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牺牲后留下13万字手稿，遗骨在22年后才被找到

2026年10月2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这一天隆重举行，近三千名各界代表参加。

会上重申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强调走好新时代的新长征路。就在同一周，南昌梅岭方志敏烈士陵园的留言簿上，又多了许多陌生的名字。

有人写道：＂九十年了，您当年设想的那个可爱的中国，我们带您看看。＂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长征胜利90周年的＂长征序曲＂里，第一个被派出去调动和牵制敌人的那支红军队伍，领头人叫方志敏。

他的脚步，停在了长征正式启动前的几个月。

就在北京的纪念大会前几天，远在广东的张伟纳老人家里来了几位记者。老人今年94岁，耳朵背了，眼睛也不太好使，但一提起＂方志敏＂三个字，他能坐直身子，背出整段的《清贫》。

他不是方志敏的部下，也不是亲属，甚至在1957年之前，根本不知道方志敏是谁。他是一位法医。

他与方志敏的＂相遇＂，始于一堆被挖出来的骨头，而他默默守护这堆骨头，整整20年。张伟纳退休前供职于江西省公安厅，一辈子经手过数千起案件。

但他对记者摆摆手说：别的都淡了，只有那九块骨头、那副锈铁镣，还像昨天的事。

他讲话时手不停地比划：盆骨的形状像这样，所以判断是男的；股骨掂在手里＂比较重＂，说明生前身体壮实；胫骨上套的铁镣，有十斤重的，也有四斤重的——而他拿到的那副，是四斤的。这个细节日后被证明极为关键。

那年张伟纳才25岁，是江西省公安厅建厅以来第一个法医，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南昌下沙窝正在为＂一五＂计划建一座化学纤维厂，工地紧挨赣江。

工人下锄头，刨出一片骨头，不敢再挖。张伟纳提着解剖刀赶到现场，用了几天时间，一点一点清理，总共起出79块骨头。

大多数经判断属于老人、妇女和儿童——那片地在22年前就是国民党当局的刑场。只有一个小坑里的9块骨头单独放着，两条胫骨上生锈的脚镣，还死死锁在骨头上。

许多人不知道，中共中央寻找方志敏的遗骨，已经找了两年。1955年起，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作出指示，江西省专门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

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挚友邵式平——两人后来都当过江西省省长——以及遗孀缪敏，一遍遍向调查组描述：年近一米八，身材魁梧，没有外伤，鼻梁被马蹄撞出过一个小坑。那一天赶来下沙窝的，除了张伟纳，还有一位从浙江千里迢迢赶来的老人凌凤梧。

这是个耐人寻味的人。他原本是国民党在南昌看守所的代理所长，正是关押方志敏那所监狱的主管。

按张伟纳最初的理解，这人该是＂坏人＂，所以第一次见面谈话，他的口气是让对方＂老实交代＂。谈着谈着才明白，当年凌凤梧被方志敏感动，把押在方志敏脚上的十斤重脚镣，私下换成了四斤重的，还为此丢了官。

那天在工地上，凌凤梧捧着带镣的胫骨，用衣袖擦着锈斑辨型号，忽然号啕大哭：＂志敏兄啊志敏兄……＂围在旁边的人都红了眼眶。

把骨头和人对上号，没想象的容易。那年头没有DNA检测——DNA双螺旋结构1953年才被发现，用于身份鉴定还要等三十来年。

张伟纳用的是最原始也最费工夫的办法。他切下薄薄一片胫骨，用磨刀石一点点磨，磨到像纸一样半透明才罢手。前后花了整整一周。

显微镜下，他数哈氏管的密度和直径，推断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方志敏牺牲时36岁，正好对上。盆骨形状，判定男性无误。

调查组又找到当年在南昌刑场为方志敏偷拍遗照的＂真真照相馆＂老板。此人从墙壁暗格里取出了那张私藏多年的照片。

他告诉调查组，当年埋尸的位置附近有一棵树。几乎同时，张伟纳他们在赶往工地的路上遇到一支送葬队伍，锣鼓喧天中，一位年老的仵工说，自己当年参与过方志敏遗体的掩埋，怕日后找不着，特意在旁边一棵树上用铁锹砍过记号。

两条线索指向同一棵树。张伟纳在工地附近，果然找到了一棵树皮带有结疤的老树。出于慎重，张伟纳建议把骨头送上海复核。

1957年12月28日，他抱着一只牛皮纸箱，里面用报纸裹着79块骨头和那副铁镣，一个人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半年后，司法部法医研究所出具正式鉴定：那9块骨头，属于方志敏烈士无误。

回南昌那天，省里在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两名战士从张伟纳手里接过纸箱，覆上一面鲜红的国旗。张伟纳后来回忆：＂因为认定这是方志敏了。＂

他是谁？一个比＂烈士＂更丰富的人

记者在今年9月和10月分别采访了方志敏研究会副会长、方志敏的孙女方丽娜，以及出生于2001年的曾孙方瀚辉。他们一致说了一句话——方志敏不只是教科书里那个赴死的人，他更是一个＂建设者＂。

这是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方志敏1899年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叫湖塘村的山村。小时候家里穷，但他读书极用功。

年轻时他考过九江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学点英文＂直接看洋人的书，他的英语和数理成绩都不差。他在那所学校里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同学给他起了外号叫＂社会主义＂——同学们一见他回宿舍就起哄：＂社会主义来了！

＂1922年夏天，他＂漂流到上海＂找工作没找着，倒是在法租界的公园门口撞见＂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告示。

他后来写道，这是他此生受过＂从没受过的耻辱＂。那年9月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员调查表上写下一句扎心的话：＂对于现在的社会，是深恶而痛恨的，除了革命，再无他想。

＂1924年，他正式入党。真正让他显山露水的，是在闽浙赣交界处搞出一块根据地。

从＂两条半枪＂起家，到1930年前后，这片根据地已经纵横五百余里，人口过百万。

他主持的闽浙赣苏维埃政府，办了股份制银行，发行过纸币和股票，建了拥有七八百名医务工作者的医院和1000多人的兵工厂，颁布了提倡自由结婚和离婚、反对童养媳的婚姻法；他们查处过贪污四两食盐的采办员、贪污大洋四十七元的乡干部。

他亲手设计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地里的第一个带跳台和游泳池的公园——他要把上海法租界公园的那口恶气，彻底咽回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两个月前，方志敏已经奉命先一步出发了。他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兵力一万多人。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津在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支队伍先后调动和牵制了二十万敌军，为中央红军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日后高举抗日旗帜起到了政治上的先声作用。1935年1月，部队在皖南谭家桥与国民党军王耀武部激战失利，陷入重重包围。

方志敏本已随参谋长粟裕的先头部队冲出，却主动折回去接应主力。＂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

＂粟裕后来回忆，等了三天四夜，大部队没来，炮声也慢慢沉寂了。1月29日清晨，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一处柴窝里被俘，身上除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他把这段写进了后世流传甚广的《清贫》。接下来的186天，是他生命的最后186天，也是他写作上的高产期。

他戴着脚镣，先后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给党中央的信》等文稿，总字数达13万多字。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细节：1935年3月，中央红军在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娄山关大捷和遵义战役。

身处南昌狱中的方志敏，通过报纸和狱友的口头传递，断断续续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在狱稿里写道：＂不禁狂喜＂。

他特意把这个好消息＂暗中告诉了在狱同志＂。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但他写给前线同志的话是：＂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

我在狱中热诚的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

方志敏那13万字的文稿，怎么从一个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越狱＂的，至今仍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桥段之一。方志敏骨子里是要越狱的人。

他在《给党中央的信》里明说：＂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外援始终没来。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把文稿送出去。他谎称自己要写一本回忆录供国民党参考，骗来笔墨纸张；他结交了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文书高家骏，还结交了同狱服刑的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遗嘱见证人之一胡逸民。

两条线平行推进。一条，高家骏把女友程全昭从杭州叫到南昌，方志敏给她起个化名叫＂李贞＂，让她带着一部分文稿到上海找宋庆龄、鲁迅、邹韬奋。

另一条，胡逸民承诺出狱后把剩下的文稿送交鲁迅。两批文稿在上海兜兜转转，最后都辗转到了＂爱国七君子＂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手里。

她冒着生命危险，装扮成贵妇人到宝隆医院一位护士宿舍门口接头。女孩把她错认成宋庆龄，把一包＂白纸＂交到她手上——那是用米汤密写、要用碘酒才能显影的《可爱的中国》原稿。

1936年11月，胡逸民带着另一包手稿到上海找鲁迅，到了鲁迅家门口才知道，鲁迅已去世一个月。他把稿子交给了章乃器夫妇。

这些手稿最后由冯雪峰、谢澹如等人保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藏在上海一座祠堂的寿材里，一直等到上海解放。《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失踪了5年，1940年才被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买到。

叶剑英读完手稿，提笔在方志敏遗照上题诗，把他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并列。

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秘密枪决。行刑前，国民党特务怕他喊口号，用一条毛巾塞住了他的嘴。他的一生停在36岁。

但口号堵不住。他早在3月25日就写好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这被后人视为他的遗言。

他在文中说：＂在法西斯匪徒们拿枪向我们头颅胸膛发射……之前，我们将用最大的阶级愤怒，高呼下列口号……

＂口号列了整整十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2025年＂九三阅兵＂时，整个中国都在天安门前看到了那些传承有序的英雄战旗。方志敏参与创建、粟裕带出重围的那支红军队伍，几经改编，就是日后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威名赫赫的＂老虎团＂。

方志敏当年带过的士兵黄开湘，后来作为红四团团长，指挥了＂飞夺泸定桥＂和＂激战腊子口＂。粟裕14年后在山东济南俘虏了当年在谭家桥击败红军的王耀武。

而当年叫嚣要＂生擒方志敏＂的国民党最高负责人蒋介石，1949年败退到台湾岛。至今＂台湾当局＂仍以各种名目逆势而动，但正如2026年初国台办发言人多次重申的，两岸统一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势。

这里插回张伟纳法医的那条线。1958年6月遗骨鉴定下来之后，省里本来打算尽快安葬。

江西省于1962年开始在南昌梅岭为方志敏修墓，1964年毛泽东亲笔为墓碑题字，1965年墓地主体工程落成。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内进入了一段曲折的历史时期，葬礼被迫一拖再拖。

方志纯那段时间身陷囹圄，缪敏也一度被关押。而张伟纳守着的那只牛皮纸箱，至少两次差点被当作普通标本销毁。

有一次，他的助手被人命令，把工作室里所有装骨骸的箱子和玻璃瓶统统拿到赣江边烧掉。等张伟纳赶回工作室时，大部分纸箱已经空了，只剩两个还没被动——方志敏的遗骨箱正是其中之一。

从那天起，张伟纳撕掉了箱外＂方志敏烈士遗骨＂的红纸条——＂不要这么显著＂。他把工作室角落里一个废弃的、水泥砌的洗瓶池清理出来，一米多长，放得下遗骨箱。

他把箱子塞进水池，上面盖木板，再堆上一些瓶瓶罐罐、烧杯量筒，看上去就是一张乱糟糟的实验台。整整十来年，没出事。

张伟纳的女儿张茜当时还在上小学，是极少数知情人之一。她在课本里读到《可爱的中国》时，曾悄悄跟同学透露：＂这位烈士的骨头，就在我爸的实验室里。

＂1977年8月6日，方志敏牺牲42周年的忌日，葬礼在南昌梅岭举行。张伟纳最后一次清点了那9块骨头和那副锈铁镣，亲手放进汉白玉棺。

令全家人心痛的是，方志敏的遗孀缪敏在葬礼举行前不到一个月，突发心脏病去世，终究没等到这一天。她的婆婆、方志敏的母亲金香莲，则更早在1957年遗骨出土的那年秋天就病故。许多等待，终究等不来。

今年9月，记者在江西弋阳葛源镇见到了方志敏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棵秋枫树。1931年栽下，到今年整整95年。

它粗壮到需要几个成年人合抱，几年前有一根分枝枯死，当地林业部门专门做了一次＂树木手术＂，保留并激活了主干。它边上，是方志敏亲手设计的那座中国共产党根据地里＂第一个公园＂，带跳台和游泳池。

公园里的池子如今还在，牌匾也还在——当年国民党军进村砸了牌匾，是村民悄悄把残片藏起来，解放后重新拼回去的。记者采访了方志敏的曾孙方瀚辉，今年25岁。

他说，小时候读曾祖父的故事，跟读别的英雄故事没太大差别，长大以后才明白其中分量。他的书房门口挂着一幅《清贫》主题的画，画的就是方志敏被俘那天＂从上身摸到下身＂的场景。

他对记者说了一段话很有意思：＂曾祖父当年对未来的想象，任务超额完成了。但接下来的路，要靠我们这一代00后来走了。

＂他说，他父辈那一代人完成的是＂把旧的砸碎＂，他们这一代要做的是＂把已有的建得更好＂。

2026年10月22日的北京，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走好新时代的新长征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定人民立场、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必须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中国今天面对的国际博弈格局，与方志敏那个年代当然已天差地别——我们从被封锁走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造不出一枚铁钉走到了把嫦娥送上月球、把福建舰开进深蓝。

但一些底层的问题仍在：外部环境依然风高浪急，台海方向杂音不断，科技＂卡脖子＂仍要一场一场硬仗去打。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今天中国人干的，正是把＂相信＂落成＂看见＂的事。江西弋阳当地的乡村振兴材料显示，今年漆工镇塘村——方志敏的老家——已经完成红色文旅升级，年接待量比2020年翻了三倍多。

葛源镇则建成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新展馆。

方志敏研究会这两年还做了一件事：到俄罗斯去查档，把过去说《我们临死以前的话》首发于巴黎《救国时报》的旧说法纠正了过来——他们在莫斯科1935年12月11日的《真理报》俄文版上找到了更早的刊发记录。

另一个曾广为流传的＂蒋介石亲赴南昌劝降方志敏＂的说法也被考证确认不实，彼时蒋介石正在远方指挥对红军长征的＂围剿＂。

记者临走前，94岁的张伟纳老人慢慢翻开那本1957年缪敏亲手送给他的《可爱的中国》。书页泛黄，封面被翻破又粘上。

他低着头，颤巍巍地背：＂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背了一遍，又背了一遍。

他对记者说：安葬那天之后，心里就轻松了，这些骨头，再也不会被弄坏，再也不会被拿走了。从一堆骨头认起，到认识了一个人、一段史、一整个时代，张伟纳用了69年。

而几代中国孩子，是从课本里的《可爱的中国》《清贫》开始，认识这个高大的中国人的。今年10月22日的纪念大会上，一位代表引用了方志敏的那句预言——＂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91年前，一个戴着脚镣的人在囚室里写下这句话时，不敢确定自己能不能等到。今天，中国正在一步一步，替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