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办特刊 | 烈士纪念日忆英烈：兰州“八办”与丛德滋

查永国

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决定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2026年9月30日，又一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在甘肃兰州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第0000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的丛德滋烈士事迹及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让参观者又一次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与纪念馆长期保持联系的现今89岁高龄的丛德滋女儿丛丹，更让我们走进烈士的光荣岁月。

丛德滋（1910-1942），字悦生，辽宁凤城县吴家园人。1933年东北大学毕业。“西安事变”后，成立了红军代表、东北军代表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联军西北委员会，丛德滋任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兼《西京日报》总编辑。七·七抗战后，在西安由林伯渠介绍到兰州工作，任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秘书。由于叛徒的出卖，1941年1月20日被捕，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这位性格刚毅的“中共特别党员”于1942年4月19日不幸在狱中牺牲，年仅32岁。

★1937年，丛德滋在淮阴赠给妻子王竹青的照片

《民众通讯》社：党的宣传舆论阵地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丛德滋应曾在东北军工作过、时任甘肃学院文学系主任王治民之邀，并经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林伯渠介绍，于1937年底到达兰州。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下，在谢觉哉、伍修权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开始了在兰州的革命工作。1938年1月15日，为了广泛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丛德滋请示谢觉哉创办通讯社，得到谢觉哉同志的支持和赞同。但国民党当局对于革命宣传极为恐惧，千方百计阻挠革命刊物的出版发行，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对通讯社的立案登记迟迟不予批准。丛德滋请王治民先生出面，多次找时任甘肃省党部书记赵清正商谈。经过斗争和努力，终于被批准登记，社址设在南府街79号（现金塔巷），1938年3月1日开始发稿。同时，与王德谦、吴皋元等人创办的《战号》旬刊也同日出版创刊。

《战号》（创刊号）刊物

《民众通讯》社，不仅为我党提供了宣传舆论阵地，而且成为掩护我党同志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机关，收容红西路军失散人员的转运站。在国民党顽固派经常派特务监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活动，迫害接近“八办”的进步人士的情况下，《民众通讯》社变成党员和人民群众同办事处联系的联络站。一些进步文化工作者、热心抗日救亡运动的东北大学同学，以及党派遣的同志来兰后，大多先住在《民众通讯》社，再根据党的指示，由丛德滋等人出面安排工作，一时无法安排工作的，丛德滋还需照顾他们的生活。

丛德滋家：党的秘密联络站

有些失散的红西路军人员到兰州后，先和《民众通讯》社取得联系，随后由丛德滋在夜间送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再由“八办”转送延安。1938年春，红西路军的一位女同志，被捕后从青海逃到兰州，被国民党拘押在“妇女济良所”内。谢觉哉将此情况转告丛德滋。丛德滋请于谦以《民众通讯》社记者身份前往“妇女济良所”，找到了那位红军女战士。谢觉哉据此提出抗议，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不得不命令将人放出。1938年4月，萧军、塞克、朱星南、王洛宾等人来兰后都先住在丛德滋家。

在组织的安排下，1938年2月，丛德滋的妻子王竹青也从山西经西安来到兰州，成为丛德滋的有力助手。在兰州工作期间，丛德滋同时兼任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宣传组组长，主持编辑《抗敌》杂志，在《抗敌》以及1939年4月25日创刊的《政论》等杂志上署名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有的从分析国内外形势入手，说明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就必然取得胜利；有的论述我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路线，说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性，对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坚持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共特别党员：隐蔽战线的听风者

1938年秋，根据丛德滋的经历和在兰州的具体表现，由谢觉哉、伍修权介绍并经中共甘肃工委同意、党中央批准，接受丛德滋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同时，由于工作的需要，经党中央批准，丛德滋还参加了第三国际的情报工作。

在兰州从事情报工作的丛德滋（左）与民众通讯社记者于谦合影

1938年至1939年，丛德滋家住在南府街《民众通讯》社内。后来，因为情报组一部电台要移到中山林附近，丛德滋搬迁到距中山林较近处居住。为掩护这部电台和便利开展工作，丛德滋派高克明等人在中山林开办煤厂作掩护。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丛德滋到西宁搜集情报。他从王洛宾处得到马步芳、马步青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方面的情报，写成了《青海视察报告》。

华林山革命烈士公墓：青山埋忠骨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不断加剧，甘肃革命斗争形势更加紧张。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白色恐怖随即笼罩了兰州。在特务如林的环境下，丛德滋的活动逐渐被特务觉察，加上叛徒的出卖，使他面临极大危险。对此，丛德滋也有察觉，同志们劝他撤离兰州，但是他不愿意立刻就走，他说：“前方流血，后方坚持。一个革命者越是困难越要坚持斗争，革命工作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就这样，他继续冒着危险，忘我地工作在革命斗争第一线。

1941年1月20日，丛德滋被国民党甘肃省调统室主任沈贵德逮捕，投入兰州沙沟秘密监狱。丛德滋被捕后，敌人一开始企图以名誉地位、物质利益来诱骗他变节。特务头子孙步墀等人亲自找他谈话，企图软化他。对此，丛德滋意志坚定，严守党的机密，他愤怒痛斥特务。敌人软的一手失败后，便对他施以酷刑。丛德滋被捕后，党组织和他的好友积极设法营救，可惜都未成功。穷凶极恶的敌人对丛德滋加剧折磨，酷刑和非人的待遇使他身体日益损坏，身染重病。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丛德滋于1942年4月19日在狱中不幸逝世，时年32岁。

丛德滋被捕后，伍修权送至狱中的红毛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丛德滋同志很高的评价，将其遗骨移入兰州华林山革命烈士公墓。

整理《兰州调查》：继续烈士事业

丛丹作为烈士的后代，人生经历虽坎坷波折，但造就了她做事坚韧和专注的品格。丛丹除了在工作岗位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还利用一切时间搜集和整理父亲的遗作《抗战外记》《兰州调查》及当年丛德滋从事革命工作的文件材料、回忆录等。

针对解决丛德滋烈士家属的困难及“文革”期间对丛德滋烈士的错误罪名，曾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的谢觉哉、伍修权都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丛丹回忆：“1950年全国解放后，伍伯父（伍修权）通过组织寻找到我们的下落，在他亲自关照下，由兰州市政府妥善安排了我母亲的工作，解决了我们姐弟入学读书等问题。”新中国第一号“光荣纪念证”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烈属证由当时的内务部负责办理，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兰州担任党中央代表时介绍入党、后来惨遭国民党军警虐杀的丛德滋。1979年9月12日，伍修权亲笔写了他和王定国、孙作宾联名给甘肃省委的信：“我们共同证实丛德滋烈士是1938年秋由中共中央批准为特别党员……”1982年4月19日，伍修权与孙作宾、郭维城、徐彬如、吴鸿宾、任震英等联名在当天的《甘肃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抗日英名代代传—纪念丛德滋牺牲40周年》的纪念文章。

2025年8月兰州“八办”慰问丛丹合影

2026年9月兰州“八办”慰问丛丹合影

丛丹虽已到耄耋之年，但对兰州“八办”纪念馆的工作非常关心，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先后无偿捐赠了丛德滋生前使用的毛毯、药盒和皮包及相关文献资料，丰富了馆藏文物和资料，为甘肃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