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杨杰——WDO：搭建全球数据发展治理合作平台

本刊记者 孙冰

数据是智能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对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具有放大、叠加、倍增效应。

然而，当前全球数据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远未实现。凝聚数据治理规则共识，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成为各国的共同期待。

今年3月，世界数据组织（WDO）在北京成立。这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发展、治理与合作的专业性国际组织，目前已有200余个会员，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近日，本刊记者就WDO的相关话题，专访了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杨杰。

《中国经济周刊》：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后备受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成立WDO的意义，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杰：世界数据组织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数据合作与行业协同平台。站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交汇的历史节点上，成立世界数据组织的意义，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从历史演进维度看，这是顺应生产要素转换规律的产物。

当前，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数据鸿沟持续扩大、跨境流动壁垒高企、治理规则碎片化、价值释放不充分等挑战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发起成立世界数据组织，旨在搭建一个非政府、非营利、开放包容的全球数据发展与合作公共平台，是顺应时代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第二，从全球治理维度看，这是填补国际数据治理结构性空白的务实行动。

回顾全球治理实践，几乎每一种重要的准公共品都发展出了相应的国际协调机制：全球公共卫生有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气象数据交换有世界气象组织，全球民航标准协调有国际民航组织。数据同样具有准公共品特征——具备部分的非竞争性和极强的正外部性，遵循同样的逻辑：跨境流动性强、外部性显著、离不开规则协调的资源，需要专门的国际机制来治理。

现有国际组织多聚焦基础设施、通信标准或知识产权，而世界数据组织的独特价值在于，围绕数据全生命周期和数据合作全链条，将规则交流、技术协同、设施支撑、产业合作、能力建设和生态培育贯通起来，形成一批可被信赖、可持续迭代、可为各方所用的公共产品和专业服务。

第三，从人类发展维度看，这是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推动数字文明新进程的重要支撑。

数据因其可复制、非竞争、可跨时空流动等特点，在解决全人类重大挑战方面展现出传统要素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数据能打破时空壁垒、助力普惠发展；在守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数据能赋能科学防控和快速响应；在消除贫困方面，数据能够推动精准施策和靶向帮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数据能够帮助形成系统性治理方案。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性应用，数据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认知世界、预警风险、精准施策、协同行动的核心要素。

加强全球在数据领域的合作，能够为人类以更科学、更公平、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式应对全球性问题开辟全新路径。

世界数据组织的愿景，是到2030年前后发展成为数据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践平台和信任枢纽。它不替代任何国家法律法规或国际条约，而是通过研究、交流、培训和协同等机制，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可信、可持续的全球数据合作体系，使数据真正成为应对贫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的基础性能力，让更多国家和群体共享数字发展红利。

《中国经济周刊》：世界数据组织的宗旨是“弥合数据鸿沟、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为什么要聚焦这三大方面关键目标？

杨杰：这三大目标对应着当前全球数据发展中的三类现实问题。

弥合数据鸿沟，针对的是全球数字发展不平衡问题。当前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能不能接入，也体现在能不能有效使用和有没有足够人才支撑，即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人才鸿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技术能力方面仍存在差距。

世界数据组织将通过关键设施互联互通、政策研究与合规服务、会议交流和教育培训等板块，帮助各方提高数据连接能力、降低使用门槛、推动知识普惠和人才培养。

释放数据价值，针对的是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流通不畅、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数据具有准公共品特征，具备部分的非竞争性和极强的正外部性。但现实中，数据要么不敢流动，要么流不动。

世界数据组织将通过技术创新与国际标准、关键设施与互联互通、产业研究与生态建设等板块，推动可信数据流通、标准协同和场景应用，使数据从静态资源转变为动态资产。

繁荣数字经济，针对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传统要素边际效应递减的现实。

世界数据组织希望通过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促进更加开放、包容和可持续的数字发展环境，让更多国家、企业和社会群体共享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机遇。

《中国经济周刊》：世界数据组织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模式？

杨杰：世界数据组织实行“会员大会、理事会、负责人、监事、秘书处”的治理架构。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为执行机构，监事独立监督，秘书处负责日常运行。这一架构的设计，旨在保障组织的规范、透明、独立和可信。

选择多元参与的治理模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保障代表性与公信力。世界数据组织面向全球开放，实行会员大会平票平权，不存在国别加权和主体特权。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机构，每位会员在治理结构中拥有平等的表决权，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公平体现，从而增强组织的包容性与公信力。

二是提升专业性与可操作性。数据治理涉及技术标准、法律合规、产业实践等多个维度，需要不同专业力量的协同。会员单位涵盖企业、研究机构、行业组织等，能够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为政策研究、标准建议、能力建设等提供支撑。

三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规则研究不是单向输出，而是汇聚各国实践、比较不同模式、寻找最大公约数；标准协同不是强制统一，而是在互认互通中降低交易成本；产业合作遵循市场原则，企业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世界数据组织不是政府间组织，也不具备制定强制性规则的职能。其角色是通过研究、交流、培训和协同机制，推动形成行业共识、标准建议和最佳实践。多元共治模式正是为了保障这一过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是首个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国家。中国数据发展和治理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经验？

杨杰：中国能够率先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并进行系统实践，主要基于三方面条件：数字经济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制度创新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支撑。

中国在数据发展和治理过程中，结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积累了一些经验做法，主要概括为：

一是坚持“安全为底线、发展为导向”的总体思路，在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激发数据要素活力；

二是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运行机制，为数据流通交易提供制度基础；

三是推动地方试点、行业先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大胆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对话与交流，在尊重各国数据主权和法律差异的基础上，推动形成开放包容、互信互认的国际数据合作氛围。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实践不是“标准答案”。世界数据组织的定位是搭建一个多边平台，汇聚各国实践、比较不同模式、寻找最大公约数，为全球数据合作提供可参考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