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官员李民寏被俘，亲眼见到建州女真人有城有农庄，还爱吃面食

1619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明朝调集大军，联合朝鲜军队，准备一举消灭努尔哈赤。结果，明军惨败，朝鲜援军也遭到重创，朝鲜将领姜弘立率部投降，随军出征的朝鲜官员李民寏则成了俘虏。

接下来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李民寏被留在后金境内。他没有想到，自己这次被俘，竟然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一个此前只能通过传闻了解的族群。

他看到的女真人，与当时许多人的想象并不完全一样。

这里有坚固的城池，有成片的房屋，有贵族经营的农庄，也有相当成熟的粮食生产和物资交换。女真人不仅吃肉，还吃面食、油饼，饮食中经常使用乳制品。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统治等级，努尔哈赤能够通过层层首领调动军队和人口。

李民寏后来把这些见闻写进《建州闻见录》。

这份材料提出了一个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建州女真究竟是游牧民族，还是一个以农业和定居生活为基础、同时保留渔猎和畜牧传统的社会？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他们骑不骑马、吃不吃肉，而要看他们靠什么生活，怎样组织生产，又是如何把分散的部落变成一个能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权。

一、萨尔浒战败，让一个朝鲜官员走进女真社会

先说李民寏。

他是朝鲜王朝中期的文臣，字而壮，号紫岩。1619年，明朝为了消灭努尔哈赤，发动萨尔浒之战。

当时，明朝经略杨镐制定了分兵四路进攻的计划，希望从不同方向同时压迫后金。朝鲜方面按照明朝要求，派出军队，由姜弘立统领，配合明军作战。

李民寏担任姜弘立的从事官，相当于军中的幕僚。

这支朝鲜军队原本就不是一支独立作战的远征军，其出兵与明朝的军事压力、朝鲜对明朝的外交关系密切相关。朝鲜当时并没有充分的自主选择空间。

然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远比出兵前的预想复杂。

明军各路部队彼此配合不畅，后金军则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地形和机动能力逐个击破明军。朝鲜军队随明军东路军行动，最终也在战斗中遭到重创。

姜弘立率领残部投降，李民寏则成为后金俘虏。

这次失败改变了他原本的人生轨迹，却也让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观察位置。

此前，朝鲜对女真的认识，主要来自边境交往、外交往来、军事冲突和逃亡人员的报告。朝鲜官员对女真人并不陌生，但真正进入努尔哈赤统治中心，观察其内部生活的人毕竟有限。

李民寏不一样。

他在建州停留期间，接触了女真人的居住环境、军队组织、贵族家庭和日常生活。

1620年，努尔哈赤释放了部分朝鲜被俘官员，李民寏得以返回朝鲜。

归国后，他整理了自己的见闻，写成《建州闻见录》，并向朝鲜朝廷呈报。

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调查报告。

李民寏是一个战败方的官员。他写作的目的，除了记录见闻，还包括向朝鲜朝廷说明后金的实力，提出今后如何防备女真人的建议。

因此，他对女真人的军事能力、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其中也有明显的外部观察视角和敌对立场。

尤其是涉及女真社会内部制度时，不能把他的每一句概括都当成完整事实。

不过，正因为他曾经亲身生活在当地，这份记录才显得格外重要。

二、女真人住在哪里？不是一群随时搬家的牧民

《建州闻见录》中有一部分内容，专门介绍努尔哈赤控制区域的地理形势和城池。

李民寏记载，努尔哈赤所在的城池有内城和外城。

内城以木石混合修筑，有多道城门，城墙规模不小。城外还有其他城寨，部分居民已经迁往者片城一带。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李民寏不仅记录了已经建成的城池，还提到女真人继续在险要地点修建城防，并准备长期居住。

这说明，当时的建州女真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固定聚落意识。

他们考虑的不只是眼前住在哪里，还要考虑城池能不能防守，水源是否方便，周围地形能不能抵御进攻。

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完全依靠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群体显然不同。

当然，城池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变成成熟的农业国家。

一个拥有城墙的部落联盟，仍然可能以畜牧和渔猎为重要经济来源。真正需要观察的，是城池背后的生产和生活结构。

李民寏对房屋的描述，恰好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他记载，当地住宅通常用木柱支撑，柱子插入地下，屋顶覆瓦，房门朝南，东西南三面开有大窗户。

房屋四壁经过处理，室内设置长炕。

这里的炕，不只是睡觉的地方，也承担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多种功能。

对生活在东北寒冷地区的人来说，这种建筑方式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屋顶、墙体、门窗和炕的安排，都体现出居民对当地气候条件的长期适应。

更有意思的是，贵族和普通人的住宅存在差别。

努尔哈赤及其高级将领的住所条件较好，普通士兵家庭则相对简陋。

这说明建州女真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财富差距。

但不能因此就把所有女真人都说成住在高规格房屋里。

李民寏看到的城池、贵族住宅和普通家庭，本身就属于不同层次的生活空间。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的居住安排。

李民寏记载，女真人的房屋内部并没有严格的房间隔断，主人、仆人、男女有时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

这种居住习惯，与后来人们熟悉的清代满洲贵族住宅并不完全相同。

它反映的是当时女真家庭结构和生活条件的具体状况。

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后来清朝出现了宫殿、王府和成熟的建筑制度，就把这些东西倒推到努尔哈赤早年。

建州女真确实已经有了城池和相对稳定的住宅，但他们的社会仍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另一个重要细节是祭祀。

李民寏记录，努尔哈赤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专门用于祭天的建筑，四周有围墙。

努尔哈赤和将领在战斗往来期间，会前往那里行礼。

这说明，女真人的祭祀活动已经与固定的政治中心和首领权威联系起来。

祭祀不再只是分散家庭的私人活动，也成为统治集团维持共同认同的重要方式。

所以，从房屋、城池到祭祀场所，建州女真已经明显具有定居社会的特征。

不过，这种定居并不等于完全放弃迁徙。

他们仍然会因为战争、扩张和军事防御改变聚落位置。

真正需要纠正的，是把这种有固定中心、又具有流动能力的社会，简单描述成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群体。

三、他们吃什么？面食背后是农业生产

如果说房屋只能说明居住方式，那么饮食就能进一步反映生产结构。

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中专门记录了女真人的饮食习惯。

他写道：

“饮食则最嗜胾肉油饼，而面食酒醪，皆和以酪。”

这句话很值得注意。

所谓胾肉，就是大块肉食；油饼则是用油制作的饼类食品。酪是乳制品。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女真人确实非常喜欢肉食，但他们的饮食并不只有肉。

面食、酒和乳制品，也都是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与一些人对游牧民族的固定印象存在差别。

传统游牧经济以牲畜为主要生产资料，肉类和乳制品自然占据重要位置。

但建州女真人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农业生产，他们可以获得粮食，并把粮食加工成面食和油饼。

这里还有一个比饮食更重要的证据。

李民寏明确记载，建州地区土地肥沃，谷物生长良好，旱地能够种植多种作物。

他特别提到，当地没有水田，主要种植旱地作物和山稻。

粮食收获以后，还会挖窖储藏，逐步取出食用。

这说明当时的建州女真并不是依靠购买粮食或掠夺粮食来维持全部生活。

他们已经掌握了较稳定的粮食生产和储存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不能把这里的山稻直接理解为今天东北地区大规模种植的水稻。

李民寏明确说当地没有水田，因此把建州女真说成普遍种植水稻的水田农业社会，同样不准确。

他们的农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旱田种植才是重要基础。

而粮食储藏也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

对于一个经常发生战争的社会来说，粮食储存能力直接影响人口能否长期集中，军队能否持续行动，以及统治者能否维持稳定的供给。

如果一个群体完全依靠狩猎和放牧，就很难像农业社会那样形成相对稳定的粮食储备。

建州女真人显然已经越过了这一阶段。

不过，他们的农业生产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李民寏写道，女真贵族和将领拥有大量农庄，奴婢负责耕作，并把收获交给主人。

普通军卒则主要从事军事训练和战斗，并不直接承担农田耕种。

这条记载非常关键。

它意味着当时的建州农业并不是所有家庭各自耕种、各自收获的简单小农经济。

在贵族统治下，农业生产与身份等级密切联系。

贵族掌握土地、庄园和劳动力，奴婢承担生产，军队则由统治者组织和调动。

换句话说，农业已经成为建州社会的重要基础，但农业成果并没有平均分配给所有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真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积累起一定的军事资源。

当首领控制了土地、人口和劳动力，就可以把分散的生产成果集中起来，用于维持军事集团。

因此，面食并不是证明女真人定居的唯一证据。

真正有分量的是，面食背后有农田、作物、储粮、农庄和劳动力组织。

这几项条件结合起来，才能说明农业已经深入建州社会的经济结构。

四、他们为什么还离不开马？渔猎与畜牧并没有消失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另一个问题：

既然建州女真已经从事农业，为什么他们的军队仍然如此依赖骑兵？

这恰恰是理解建州女真经济结构的关键。

他们不是从一个单一经济形态突然转变为另一个经济形态，而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继续保留着传统的畜牧、狩猎和采集活动。

李民寏的记载对此非常明确。

他特别提到，建州女真人养马数量很多。

贵族家庭拥有大量马匹，普通家庭也普遍养马。

这些马不仅用于日常交通，还直接服务于战争。

建州女真能够组织骑兵快速行动，和长期形成的养马传统有直接关系。

在李民寏看来，女真人的养马方式甚至比朝鲜更适合战争。

他们不太讲究用精细饲料长期喂养，也不会把马匹一直关在马厩里。

马匹平时能够在野外放牧，适应当地气候和复杂地形。

相比之下，李民寏认为朝鲜养马过于讲究饲养条件，马匹缺乏充分的奔跑训练，到了真正的战场上，反而容易暴露问题。

这段比较带有明显的军事建议性质。

李民寏希望朝鲜改变养马方式，学习女真人的经验。

但它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女真人的畜牧活动并不是零散的家庭副业，而是与军事力量直接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

除了养马，他们还大量从事狩猎和采集。

东北森林资源丰富，人参、榛子、松子、兽皮等物产，都是当地重要的经济资源。

这些东西既能满足自身生活需要，也能拿到边境市场交换。

特别是人参和貂皮，在明朝辽东市场上具有很高价值。

女真人可以通过出售这些山货，换取自己缺少的物品。

他们因此形成了一种很有特点的经济结构：

农田提供粮食，牧业提供马匹和畜产品，森林提供山货和猎物，边境贸易则帮助他们获得盐、布匹、铁器等物资。

其中，农业解决长期定居和粮食供应问题，畜牧业支撑军事机动，渔猎采集则提供了大量可以交换的商品。

这几种经济活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它们反而彼此依赖。

例如，农业生产需要铁制农具，畜牧业需要稳定的草场和劳动力，狩猎采集则可以为贸易提供商品。

建州女真能够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同时利用了不同经济部门的优势。

如果只用游牧两个字概括，就会忽略这种复杂的生产关系。

同样，如果反过来把他们说成纯粹的农耕民族，也会遗漏他们的军事传统和森林经济。

五、盐为什么这么贵？努尔哈赤已经开始控制物资流通

李民寏的记载中，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他提到，建州女真地区的盐和酱非常昂贵。

特别是盐，普通百姓长期缺乏，贵族家庭相对容易储存。

为什么盐会如此重要？

因为东北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粮食生产条件，但盐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够方便获得的物资。

对一个以肉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来说，盐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李民寏记载，努尔哈赤曾经专门下令组织贸易，购买食盐。

这件事说明，努尔哈赤已经不满足于让各个家庭自己想办法解决物资问题。

他开始利用首领的权力，干预重要商品的流通。

这里必须注意，努尔哈赤下令贩盐，不代表当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国家盐政体系。

李民寏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后金已经拥有一套完整的盐业管理制度。

但至少可以看出，统治者已经认识到，重要生活物资的供应会影响整个集团的稳定。

盐的问题，其实与当时建州女真和明朝的贸易关系密切相关。

明朝长期在辽东边境设置互市场所，女真人可以通过市场出售马匹、皮货和人参，换取布匹、铁器、粮食等商品。

这种贸易并不是简单的民间买卖。

明朝对边境贸易有明确的管理制度，什么时候开市、哪些商品能够交易、交易规模如何，都受到边境政策影响。

对女真人来说，边境市场不仅是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渠道，也是维持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努尔哈赤与明朝关系恶化以后，贸易环境逐渐发生变化。

尤其是1608年，明朝停止与努尔哈赤方面的互市，对建州女真造成了不小影响。

人参等山货无法及时出售，储存也会出现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冲突，并不只是双方统治者之间的政治争斗。

贸易、土地、人口和边境资源，同样是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民寏在书中还记载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多项不满。

其中包括明朝对边境土地的限制、婚姻安排的干预，以及市场交易时对女真商人的不公平待遇。

这些说法来自李民寏对女真方面意见的转述，不能直接当作双方争端的全部事实。

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建州女真已经深度参与辽东地区的经济网络，明朝对贸易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其社会运转。

因此，努尔哈赤与明朝关系破裂，也有着现实的经济背景。

六、真正重要的变化，不是住上房子，而是社会开始分层

如果只看饮食和住宅，建州女真已经与传统印象中的游牧社会有明显区别。

但他们真正值得关注的变化，还发生在社会组织方面。

李民寏记载，努尔哈赤统治下的女真社会，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

从努尔哈赤本人、他的子弟和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再到贵族家庭中的奴婢，各自承担的责任并不一样。

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

贵族拥有农庄，可以支配奴婢劳动。

奴婢负责耕作、生产和各种杂务。

普通军卒则主要承担军事任务。

这种安排说明，建州女真已经形成了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

当然，李民寏记载中的奴婢制度，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中原王朝成熟的封建地主制度。

当时建州女真的奴婢来源、身份变化和社会地位，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无论如何，贵族能够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已经是不争的重要现象。

这对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有着直接意义。

一个军事集团要想长期存在，不能只依靠首领个人的威望。

它必须有稳定的资源来源，还必须解决谁来生产、谁来征战、谁来管理的问题。

建州女真的贵族庄园和奴婢制度，恰好为这种军事组织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八旗制度的形成，又把这种社会资源进一步纳入统治体系。

努尔哈赤早期整合女真各部时，原本存在着许多彼此独立的部落和首领。

这些部落有自己的亲族关系、军事力量和利益诉求。

如果只是依靠武力征服，努尔哈赤即使打败其他首领，也未必能够长期控制他们。

因此，他需要建立一种能够重新组织人口和军事力量的制度。

八旗制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

1615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

八旗最初不仅是军队编制，也承担着社会组织和人口管理的职能。

平时，旗人从事生产和生活；战时，则按照组织体系接受征调。

它把原来分散在各部落中的人员，逐渐纳入统一的军事和政治框架。

这与完全依靠部落临时集结的军事方式，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八旗并不是单纯的骑兵组织。

它既有骑兵，也有步兵，还承担着管理人口、组织生产和维持统治的任务。

因此，八旗制度的出现，不能仅仅理解为努尔哈赤创造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它实际上是建州女真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这种变化进一步加速的工具。

七、努尔哈赤为什么能打赢？农业和骑兵构成了两种力量

回到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

很多人谈到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是后金骑兵的机动能力。

这种认识当然有道理。

后金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在复杂地形中迅速移动，寻找明军各路部队之间的空隙，抓住机会发动进攻。

但如果只把胜利归结为骑兵，就会忽略后金能够长期维持战争的另一个条件：后方生产。

骑兵需要马匹，士兵需要粮食，军队需要武器和装备。

这些东西不可能凭空出现。

建州女真能够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与其农业生产、畜牧资源和贵族控制的劳动力密切相关。

尤其是粮食储备。

一个长期征战的政权，如果没有相对稳定的粮食来源，就很难持续动员大量人口。

李民寏记载，女真人出征时，军队并不完全依靠统一的后勤运输。

普通军卒往往能够自行准备行军所需物资。

他还提到，女真人行军时会携带米粉，加水调制食用。

这种方式便于保存和携带，也适合长距离行动。

从这里可以看出，女真人的饮食习惯与军事组织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他们既有日常农业生产，也有适合战争的粮食加工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后金拥有一套完全现代化的后勤体系。

事实上，李民寏对后金军队缺乏统一粮饷运输的记载，恰恰说明当时的军事供给仍然带有很强的分散性。

但这种分散供给并不代表后金没有经济基础。

相反，它说明后金军队能够利用普通家庭、贵族庄园和牲畜资源承担一部分战争成本。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李民寏特别关注女真人的家庭结构。

他观察到，部分普通军卒家庭拥有奴婢，出征时，这些人也可能跟随军队行动。

对于士兵来说，战争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获取财物的重要机会。

李民寏认为，女真人出征时很看重掠夺所得。

这一点必须客观看待。

后金军队并不是一支完全依靠稳定军饷维持的现代军队，掠夺确实是当时战争经济的一部分。

但也不能由此认为后金军队只是为了抢东西而打仗。

努尔哈赤的军事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一般部落之间的争夺。

他希望夺取辽东地区，控制更多人口、土地和资源。

对一个正在建立政权的集团来说，战争既是扩张手段，也是获取资源、重组社会关系的方式。

所以，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不能简单归结为女真人天生善战。

他们的优势来自多个方面：长期形成的骑射传统、对东北地形的熟悉、能够迅速集结的军事组织，以及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农业和畜牧经济。

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后金早期的战争能力。

八、他们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在形成自己的制度

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中，还记录了女真人的礼仪和社会习俗。

例如，高级将领见努尔哈赤，需要脱帽叩头；普通士兵见高级将领，也有相应的礼节。

亲友相见时，则有抱腰、接面的习惯。

这些礼节与中原传统不同，却并不意味着女真社会没有秩序。

相反，礼仪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达。

谁有资格接受叩拜，谁需要向谁行礼，谁能够调动军队，都体现着当时的等级关系。

不过，李民寏所记载的礼仪，不能全部等同于后来清朝成熟的宫廷制度。

当时的建州女真还没有形成清朝那样完整的官僚体系。

努尔哈赤统治下的社会，仍然保留着部落联盟、贵族家族和军事首领共同构成的特点。

婚姻制度也是如此。

李民寏记载，女真人当时存在族内婚和收继婚等习俗，其中包括父亲去世后，儿子娶继母的情况。

这类婚俗在当时的北方一些民族中并非罕见。

其背后与家族财产、人口延续和社会关系有关。

但到了皇太极时期，随着后金政权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开始通过法律改变部分旧有婚俗。

对庶母、伯母、婶母、嫂嫂等亲属关系的婚姻禁令，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现。

这说明统治者开始主动利用法律规范家庭关系。

其意义不只是改变某一种婚姻习惯，更在于把原来依靠部落传统维持的社会秩序，逐步转变为由政权制定规则、统一执行的制度秩序。

但也不能把这个过程理解成女真人突然接受了全部汉族文化。

事实上，后金统治者一直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选择。

他们既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习俗和军事传统，也不断吸收汉族和蒙古地区的政治经验。

这是一种实际的统治需要。

努尔哈赤需要更多人口和资源，皇太极则需要让一个由不同部族构成的政权更加稳定。

随着领土扩大，原有的部落规则已经难以完全适应新的统治范围。

制度改革因此成为政权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建州女真社会的变化，不是简单地从落后走向先进，而是从一个以部落关系为重要基础的社会，逐渐发展出更复杂的国家组织。

九、究竟该怎样定义建州女真？

讲到这里，再回到最初的问题。

建州女真究竟是不是游牧民族？

如果按照严格的经济形态划分，把游牧理解为以牲畜放牧为主要生产方式、人口依靠草场迁移维持生活，那么努尔哈赤时期的建州女真显然不能简单归入纯粹的游牧社会。

他们有固定城池，有长期住宅，有旱地农业，有粮食储藏，有贵族农庄，也有稳定的劳动力组织。

农业已经成为他们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如果因此断言建州女真完全不是游牧民族，也不够准确。

他们仍然大量养马，保留着狩猎和采集传统，军事生活高度依赖骑兵。

而且，女真并不是一个经济形态完全一致的整体。

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所处地理环境不同，生产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

即使同属建州女真，不同部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期的观察，直接套用到所有女真人身上。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建州女真经历的是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

早期女真人的生产方式以渔猎、采集和畜牧为重要内容。

随着南迁，他们逐渐进入土地条件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与明朝和朝鲜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

农具、耕牛、粮食种植技术和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边境贸易为他们提供了农业之外的收入来源。

努尔哈赤统一各部以后，又通过征服、联盟和制度改革，把这些经济资源逐渐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

赫图阿拉及其周边城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

不过，赫图阿拉也不是一座已经具备成熟王朝制度的城市。

它更像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军事政治中心，既有固定城防和贵族住宅，也保留着明显的部落社会特征。

后来，皇太极继续推进政权建设，改国号为大清，逐渐建立起更加完整的政治制度。

直到1644年清军入关，满洲统治集团才真正进入全国性王朝的统治阶段。

从建州女真到后金，再到清朝，这条历史线索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它经历了漫长的经济积累、社会分化、军事整合和制度调整。

李民寏的《建州闻见录》，恰好记录了这段变化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他看到的既不是一个完全原始的游牧部落，也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农业王朝，而是一个同时拥有农耕、畜牧、渔猎和贸易活动，正在形成国家组织的新兴政治力量。

这才是1619年前后建州女真的真实面貌。

把他们简单称作游牧民族，会遗漏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基础；把他们完全描述成农耕民族，又会忽视骑射、狩猎和森林经济的传统。

历史上的建州女真，恰恰是在这几种经济形态的结合中，积累了发展壮大的条件。

而李民寏作为一名战败后被俘的朝鲜官员，留下的这份记录，让后人得以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后来建立清朝的族群。

他们并不是离开土地、追逐草场的一群单纯牧民，而是一个在东北森林与农耕地区之间，逐步建立起农业基础、军事组织和统治制度的复杂社会。

这比简单争论他们是不是游牧民族，更接近历史本身。

参考资料：

1.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收入《紫岩集》卷六。本文关于城池、住宅、饮食、农庄、养马、礼俗及军事组织的主要依据。
2.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建州闻见录校释》，1978年。
3. 《中国民族史》中关于明代女真社会经济结构、农业与渔猎关系的论述。
4.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相关建州女真聚落与居住形态研究。

1. 刁书仁：《朝鲜使臣所见的建州社会——兼论后金建国前与朝鲜的关系》，《满族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