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的时间，Meta把一副智能眼镜从人人想要的爆款，做成了不少人躲着走的靶子。

大家都没有料到，风向会转得这么快、这么彻底，而且一点余地都不留。

曾经被当成下一代计算入口的东西，如今成了不少商家的禁售品。Meta到底错在哪一步？

一、这次先动手的，不是监管

真正先动手的并不是监管部门，而是那些靠卖眼镜吃饭的门店。

就在最近一个多月，荷兰大型眼镜连锁汉斯·安德斯宣布，暂停销售Meta这款智能眼镜。

做出决定的是欧洲知名眼镜连锁企业Nexeye，它在荷兰、比利时、德国运营着776家门店。

这家公司的发言人给出的理由很直白，因为社会与政界一直在围绕智能眼镜的使用条件争论不休。

同一时期，荷兰另一家零售平台也撤下了它，卖眼镜的人先不卖了，这在行业里并不常见。

再把时间往前推，挪威政府宣布计划在公共场所临时禁用带摄像头的智能眼镜。

公园、海滩、博物馆、购物中心、赛事现场，都在这份拟议的范围之内。

学校、幼儿园、游乐场这类儿童场所，以及健身房更衣室、医疗机构这类敏感场所，都被划了进去。

不过这还停留在提案阶段，要送到议会审议才能落地，现在还算不上禁令。

Meta方面的回应依旧熟练，反复强调镜片上那颗白色指示灯根本关不掉。

公司发言人说，只要有人遮挡或改动指示灯，摄像头就会直接停止工作。

这套说辞已经用了很多遍，但这一次，大家愿意买账的明显变少了。

德国的路子走得更绕，汉堡的数据保护机构把问题转给了联邦网络局。

在他们看来，这款眼镜可能属于伪装成日常物品的录制设备，而德国法律禁止这类设备。

事情就这么悬在那里，至今没有一个结果，却也没人敢说它没事。

二、这副眼镜，被骂过三次

要理解这一轮反弹的来路，得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那一年谷歌推出了一副头戴设备。

它外形酷似科幻片里的道具，售价约1500美元，技术上讲相当超前。

但公众给出的反应只有两个字，反感，项目最后不了了之，也给行业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2016年，Snapchat也试过一次，那款产品同样没能真正流行起来。

原因并不复杂，太重、太笨，存储也不够用，戴出去还容易被身边的人当成怪人。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21年9月，Meta与雷朋合作推出了第一代智能眼镜。

它给出的卖点很聪明，这副眼镜看起来更像一副真正的眼镜，而不是设备。

起初它只能录30到60秒的视频，还能听歌、接电话，功能并不算多。

拍下的内容可以直接分享到Instagram和Facebook上，传播链条非常短。

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这东西介于噱头与工具之间，但它确实足够好用。

2023年，Meta又给它装上了AI，让它能够描述你眼前看到的东西。

从那一刻起，这副眼镜就不再只是一台相机，而更像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而争议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直到再也压不住。

三、一份内部文件，把它推到台前

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拿到了一份Meta的内部文件，内容与一副眼镜有关。

文件里描述的，是一个代号“Name Tag”的人脸识别计划，中文意思是“名牌”。

按设想，戴上眼镜的人只要看对方一眼，就能检索出对方的姓名与职业。

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文件里那句关于发布时机的表述，大意是希望在政治环境相对分散的时候推出。

这句话被公开之后，Meta的说法是，公司一直在审慎评估各种可能性。

但有媒体随后在配套应用里找到了尚未启用的代码，后来又传出消息说这些代码已经被删掉。

移除当然是好事，可决定它能不能出现的，从来都不是代码本身。

今年夏天，这件事彻底走出了科技媒体的版面，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在节目里把它叫作“变态眼镜”，这个称呼很快传遍了各大平台。

同一时期，Meta请来知名网红做宣传，社交平台上甚至出现了“监控之夏”的说法。

有人觉得这是营销的成功，也有人觉得，这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

四、被拍的人，也包括戴眼镜的人自己

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那些从去年开始不断被曝出、而且越来越密集的滥用案例。

科技媒体The Verge的记者采访了多位被拍到的普通人，其中一位在西雅图热门景点工作。

这位年轻女孩说，她一小时能看见十来个佩戴者走进来，而对方的视线高度正好落在她胸前。

另一位在便利店上班的店员，被佩戴者连续追问同一件商品的价格。

这些片段被剪成视频发到网上，加起来的播放量超过了50万。

那位店员直到下班回到家里之后，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的流量素材。

他向平台反映之后，最后是Meta删掉了发布者的整个账号，可同类视频并不难找。

而在暗处，还有一条更隐蔽的产业链，专门帮人让那颗指示灯不亮。

这显然违反了平台条款，但它确实存在，而且有实实在在的需求。

微距特写，或佩戴者侧面剪影＋指示灯亮点

图注：这颗指示灯是Meta给出的隐私承诺，也是黑市改装生意盯上的第一个目标。

Meta在今年夏天推送过一次强制更新，即便有人拆机破坏灯珠，设备也会锁死相机功能。

公司同时下架了改装服务的广告，封禁了一批提供遮光服务的账号。

这算是一次用商业利益换社会信任的动作，只是实在来得太晚了。

真正被这副眼镜记录下来的，远不止街上的路人，还有它自己的主人。

今年3月，瑞典媒体的一项调查披露，Meta把大量用户视频送去外包公司做人工标注。

审核员看到的除了街景，还有卧室、浴室里的画面，以及清晰可见的银行卡。

一位外包员工的原话说得很直接，也很刺耳：“我们什么都能看到。”

Meta的回应是，如果用户选择使用Meta AI，公司就可能会审查这些数据以改进服务。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多数人在戴上眼镜那一刻，并不知道自己签了什么。

由此引发的诉讼正在一点点累积，在加州已经有七十多名购买者和使用者提起了集体诉讼。

原告里既有购买者和使用者，也有只是被这副眼镜拍到的普通人。

另一起诉状指向人脸识别，指控Meta用社交媒体照片构建生物特征信息。

Meta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强调Name Tag并未发布，也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公司同时表示，自己并没有在建立一个通用的人脸数据库，这套说法也被记录在案。

五、最先收起它的，是执法部门

更值得留意的，其实是执法机构内部的态度，它们比监管跑得更早。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已经把这款眼镜归为随身相机，并禁止员工在联邦工作场所内使用。

纽约警察局的反恐部门也向警员发出过警告，他们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街上的路人。

而是牢房布局、摄像头位置和巡逻时间表，会被人一一拍下来。

一头是监管部门还在讨论怎么管，另一头是自己人先把眼镜收了起来。

这种情绪在今年美国多地围绕车牌扫描设备的抗议里，已经先出现过一次。

人们愤怒的核心，是那种无处可躲、又找不到具体对象的被注视着的感觉。

六、去掉摄像头，去不掉那套逻辑

有开发者做了一个叫“Zuckoff”的应用，靠蓝牙信号扫描附近是否有人在戴这类眼镜。

上线第一个月，下载量就到了5000，用户显然不只是出于好奇。

开发者说，他之所以做这个应用，是因为在网上看了太多偷拍陌生人的视频。

“我们作为社会，至少有权知道有人在录像。”这是开发者接受采访时说的原话。

Meta当然也在调整，今年9月24日发布了一款不带摄像头的音频版眼镜。

这款新产品保留了通话和音乐功能，同时去掉了那个最惹麻烦的部件。

公司创始人在一次采访中否认，说这次发布与近期的舆论压力没有任何关系。

但这个否认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因为并没有人问他是不是被骂怕了。

当一家公司需要专门解释“这不是因为你们骂我”，通常意味着它已经听见了。

问题在于，Meta眼下这些动作解决的都是外壳，并没有碰到真正的内核。

Meta本质上仍是一家广告公司，它对用户一整天看过什么知道得越多，广告投放就越准。

而这副眼镜，恰好是把这一整套广告逻辑推进物理世界的最佳载体，没有之一。

更麻烦的一点是，Meta也是过去二十年内容生态的主要建造者之一。

它一边造出了把陌生人变成素材的土壤，一边把适配这片土壤的产品递到用户手里。

这不是哪一个环节单独出了错，而是好几个环节刚好咬在了一起。

七、能立刻起作用的，是商家自己定的规矩

真正能立刻起作用的，往往来自商家自己定下的规则，而不是等待。

比如一家餐厅完全可以直接规定，本店不允许佩戴带摄像头的设备，明天就能执行。

英国一家连锁酒吧已经这么做了，理由是担心顾客在店内被秘密录制。

在很多类似的争议里，一条清晰的自有规则，比模糊的等待要管用得多。

对于不得不和这副眼镜共处的人来说，互相知会一声，远比事后追究来得实际。

如果你在街上感到被冒犯，也可以试着凑近，说一句“嘿Meta，停止录像”。

它未必每一次都能奏效，但至少把这个问题从心里面搬到了台面上。

技术往前走一步，社会总要跟着重新谈一次边界，这次也不例外。

上一次的争论是关于手机摄像头，这一次轮到了挂在脸上的设备。

区别在于，手机可以随时放进口袋，而这副眼镜却一直挂在脸上。

作为关注到此事的一员，笔者希望这场讨论最后能落到一条条规则上。

信息来源：

本文事实依据：The Atlantic 播客《Galaxy Brain》访谈（主持人 Charlie Warzel，嘉宾 The Verge 记者 Mia Sedo）；《纽约时报》关于 Meta「Name Tag」内部文件的报道；WIRED 关于配套应用代码的报道；瑞典《Svenska Dagbladet》与《Göteborgs-Posten》联合调查；路透社关于荷兰 Hans Anders 停售的报道；挪威政府 2026 年 10 月 5 日提案；汉堡数据保护机构说明；Meta 公司发言人答复；Business Insider 关于「Zuckoff」开发者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