独采纳。

个人光环让位给团队目标，这种文化基因，在大模型这场需要无数人协同优化的复杂工程里，成了独特的优势。

通过此次交流，内森发现，中国大模型社区更像一个“生态系统”，而非“交战的部落”。

他与弗洛里安谈到，几乎所有实验室都认可DeepSeek。这支以梁文锋为首的团队，被视为“技术品位最佳”。不过，也有国内研究员告诉内森：DeepSeek是备受推崇的技术领导者，但远非市场领导者。它们引领着发展方向，却并未具备在经济层面取得成果的基础。

内森认为，在市场领域，中国AI行业将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视作标杆，这两家行业巨头凭借雄厚资源有望占据所有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新京报AI研究院注意到，在本次交流中，不少学者认为美团、小米和蚂蚁的情况“很特别”，因为同类型的国外企业往往倾向于购买现成的服务，但这三家并非以AI为主业的公司选择自研大模型。

内森表示，这些企业的研发动机并非为了追逐新兴技术潮流而盲目跟风，而是源于对自主掌控技术栈、开发当下最重要核心技术的深切渴望。对于中国AI企业普遍乐于开源的现象，他认为，这一理念主要源于实用性考量：即有助于模型获得来自全球的优质反馈，回馈开源社区，强化企业的核心使命。

中国AI的短板也客观存在。弗洛里安提到，几乎所有研究员都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做大模型规模，也都在吐槽算力资源不足，并且对当下主流评测基准的现状感到不满。

内森也表示，中国实验室普遍渴望更多高端GPU，同时中国企业在数据产业方面的投入不如美国AI企业，很多实验室选择自己构建训练环境而非购买外部数据服务。

此次外国AI学者的36小时中国行，折射出一个正在被世界重新发现的中国AI：速度与活力并存。

上述国内一线大模型项目负责人告诉新京报AI研究院，这些身处硅谷核心圈层的学者具备向国外泛科技公司传递信息的能力，“我们也希望被譬如苹果、沃尔玛等国外公司看到，中国AI虽然在圈内有一定知名度，但也需要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商业视野。”

“总的来说，这次旅程让我对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有了初步的窥见。短短1天多时间，不可能真正读懂这样一个庞大文明的内在文化。作为开放人工智能生态与开放科研理念的坚定支持者，我对二者的未来十分乐观，也期待未来能催生更多国际的合作。”弗洛里安说。

“出发前我对中国的了解寥寥无几，此行结束时却感到自己才刚刚开始学习。中国并非一个可以用规则或固定模式来描述的地方，而是充满独特动态与文化魅力的国度。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与国内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我发现中国许多特质和运作机制都很难用西方的决策模式来模拟。”内森表示。

新京报AI研究院注意到，本次交流改变了不少外国AI学者对中国AI缺乏从“0到1”原创突破能力的刻板印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参照系：在中国，AI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密集而务实的产业实践。

“中国的AI研究人员温暖、真诚、谦逊，很有人格魅力，当我从笔记本电脑前抬起头，看到地平线上不断涌现的起重机时，便能明显感受到这种研发氛围与中国整体科技建设的文化脉络与创新动能完美契合。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者，我目前担忧的是不同成员和团体之间正因国籍标签而产生裂痕，而世界需要更多这样纯粹的积极态度。”内森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