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一个88岁的老人已经进入弥留。秘书趴在她耳边，轻声报告：李鹏来了。

老人没有睁眼。以极其微弱沙哑的声音吐出两个字。

那是她这一生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1931：一封信，一条线断了

故事得从1931年的海南说起。

那一年，整个中国正在最难受的一段关口上卡着。国民党的围剿一轮接一轮，城市里的地下组织被一层层剥掉。很多人上午还在开会，下午就进了监狱。海南孤悬海外，消息慢，补给难，出了事连退路都没有。

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28岁的四川人奉命渡海南下。

他叫李硕勋，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央的指示只有一条：去海南，整顿和指导琼崖的革命斗争。

这一趟有多凶险，他心里清楚。就在他接任这个职务之前，桌上堆的全是坏消息。原中共海口市委书记严鸿蛟，1929年被捕之后叛变，带着国民党军警挨处搜查。琼崖特委机关被连锅端掉，特委书记黄学增后来也在海口遇害。一张网，从里头破了。

更要命的是，李硕勋是四川人，一口川音，海南话一句不会。在这座人生地不熟的岛上，他连问路都得靠人带。

但他还是去了。

1931年8月初，他只身登船。船靠海口，他住进得胜沙路的中民旅店。从踏上这座岛的第一天起，他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走钢丝。

上岛第五天。1931年8月13日。

特务围了门。叛徒认出了他，一句话，把他送进了琼山县警察局。

审讯室里，老虎凳、辣椒水、皮鞭轮着上。他的腿被打断了。人还是那句话：我是共产党员。

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

在昏暗的牢房临刑前夕，他给妻子赵君陶写下最后几行字。信写得很短，但每一个字都像是拿命压下去的：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1931年9月5日，海口东校场。枪声响过，李硕勋倒在28岁。

消息传回香港，赵君陶捧着那封信，怀着身孕，牵着不到三岁的儿子。一个家，从这天起只剩了一半。

那个不到三岁的孩子，名叫李远芃。后来，他改名李鹏。

赵君陶没有倒下。

她带着儿子从香港回上海，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女儿。丈夫留下的东西不多，日子得自己挣。1932年秋，她带着一儿一女回到四川，先在宜宾老家短住，后来落脚成都。

成都西御西街113号，是她二舅家的院落，赵君陶母子在此居住，这里也成为地下党员接头活动的一处地点。白天是家务和读书声，夜里是油印机和低声的接头。

从1933年下半年起，她站上讲台，一教就是几十年。一份薪水，供两个孩子吃饭、穿衣、交学费。

她教书教得认真，学生记得她讲课时腰板笔直，说话不快，字写得工整。家里再紧，她也不让孩子穿破衣服出门。后来有人回忆，赵君陶身上有一股硬气，那是从丈夫的遗书里接下来的一口气。

1935年秋，李鹏进了四川省立实验小学。他在课堂上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名字被写进了烈士名单。

1939年，赵君陶被调到重庆，到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院当院长。这个岗位她干了六年零八个月，收留了八百多个从战火里捡回来的孩子。她一边教书，一边做地下工作，还在保育院里发展党员、建立特别支部。一个寡妇，把自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往安全的地方送。

1939：成都，一次改变命运的相遇

那年6月，日本飞机刚炸过成都一带。

李鹏在学校从上铺摔下来，头上缠着纱布，躺在温江的宿舍里养伤。有人从成都捎来一句话：家里来人了，赶紧回来。"家里"是党组织的暗号，他一听就懂。

他赶回成都，屋里坐满了人。一个和母亲年纪相仿的中年女人正在讲话，看到他进门，停下来，走过来把他抱住。

那是邓颖超。她叫他的小名"兰兰"，问他头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会开完，邓颖超和三姨赵世兰商量：孩子伤了，留在这里没人照顾，还是带到重庆去，母亲赵君陶正在那边做地下工作。一句话，定了这个孩子往后几十年的路。

为了不暴露赵君陶的身份，李鹏被安顿在曾家岩的周公馆。那段日子，他和邓颖超一口锅里吃饭，一个院里进出。

后来他进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1940年秋，组织通知他准备去延安。

1941年2月，一百多人的队伍走了几个月，终于踏进延安。路上，南方局青委的蒋南翔替他改了名字——李鹏。

到延安后，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拍着他有点驼的背，让他把胸膛挺起来。

延安的窑洞冬天冷，炭少，人多。小米饭、南瓜汤，一天两顿，棉衣补了又补。李鹏在那里读书、劳动、听报告，也在这里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党的纪律和规矩。

有一次，他在周恩来家中拿起一本《堂吉诃德》阅读，读完放回书架，但没有放回原来的位置。

后来周恩来到处寻找这本书，见到李鹏便问是不是他把书拿走了，他说没有，脸涨得通红。过了一段时间书才被找到。周恩来对他说，书虽然找到了，但仍然要批评他：书籍看完要放回原处，不然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这件小事，他记了一辈子。他在回忆录里写，周恩来做事严谨、有秩序，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他一生。

邓颖超对他的管教，就是从这时候密起来的。她不会长篇大论，她只在小事上卡他。

1945年，邓小平从前线回延安开会，见到17岁的李鹏。邓小平说，自己和李硕勋很熟，一起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海南岛牺牲了，很可惜。

一句话，把两代人的线接上了。李鹏后来才明白，自己从出生起就站在一条队伍里，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得接着走。

1955—1983：电力系统的磨砺与批评

1948年9月，中央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留学。

李鹏进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水电。在苏联那几年，他把水轮机、坝体、库容这些词，一个个刻进脑子。

1955年3月，他回国，被派到吉林丰满发电厂当见习厂长。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整个东北的用电都压在这座坝上。

不到九个月，1955年12月，他成了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个27岁的留学生，开始管一座大坝的命运。

然后，1957年，整风运动进了丰满电厂。

批评很快落到他头上：骄气、娇气。

说他骄，是几件具体事。有些生产上的重大事项，他没向党委请示，也没向厂长汇报，自己就拍了板。有些中央首长到丰满视察，警卫部门直接通知李鹏接待（这些首长在延安时期就认识他），没有经过厂党委、厂长的流程，由此引来批评。李鹏后来在回忆录中反思，即便有客观原因，自己也应当主动向厂里报告。

说他娇，也是几件具体事。从江东到江西上班，他坐吉普车的时候多。他穿的中山装比旁人整齐，对外活动还有一身蓝色华达呢。他那间三十平方米的宿舍里备着点心、葡萄酒，请工人来坐坐，被人说成"像宾馆"。

他心里委屈。他觉得自己请人来做客，是跟群众打成一片，怎么反倒成了罪过。

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里把这件事剖开看。他写，骄傲自满的根子，在于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从小在延安长大，又去苏联留了学，到电厂做出了一点成绩，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对党委和厂长尊重不够。

这一剖，剖得比批评还狠。别人只说他骄，他自己找到了骄的来路。

1959年反右倾，他又被翻旧账。还有人批评他不肯拆卸丰满的电动机拆下来去供小高炉，还说他跟厂长对着干。他做了两次检讨。厂里给吉林市委的报告上写着：检讨尚好，免予处分。

处分免了，账没消。这两笔账，一直挂在他身上。

1958年9月，邓小平到东北视察，上了丰满的大坝。

水库的水位低得难看，库底都快露出来了。前一年松花江发大水，水库放流；这一年上游大旱，加上大跃进用电猛增，机组拼命发，水就见了底。外面骂声一片。

邓小平指着水库，让李鹏他们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转过头又说，有人攻击丰满，这些话不要听，用棉花把两个耳朵塞住，照样工作。

这句话，李鹏记了很多年。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道理，是一句"你接着干"。

1962年6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东北视察，要见四位烈士子弟和他们的爱人。

地点在陵北宾馆。桌上大多是素菜，荤的只有一条红烧鲤鱼，主食是小米饭。邓颖超说，请你们吃小米饭，就是让你们不忘过去。

这顿饭，李鹏吃得很安静。他知道这不是客气，是提醒。

其实早在1959年，邓颖超就替这个家挡过一次险。那年，朱琳一次乘车意外后出现险情，羊水意外破裂，母婴处境危险。李鹏的母亲赵君陶急忙打电话向邓颖超求助。邓颖超立刻联系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前往协和医院会诊。经全力救治，母子平安，6月7日李小鹏出生，出生体重不足五斤。

这些事，李鹏都写进了回忆录。他写得很平，不煽情，可每一件都记着。

再往后就是1966年。一纸调令把他从东北调回北京，任北京供电局代理书记。

动荡里，他因为第三批留苏的经历被扣上"苏修"的帽子。阜新发电厂两次派人来北京要人，都被军代表挡了回去。1970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水电会议代表，点名问他有没有洋教条、有没有对工人管卡压，他当场承认，做了自我批评。

会后有人劝他：批评你，是让你出来工作。第二年，他被任命为北京电力工业局革委会副主任。

1974年10月，他在高井电厂连守三天三夜，第四天骑车回家，被一辆大卡车撞翻，右肩锁骨骨折，四根肋骨受伤，脑震荡。伤还没好利索，他就琢磨着做了一对沙发，靠活动肩膀把锁骨养回去。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他赶到电网调度所，问清情况，下令合闸，把北京的电送了过去。

1979年2月，电力工业部副部长。

1981年3月，电力工业部部长。

这一步走得并不顺。部里有几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说他太年轻，马上当部长难以服众。老部长刘澜波顶住了压力，四处为他说话。陈云后来在座谈会上讲得很直：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是刘澜波力争的。

1982年9月，十二大闭幕。53岁的李鹏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批年轻干部。那天握手，几位老人说的话很家常。陈云说多年不见了，邓小平说李鹏的父亲是李硕勋、熟得很，聂荣臻问他母亲身体可好。

就在那前后，他给自己写了几句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理有节，不要以势压人，对上对下都一样，态度和蔼，耐心说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这几句不像口号，像是给自己划的四条界线。

1983：约法三章，与1992年最后两个字

1983年6月20日，北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会场里，54岁的李鹏接过任命，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分管能源、交通、重点建设项目。哪一样都是硬骨头。

那年头全国的用电缺口大得吓人。工厂开三停四，居民区晚上一片黑，电上不去，什么计划都得往后排。李鹏从电力系统里上来，比谁都清楚这副担子有多沉。

同一个月，79岁的邓颖超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她走路已经要人搀扶，手抖得握不稳笔，可她还是接下了这份差事。

一个走进中南海，一个走进政协礼堂。两个人隔着半座城，谁也顾不上给谁道一声喜。

就在就任前夕，李鹏做了一件事。

他把三个孩子李小鹏、李小琳、李小勇叫到跟前，谈了一次话。

他定下三条：在家里住，就守家里的规矩，不许夜出不归；每月交十元生活费，父母不会花这笔钱；不许向人借钱，不许替人传信，不许收别人的礼。

他写下一句话：职务变了，对孩子们的要求要更严。

三条规矩，一条比一条细。十元钱不多，可它把"这个家和别人家一样"这句话，落到了实处。

后世回望，这份家风约束，能够看到革命年代精神的延续：既有李硕勋烈士遗书中 “绝不许来”，不愿亲属因自己卷入险境的自律；也有延安时期老一辈强调的严谨作风；还有1962年吃饭时不忘艰苦本色的提醒。

这些革命传统，潜移默化影响了李鹏，促使他在职务提升之后，对子女立下严格的家规。

邓颖超这边，同样在做减法。

她很早就把自己的后事写成了条文。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撒掉，不保留；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建故居，不建纪念馆。

一条一条，全是减法。减掉排场，减掉形式，也减掉后人借她的名字做文章的可能。

这几条她写下不止一遍，写完还嫌不够，又拿起来补，把能想到的口子一个个堵上。连骨灰盒都不肯单置，后来和周恩来的那一只合用。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后事算得这么细，不是小气，是怕给别人添麻烦，也怕给自己留余地。

1988年3月，她从政协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84岁。

此后两年，身体明显衰弱，感冒引发肺炎，一年里住过五次医院。

1991年7月，她再次住院，高烧不退。医生私下跟秘书赵炜交了底：要有准备。

她撑过了一个冬天。1992年1月，她在医院里过了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正好88岁。

然后是1992年7月10日。

那天晚上8点多，李鹏和朱琳赶到病房。

秘书赵炜趴在她耳边报告。她用微弱、沙哑的声音，吐出了两个字：

李鹏。

那是她这一生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一个看着长大的孩子，一个被她管教了一辈子的孩子，最后留在她意识里的，是这个名字。

1992年7月11日清晨6时55分，邓颖超在北京停止呼吸，享年88岁。

7月18日中午12时15分，"新海门"号拉响汽笛，载着她的骨灰驶向海河入海口。骨灰和花瓣一起撒进水里。

她要求别人不骄傲、不脱离群众，自己先做到了。不留骨灰，不建故居，不占一寸土地——这不是姿态，是把自己彻底交出去。

把时间再拨回去，拨回到1931年的海南。

那个在海口东校场倒下的28岁的年轻人，死前托人带话，坚决反对劫狱，因为他不想再搭进更多的命。

他写给妻子的遗书，最后一句是：千嘱万嘱，绝不许来。

这一句话，在六十一年之后，以另一种方式回响。

1992年7月10日晚上，一个88岁的老人，用她最后的两个字，点了一个名。

那个被点到名字的人，早在九年前，就把这两条规矩写进了自己孩子的日子里——每月十元生活费，不许向人借钱，不许替人传信，不许收别人的礼。

权力大了，先要防的不是别人，是自己。这一句话，从1931年开始说，说了半个多世纪，一直没有说完。

四十三年。从一封遗书，到最后两个字。

这两条规矩，从来不是口号。它立在一个父亲写给妻子的信里，立在一个母亲在成都的讲台上，立在一本必须放回原处的书里，立在一碗小米饭里，立在一个老人最后一口气里吐出的两个字里。

它也立在此后每一个走进权力、走出权力的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里：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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