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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7件大好事，件件实在，关系到中国后续发展

1954年秋，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来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这趟访问有几项成果，分别落在了三个相距很远的地方。长春的建设者关心苏联能提供哪些工业设备，新疆的石油部门要接手合营企业，旅顺的官兵则等着一个明确的撤军日期。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几件事都比宴会上的祝酒词要紧。

大家好。谈到赫鲁晓夫，人们容易记住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把日历往前后各翻几年，还能看到七件对中国有益的事。前六件发生在两国合作比较密切的时候，最后一件倒有些出人意料。当两国在政治上已经争得面红耳赤，赫鲁晓夫仍给北京写了一封谈粮食和砂糖的信。

一、第一件事，把工业援建项目从141项增到156项

新中国刚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一道难题绕不过去。想造汽车，要有能稳定供应的钢材、机床和电力。即使几样都有，总装线能不能按节拍运转，零件尺寸出了偏差该找哪个车间，也要靠工程人员在实际生产中学。单买一批卡车能解运输之急，建设汽车制造厂，要学的东西多得多。

苏联援建工业项目始于斯大林时期。到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双方在此前议定的141项基础上，又商定增加15项，并扩大对已有项目的设备供应。这就是人们熟悉的“156项”的来历。它是分批谈出来的建设安排，各个项目的开工、调整和投产也各有时间。赫鲁晓夫在这件事上的贡献，是让已经起步的合作继续推进，又向前多走了一程。

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就容易理解成套援助的分量。1956年，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下线。值得注意的是汽车开出厂门以后的事。下一批发动机还得有人加工，齿轮得有人检验，机床磨损了要有人修。苏联提供的设备、图纸和培训，加上中国自己投入的资金、厂房和人员，最后要经得住这一道日常检验。能一批接一批地交车，一座工厂才算在中国扎了根。

二、第二、第三件事，大连接回船厂，旅顺接过防务

在大连一带，两项交接离得很近，却分属两回事。一项发生在企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在新疆经营石油和有色及稀有金属企业，也合营民用航空公司和大连的轮船修理建造企业。苏方持有股份，设备、资产和经营决策都涉及双方。要改为中国独立经营，先得把这些权益逐项理清。

1954年，两国就四家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转让达成协议，由中方按约定作价承接。对船厂来说，最要紧的变化发生在交接以后。往后接什么任务、把钱用来添置哪类设备、怎样安排生产，中国可以自己决定。新疆的石油和矿业部门也是如此。股份有价，接手要结算，换来的是长期经营权。这是七件事里的第二件。

第三件是苏军撤出旅顺口。1950年，中苏就已经约定撤军，后来受朝鲜战争等因素影响，驻军期限延长。1954年两国重新议定时间。到1955年5月，苏军完成撤离，中国军队接管旅顺口防务。旅顺的主权原本属于中国，这次交接解决的是谁在港内驻军、谁来指挥要塞、谁负责守卫这段海岸。从批准撤军到官兵真正换防，一项拖延了几年的承诺终于落到了地上。

三、第四件事，让中国科研人员有了自己能用的反应堆和加速器

1950年代，要研究原子核，中国科学家面临一个很具体的困难。理论可以通过书刊学习，许多实验却必须有合适的中子源、粒子束和测量设备。即便从国外得到一组实验结果，国内没有装置，也很难自己改变条件再做一遍。久而久之，连能独立主持实验的人都难培养。

1955年起，中苏扩大了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合作。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接收中国人员学习。1958年，这两套后来合称“一堆一器”的装置在北京建成。反应堆提供研究所需的中子，加速器使带电粒子获得较高能量。物理、工程、仪器和辐射防护人员，终于可以围绕国内的设备一同工作。培养一名能带班的工程师，实际运行中遇到的一次故障，有时比听十堂课还要紧。

核武器合作另有一段曲折。1957年，苏方一度承诺提供原子弹教学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1959年，苏方通知中方停止履行这项关键承诺，次年又撤走专家。中国在1964年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武器研制中留下的难关是中国科研和工程人员自己攻克的。前期苏联援助的价值，也恰好能在这里看清：承诺可以撤回，已经在反应堆边工作过、会操作仪器和分析实验数据的人，这些经验留了下来。

四、第五件事，取消东北、新疆对外经济活动的一道限制

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还订有一份补充协定。它涉及中国东北、新疆以及苏联远东、中亚等地区，对第三国资本和人员在有关地区参与某些经济活动设限。条文对双方都有约束，对中国来说，东北集中了相当一部分工业基础，新疆又有重要矿产，限制落在这两个地方，牵涉的事务很具体。

1956年，苏方提出废除这份补充协定，中方同意。表面上只是少了一页文件，实际变化在于今后遇到事情由谁判断。例如一项矿业合作该由谁参与、一项建设是否适宜采用第三方技术，中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考虑。即使当时一时找不到新的合作对象，有权自己作决定，与事先承诺排除某些选择，仍有很大差别。

这和接收四家合营公司的股份也有区别。股份转让解决的是已有企业归谁经营，废除补充协定关系到将来还能同谁合作。前一件能在交接清单上点出厂房和设备，后一件要等到下一次作决定时，才显得出它的用处。

五、第六件事，重新商量人民币和卢布怎样结算

当时中国派留学生去苏联，苏联也派专家到中国。人员往来要付生活费、差旅费等款项。这类支出属于非贸易支付，与进口一套轧钢设备是两种业务。中方手里是人民币，到了苏联却要用卢布付钱。两种货币按什么比例记账，看似只关乎银行，实际上决定了派同样多的人、学习同样长的时间，中方要负担多少钱。

1956年以后，双方调整了部分非贸易支付的折算办法，并处理了此前按旧办法结算形成的差额。常见的“一元人民币约合六卢布”，指的是特定项目的折算效果，用的是当时的旧卢布。把这个比例拿来推算全部中苏贸易额，或者理解成人们拿一元钱就可随处兑换六卢布，都会把两种不同的账混在一起。

这件事很少像大工厂那样出现在照片上，却关系到合作能不能长久。一名留学生几年的费用或许有限，成批学生、专家和访问人员往来多年，换算中的差异就会积成一笔可观的数目。对原有办法重新核算，也体现了中国作为合作一方，可以把具体负担摆到桌面上谈。

六、第七件事，专家撤走以后，苏方仍提出借粮借糖

1961年，中国粮食供应困难。周恩来要处理的不光是全年一共能筹到多少粮，还得算清下一批进口粮什么时候到港，哪些地方的库存能不能撑到那一天。全国总量差不多算得过来，某个地区青黄不接的几周也可能十分难熬。

这一年2月，赫鲁晓夫致信中方，提出可以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中方接受了借用50万吨糖的安排，对百万吨粮食则作为后备考虑。因此，能记在这件事上的，是苏方在困难时期提出粮食周转办法，并同中方落实借糖安排。把两项提议加在一起算作150万吨无偿物资运抵中国，既改了数量的含义，也改了借用的性质。

同年，周恩来在东北了解供应情况，又提出从苏联远东就近借调20万吨粮食，以后用进口粮归还。这项安排特别能说明“周转”二字的分量。粮食最终由谁购买，是一件事。让离东北更近的粮源先顶上，少等一段海运时间，是另一件事。在粮食紧张的日子里，早到几个星期，就有早到几个星期的用处。

从1954年的工业协议到1961年的借糖，中苏关系已经历了很大变化。赫鲁晓夫任内，苏方确实扩大过援助，也确实中止过关键合作。能把这些事同时记清，才看得准中国从中得到了什么。旅顺港由中国官兵守卫，长春的生产线继续交车，北京的反应堆还能培养下一班工程师。这些后来仍在发生的日常工作，就是当年几份协议留下的分量。

参考资料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七件好事》

人民网党史频道《周恩来总理为解决困难时期的粮食问题呕心沥血》

北京日报《周总理交办的“特殊任务”：紧急进口粮食，高效化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