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头与“另类右翼”的合流：美国社会中的新型乌托邦思潮

这几年，很多人开始用敬畏的口气说起彼得·蒂尔。这位风险投资家有时被称作“硅谷教父”，是PayPal和Palantir公司的创立者，也是所谓“黑暗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不管是毁是誉，他的财富和他的影响力都让他蒙上了“先知”的光环。

这位“先知”非常推崇1997年首次出版的《主权个人》这本书，在多处声称自己的世界观是由这本书锻造而成。你还能在2020年这本书再版的时候，看到蒂尔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反过来，这本书与蒂尔似乎是彼此成就的，因为也正是蒂尔的背书让这本书成为部分金融科技圈的“圣经”。每一个科技狂人，都号称看过这本书，而当下美国社会的各种科技建国运动——网络国家（The Network State）、海上家园（Seasteading）、自由城市（Free Cities）——在思想上都可以追溯到这本书的设想。

让我们先说说看这本书到底说了些什么。依照本文作者的看法，这本书最具争议性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即“民族国家是敌人”。

西方民族国家注定要“衰亡”？

《主权个人》这本书由英国《泰晤士报》的前编辑威廉·里斯-莫格和美国投资家詹姆斯·戴维森合著。两位作者批评西方民族国家的第一步，是拒绝把它当作“自然的”或“永恒的”政治形式。这一步看似只是分析前提，其实承担着全书最重的意识形态工作——只有先把西方民族国家从神圣地位上拉下来，后面所有的批评才能成立。

他们的论证有两层。第一层是指出，在人类一万年的定居史中，西方民族国家只活跃了大约五百年（从1500年前后的火药革命算起），此前的世界由部落、城邦、帝国、教会、封建国家等多种政体治理，民族国家既非起点也没有理由是终点。第二层则提出西方民族国家的由来：民族国家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特定暴力技术（火药、常备军、铁路动员）条件下“最有效率的资源汲取容器”。一旦底层暴力技术变了，这个容器就会被淘汰，正如教会在火药与印刷术面前被淘汰一样。之前也有学者对西方民族国家的来源做出类似的解释，但本书的创新是把这些学者的“功能解释”继续往后推了一步：既然民族国家只是一个工具，那工具过时就该扔掉。

把西方民族国家祛魅之后，作者紧接着给出对它的道德定性，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递进的指控：其一，西方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收保护费的组织。其二，西方民族国家是最精巧，也最贪婪的版本。其三，西方民族主义是为这种汲取制造同意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三层合起来构成全书对西方民族国家最严厉的道德指控。

《主权个人》英文版书封。

《主权个人》的作者抨击道，对一个高生产力的全球游民来说，美国护照因为全球征税条款，实际上是一份“几百万美元的负资产”。作者也直接批评当代代议制民主本身：当生产和财富都不再受地理约束，把政治权力交给地理选区就成了系统性错配——网络经济没有代表，工业既得利益却被过度代表。由此作者主张“商业化政府”——政府应该像企业竞争顾客一样竞争公民，他们也预测各种新型政体将会次第出现。

作者预言西方民族国家的衰亡过程将经历几个阶段：先是财政紧张催生新一轮征税与监管（他给出的具体预言是21世纪初福利国家爆发财政危机）；然后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扑，这种反扑不是来自最底层，而是来自工业时代的中等技能者——他们最害怕向下流动，最容易被“外国人抢了我的工作”“精英背叛了人民”这类叙事动员；再然后是对技术本身的反扑——新卢德式主义、对跨境流动的妖魔化；最后则是国家对暴力垄断的逐渐耗尽，国家效率快速下降，政治腐败大规模蔓延。

《硅谷》剧照。

超级富豪打造的新型乌托邦

作者抨击民族国家，是为“主权个人”张目。

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是作者对一种新型经济与政治主体的命名：这种人在网络空间中创造财富、自由选择居住和管辖地、不再把任何单一民族国家视为不可替换的归属，从而把过去四百年专属于民族国家的那些核心权能放到个人手中。

主权在传统意义上指的是一个政治实体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威。作者的操作是把这个概念从国家这个层级拽下来，装到个人这个层级上——主权个人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财产、忠诚、管辖归属拥有最高权威的人。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术语挪用，因为它实际上在说：未来真正的话事人不是国家，而是有能力自由进出国家的个人。

这其实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主权——主权个人并没有真的获得国际法承认。作者用的是这个词的哲学引申义——对自己生命的核心要素拥有不可被任意剥夺的支配权。这个意义上的主权，更接近英国哲学家洛克口中那种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权利，只不过被加上了一层21世纪的技术条件——加密、跨境、数字化。

《硅谷》剧照。

光有定义不够，对什么样的人才算主权个人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其实给出了几个隐含的判别标准，把它们提炼出来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生产能力的非地理性，主权个人的收入来源不依赖任何特定地理位置。第二，财富的可加密性，主权个人的财富必须能够被加密、被跨境转移、被脱离任何单一国家的强制管辖。第三，管辖归属的可选择性。第四，认知与道德的自我立法。把这四条合起来，主权个人是一个在生产、财富、管辖、伦理四个维度上都已经从单一民族国家中“脱嵌”的人。

《硅谷》剧照。

作者的核心叙事是一个身份序列：狩猎采集时代的人是“部落成员”，农业时代的人是“领主的农奴”或“教会的教民”，工业时代的人是“民族国家的公民”，信息时代的人将是“主权个人”。每一次身份切换，在作者看来，都对应于一次暴力技术的变革——农业革命让暴力可以集中并被组织化，出现了王权和封建领主：火药革命让贵族城堡失守，出现了民族国家与公民身份：信息革命让加密保护强于暴力侵犯，出现了主权个人。

作者认为，“公民”是被动的、地理性的、被分配的——你出生在哪国就是哪国公民，就要服从那国的税收、兵役和法律：“主权个人”则是主动的、流动性的、自我选择的——你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价值选择管辖、选择忠诚、选择身份。在价值层面，“主权个人”很显然高于“公民”。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在政治上如此具有挑衅性：它不只是预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是提出“公民身份是过时的”——而公民身份恰恰是现代民主、现代福利、现代民族认同的基石。作者实际上是在说，信息时代将让一部分人率先摆脱单一公民身份，而留在公民身份里的人将面对一个征税基础流失、福利不可持续、合法性逐渐瓦解的旧秩序。而主权个人将组织或者参与任何适合他们口味的新秩序。

高技术社会中的“新贵族”

上文介绍了《主权个人》的主要观点和核心判断。那么，这些具有冲击性的说法是否正确呢？我们又该怎么看待“主权个人”这个概念，以及作者所预言的那个未来？

有几件事可以说道说道。首先，主权个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本身的存在，但主权个人不反对国家的存在，他/她只是要求自己脱出国家的强制管辖。在作者笔下，民族国家将分化为各种各样的“产品”,有些是高税收高福利的,有些是低税收低管制的,还有微型主权、特许城市、私营托管区等等。主权个人需要其他形态的管辖存在，才能在它们之间挑选。简单的做一个类比，无政府主义者是要把整个游戏废掉,主权个人是要在游戏中获得最高级别的玩家身份。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反市场，高度重视集体（前提是集体是自愿性的），而主权个人将市场契约关系发挥到极致，高度个人主义与原子化。从这些角度讲，主权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对立面。

主权个人也不是世界公民。启蒙以来的世界公民理想主张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它是公民身份的扩张。主权个人则相反——它是公民身份的脱出，寻求脱离一切政治共同体的强制约束。两者在“超越民族国家”这一点上看似同向，实则方向相反。

主权个人同样也不是数字游民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数字游民是一种生活方式，主要是关于工作地点的选择；主权个人是一种政治－经济身份，涉及财富结构、管辖归属、忠诚选择。所有主权个人都可能是数字游民，但不是所有数字游民都达到了作者意义上的“主权个人”——后者要求的资本与制度配置远比前者复杂。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可能仍然作为传统公民生活，只是在政治上主张缩小政府，而一个主权个人则已经在生活方式上脱出了传统公民身份。

当我们排除以上选项之后，该怎么理解主权个人呢？我觉得可能的做法不是向前看，而是回望历史。作者的叙事是把主权个人放在一条线性进化序列上：从部落成员到农奴/教民，再到公民，最后进化成主权个人。这条序列的修辞效果是把主权个人塑造成未来主体、新生事物——他/她是历史的下一站,不是回头路。它让特定的全球高流动性精英获得了一套自洽的自我理解和道德辩护：我不是在逃避社会责任，我是在历史规律的引领下成为新型主体。但只要你稍微把作者列出的那些特征对照一下前现代欧洲贵族的实际状况,会发现一个相当尴尬的事实：主权个人的几乎每一项核心特征，都不是 21 世纪的新发明，而是欧洲贵族在19世纪以前本来就拥有的常态。主权个人不是历史的下一站,而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复刻一种被现代国家短暂打断的旧身份。

《宠儿》剧照。

我们一项一项对照看。

阶级身份。按作者自己设定的四个条件——非地理性的生产能力、可加密的财富、可选择的管辖、自我立法的认知——能成为主权个人的，必然只能是全球范围内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最高的那个5%甚至1%。主权个人实际上是这个5%的自我命名。它在修辞上被作者包装成普遍可达的，但在结构上它是排他的——绝大多数人因为种种限制，根本不可能进入这个序列。这跟欧洲的贵族也差不了太多。

跨境流动与多重忠诚。19 世纪国族化之前的欧洲贵族就是跨境的——一个奥地利贵族可能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北意大利同时持有领地。贵族通婚网络横跨整个欧洲,贵族子弟在不同宫廷间流动任职是常态。“祖国”这个概念在贵族那里是模糊的——他们效忠的是君主、家族、阶级,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民族。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国族化才把这种跨境贵族网络逐步压缩。主权个人的“多重护照、多地居住、忠诚可选”——这正是被法国大革命暂时打断的贵族常态。

免税或低税地位。 旧制度欧洲的贵族在大多数国家都享有税收豁免或大幅减免，贵族不是不交税的人,贵族是有能力让税收落到别人头上的人。主权个人通过加密资产、离岸结构、管辖套利达到的实际效果——把税务负担转移给那些没有同样工具的多数人——在结构上完全等同。

对国家强制管辖的部分豁免。旧制度贵族享有各种司法特权，都是普通臣民没有的管辖优待。主权个人通过居住地、注册地、护照的策略性组合达到的法律地位——能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管辖区——本质上就是一种当代版本的司法特权。

《宠儿》剧照。

把这四项对照起来,主权个人和前现代贵族在结构位置上几乎是同构的。

从这个角度看，“主权个人”也是一种身份政治。以作者在书中对民主福利国家的严厉批评——暴民挟民族国家之威以高税收勒索财富之士——不难看出其与旧制度的共鸣。蒂尔公开欣赏君主制、称民主与自由不兼容、对雅尔文（Curtis Yarvin） 的新反动主义有同情——这些立场在主权个人作为未来主体的叙事里是难以理解的（为什么未来主义者会喜欢君主制？）,但在主权个人作为新贵族的对标下完全自洽：他们追求的恐怕不是后现代的解放,而是前现代特权的技术性复辟。对某一类人而言，从法国大革命到 20 世纪福利国家这两百多年是一段历史的弯路——把贵族打掉、给所有人投票权、把税收用于再分配,这些都是工业时代特定条件下的反常，信息时代将让那段反常结束，让有能力者重新获得特权地位。

对民族国家的韧性缺乏合理认知

必须要承认这本书确实有几个相当有眼光的预判，这也是它在加密圈被神话化的真实基础。在下面，笔者将按照高度应验、部分应验、可质疑三个门类对这些预言进行解析。

高度应验的是：作者预言资本与高净值人士将利用管辖差异进行税收套利，也预言网络经济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维度，这一点非常之正确。

部分应验的是：他们在1997 年明确预言了与国家分离的、加密保护的、点对点的数字货币将出现，并将动摇国家对货币的垄断。但作者预言的“网络货币将取代法币”远未实现，在近未来也看不到稍稍实现的可能；作者预言会出现一类不再依附于单一民族国家、跨境工作生活的高技能群体——这一点在过去十年明显应验。不过这一群体去国家化的程度明显没有达到作者期望的程度；作者预言到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反扑，但这则预言有一个重要缺陷——作者认为这种反动是民族国家的垂死挣扎，这种逻辑有循环论证的嫌疑,更何况从现在来看，民粹主义反扑的结果不是民族国家的崩溃，而是民族国家以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形式复活；作者预言美国大型工业城市（以底特律为象征）将衰落,小型地区与微型主权将获得机会。这一点部分应验。但同时纽约、伦敦、东京、上海这些超级大都市并未衰落，反而在过去三十年继续巩固了它们作为全球资本与人才中心的地位。

《创业公司》剧照。

可质疑的部分是：作者预言民族国家在信息时代的征税能力将大幅萎缩，福利国家已经破产、不可避免会经历重大财政清算，全球将经历长期通货紧缩期，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作者也预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商业主权”，但在过去三十年，类似实验如“海上家园”项目，统统都陷入失败与停滞之中。

这些预言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算什么，但考虑到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所做出的时候，确实让人惊叹，彼时世界还沉浸在“历史终结”的狂喜中。不过，这些预言虽然大胆独到，但却更像是情绪反应，因为总的来说，本书预言对了的地方主要是技术驱动的现象，而对民族国家的韧性，他们缺乏合理认知。这也是工业党、科技主义者等等最容易陷入的陷阱，他们往往过于自信，低估了他们所分析社会事务的复杂性。

西方社会的千禧年叙事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威廉·里斯-莫格勋爵（Lord William Rees-Mogg）和詹姆斯·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前者是英国乡绅家庭出身，牛津大学历史学毕业，担任《泰晤士报》主编整整十四年，最终被授予终身贵族头衔进入上议院，后者则是美国金融通讯写作者。莫格为本书提供历史厚度，戴维森则提供犀利言语与读者群。两者的组合极不寻常，这让本书读起来既有未来主义之酷炫敢言，又有历史纵深之沉稳，这种激烈感与“看透历史真相”的穿透力难怪能动人心弦。

这本书当然有根。最直白的一条线是奥地利学派与美国自由意志主义的反福利国家传统。本书关于网络货币的论述，几乎是对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直接续写——哈耶克主张取消央行垄断、让私人货币竞争。本书作者则把它推进一步：加密技术让这种竞争在技术上首次可行。罗斯巴德直接把国家定义为“通过强制和暴力获得收入的组织”，弗里德曼论证私营治理可以替代国家的几乎所有功能，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所设想的乌托邦——一个允许无数小型自愿社群并存的元框架。每个人选择加入哪个社群，不喜欢就退出加入另一个。这些意见都毫无保留地进入了作者的笔端。

《货币的非国家化》

作者：[英]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译者：姚中秋

版本：海南出版社

2019年5月

第二条线则是某种历史唯物主义观。本书的核心命题则是“暴力技术决定政治组织”。作者把技术当作解释一切的最终变量，把人类社会看成被动适应的产品。这跟其中一位作者威廉·里斯-莫格作为金融通讯写作者的职业习惯有关——他们喜欢做系统性预测，开放性的、偶然性的历史观在这种行业里卖不出去。他们喜欢给出一个清晰的因果机制，也天然倾向于某种宏大的历史周期论。当然，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用途在于去掉其阅读者的“道德障碍”，为一群正在崛起的精英提供了一套关于“为什么民族国家正在过时、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主导者、丢掉社会、少缴税”的自洽叙事。

最隐秘的一条线恐怕是某种千禧年主义。本文常用的那种“我们正站在文明转折点”“系好安全带”之类的说法是典型的西方千禧年主义叙事的世俗版。宗教狂徒中对千年王国的构想跟本书是接近的：一个堕落的旧世界、一场即将到来的剧变、一群觉醒者、一个新天地。这条千禧年主义的根使全书带有一种启示录色彩——民族国家不仅是过时的，它还是一个必将被新天新地取代的旧秩序；主权个人不仅是新型政治经济主体，他/她还带有“被拣选者”的色彩。

不过，《主权个人》之所以能够走红恐怕不仅在于其修辞，也在于其与时代的某种共鸣——冷战的结束消灭了西方国家社会内部团结的必要性，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公共情绪进入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对建制不满周期，比特币的兴起也导致其持有者需要得到某种政治保证和历史理解。

作者/郑非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