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老蒋为何就不死追了？其中有什么门道

1935 年，十月，陕北已入秋。

这支队伍从江西出发时，花名册上是八万六千人；走到这里，能起身的不到八千。当他们终于看见窑洞里飘出的炊烟，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清楚：人类历史上最难的一条路，他们走完了。

雪山翻过去，草地在脚下趟过去，平均一天走七十里。每往前挪三百米，就有一个战友倒下去，再没起来。队伍进到吴起镇，还有人穿着江西出发时那身单衣，草鞋底早磨穿了，脚板用破布条一层层裹着，就这么一步一步往前挪。

怪事就在这时候出现。

蒋介石 —— 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把共产党当成比日本人更危险的 “心腹大患” 的那个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倾全国之力连着发动五次 “围剿” 的那个蒋介石；在长征路上设下四道封锁线、让薛岳带着几十万中央军咬着不放的那个蒋介石 —— 等中央红军在陕北落下脚，他反倒不急了。

数以十万计的追兵，走到半途，忽然停住。

这背后是一盘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棋：红军自己分了兵，地方军阀起了反抗，东北军将士不愿打内战的眼泪，还有那个寒冬腊月里历史替中国共产党留下的那条缝隙。

红军一分为二，各走各的路。

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一带会合，会师是胜利的。

可两支队伍站到一处，反差刺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来，到懋功只剩一万多人，枪弹奇缺，战士面容枯槁，大多得拄着棍子走；红四方面军八万人马，装备齐全，队列整齐，气势像一头毛色发亮的雄狮。

也正是在这一刻，红四方面军的主心骨张国焘，心里的那杆秤歪了。

他手里兵多、枪好，凭什么要低头，去听那支只剩几千人的中央的？

两河口会议上，北上还是南下，成了绕不过去的题。毛泽东要北上川陕甘，到更宽阔的地面上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坚持南下川康，理由也硬：那里人多、粮多，部队能补上。争到最后，张国焘做了一个激进的决定：离开中央定下的路线。

1935 年 9 月，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毛泽东带着那支衣服破旧、意志却像铁一样的队伍，穿过草地，向陕北走。张国焘则率八万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喊出的口号是 “打下成都，吃大米”。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的高兴几乎藏不住。

红军分家了！这不是天赐的良机是什么？

他很快拍板：八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威胁显然大过不足一万的中央红军；而且红四方面军南下是奔川康去的，那是四川的纵深，红军真要在川康站住脚，西南的局面就可能整个翻过来。于是命令下去：薛岳带几十万中央军，立刻改向，咬住张国焘。北上的中央红军那边，蒋介石只派出少量部队，做个姿态。

把当时的战局摆开看，蒋介石这个判断，至少从军事角度说不算错。

1935 年 11 月，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向南发起攻势，在百丈关一带同川军死战。百丈关打了七天七夜，伤亡近万人，最后只能撤。薛岳的中央军一步步逼近，红四方面军又在天全、荥经那片大山里，跟国民党军打了一串苦仗、恶仗。

那些仗，苦得没法说。

1936 年 1 月，薛岳指挥中央军猛攻天全、荥经交界处的垭子口。垭子口在哪儿？薛岳自己在《剿匪纪实》里写得明白：“危崖峭壁，直插云霄，地势之险峻无与伦比。” 红军就靠这险峻的山顶，硬守。

九十二师的兵穿着雪白棉袄，在漫天飞雪的夜里悄悄摸上来，借大雪遮身，一直潜到红军岗哨、战壕跟前，突然发起白刃冲锋。红军仓促应战。山顶上枪声、喊声、手榴弹爆炸声搅在一起，天地都像在抖。我军战士靠着险要地形死顶，来回冲杀；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断了抄起石头接着打。

薛岳在书里用冷笔写：“我方在黄茅岗周边，屡次发起猛烈的冲锋和近身搏斗，共计达十数次之多。” 十几次肉搏，每一步都是拿命铺出来的。垭子口守了整整十一天，敌人攻得太猛，最后还是撤了。红四军一个营长、一个连长，还有八九十名战士，留在了那片山里。

峡口那边更惨。

许世友奉命在峡口一带挡住敌军。他跟陈昌浩说，守峡口起码要三个团。陈昌浩不这么看，认定薛岳不会急着上主力，一个团就够。许世友服从命令，一个团硬顶上去。

鼓声一响，国民党军仗着人多，重炮猛轰，步兵像潮水一样往阵地上扑。红三十五团的团长、政委，还有大批战士，全都倒在了那里。许世友打了一辈子仗，没吃过这么惨的败仗。后来他回忆那场战斗里牺牲的战友，沉默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

八万南下的人马，几个月工夫只剩四万，一半没了。到这时，指战员们才真懂了毛泽东那句 “南下是绝路”，并非吓人。1936 年 2 月，张国焘不得不承认 “南下计划成效寥寥”，带着剩下的部队重回夹金山，再往西去。

薛岳的中央军在川康山里同红四方面军缠斗的时候，另一件让蒋介石头疼的事，在南中国爆发了。

同年 5 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广州去世。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地位高、资历深，尤其在两广，他一句话的分量，差不多顶得上蒋介石十封电报。蒋介石把这看成天赐的时机，要趁这个空档，把广东、广西的军权、财权、人事权，一股脑收到中央手里。

风声一放出去，两广的军阀火气直冲头顶。陈济棠，广东的 “南天王”，手里几十万粤军，怎么可能把权乖乖交出来？李宗仁、白崇禧，广西的 “李白”，桂系经营多年，北伐时期就自成一家，又怎么会听蒋介石的号令？

1936 年 6 月 1 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名通电全国，措辞很硬：指责蒋介石在抗日上不作为，批评中央搞独裁，还明说两广愿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刻停止打压地方实力派。历史上，这叫 “两广事变”。

蒋介石看完，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可他到底是老练的政治家，没有急着动兵，而是分化、瓦解。他暗中联系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拿广东的地盘当诱饵，把余汉谋拉到反陈一边；同时策动广东空军几十架飞机脱离原属，转投南京。这么一来，陈济棠的势力一下就瓦解了，一个月之内只好辞职，跑到香港。

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可不是陈济棠那种角色。桂系的支柱就是 “李白” 二人，两人关系紧密，蒋介石试过收买、分化，都没成。李、白在全省招募后备兵，正规军扩到四十四个团，再拉上近十万民间自卫队，总兵力约二十万，凭险要地势死守；同时高举 “抗日” 的旗争取舆论，一时间全国都有人声援，连冯玉祥也亲自上庐山，劝蒋介石和平解决。

蒋介石这时候两头为难：打，桂系这块骨头不好啃，一开打就不知何时收场；忍，面子又过不去。更麻烦的是，本来要调到陕北 “剿共” 的几万中央军，被牢牢牵制在南方。想了很久，蒋介石最后让步。同年 9 月，国民政府下令：李宗仁、白崇禧原职不动。桂系官员在南宁举行就职仪式，向中央表示服从。两广事变，和平收场。

从 6 月到 9 月，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是中央红军在陕北最宝贵的三个月。薛岳的中央军主力被牵制在南方，无法北上，陕北根据地的压力一下轻了。红军抓住这个空档，加固防御、扩编队伍，把元气重新养了回来。

蒋介石在南方同桂系较劲，陕北的局势却在不知不觉中变了。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执行 “围剿” 的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而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东北军的头是张学良，十七路军的头是杨虎城。两支部队加起来约十五万人，被蒋介石摆在陕北前线替他卖命。

问题是，这两支部队，谁也不想替他卖命。

东北军的兵，老家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没能有效抵抗，东北丢了。战士们的父母妻儿，在日本人手下受着苦。他们日夜想打回老家去，如今却被蒋介石的命令拴在陕北的沟壑里围剿红军。这叫什么事？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是陕西本地的队伍，典型的 “杂牌军”。蒋介石向来疑心杂牌，粮饷上层层克扣，意思很明白：让你跟红军拼，拼光了才算完。杨虎城心里清楚，他和蒋介石的矛盾，早晚要摊开。

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做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在陕北的一孔窑洞里，他秘密见了汪锋。汪锋是陕西本地人，长期在西北军里做地下工作，对十七路军内部的门道摸得透。

那天夜里，窑洞里点着一盏油灯，毛泽东把形势一层一层给汪锋拆开讲。拆得很准：西北军、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嫡系，蒋介石一直在排挤、削弱杂牌，双方矛盾已没法调和；东北军想回家，急；西北军是地方武装，要地盘、要壮大，同胡宗南带的中央军早晚要撞上；我党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这个方针在这些部队里一定会起作用。

毛泽东给这次任务定了个口号：“西北大联合”。他亲自动笔，写了三封亲笔信，分别给杨虎城、十七路军高级顾问杜斌丞、新一军军长邓宝珊。汪锋把信缝进皮衣里，扮成十七路军的 “特情人员”，从苏区出发，一路闯封锁，往西安去。

路上出了岔子。走到离长武县城二十五里的地方，两个便衣特务突然把他拦住，信被搜了出来。一看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特务们一时不知所措，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汪锋看在眼里，随即摆出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架势，板着脸问：“谁派你们来的？杨主任要是知道这事，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特务们一下乱了，说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

汪锋心里有了底。长武县长叫党伯弧，原是十七路军的老人，对杨虎城一直忠心。他当即提出要见党县长。话说完，党伯弧想了片刻，决定帮他。第二天一早，党伯弧派自己的保安队长带四个兵，备了一辆马车，“护送” 汪锋去西安。

到了西安，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亲自接见。他不绕弯子，一口气抛出三个扎人的问题：第一，红四方面军跟十七路军在汉中有旧账，为什么后来红四方面军又无缘无故打汉中？第二，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张汉民在柞水九间房被红二十五军伏击牺牲，这事怎么解释？第三，你们说要联合抗日，到底怎么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抗日？

汪锋一条一条答。他说，红四方面军同孙蔚如在汉中合作，双方两年里关系稳定，没起过摩擦，这本身就说明红军的信用；张汉民的事，是消息不通造成的误会；至于援助，红军愿意同十七路军和平相处、交换情报，一起打日本。杨虎城听完，没有立刻表态，但态度明显缓了下来。

差不多同时，张学良的立场也在变。1936 年 4 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秘密见面，谈得很深。张学良说，他认中共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的主张，可蒋介石是他的兄长，他不能反，只能想办法把蒋介石的心思掰过来。周恩来懂他的难处，双方谈成一个初步约定：互不侵犯，通商往来，联手抗日。

从那以后，陕北前线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白天，阵地上静得很；到了夜里，两边的歌声一来一往，在夜色里飘。红军唱《松花江上》，东北军的兵跟着唱，唱着唱着声音就沉下去，最后两边都不出声了。说到底，都是华夏子孙，都背负着国土被占的耻辱，何必在这深沟里互相放枪？

彭德怀后来回忆，前线部队对东北军的政治争取，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有一仗，红军打得猛，一下消灭东北军一个骑兵连，俘虏全放了，枪也还了。被放走的东北军官兵里，有个士兵转身留了一句话：“再跟红军打仗，我们就不配叫人！”

蒋介石当然早就察觉东北军、十七路军有 “通共” 的嫌疑。可他心里有他的算盘：在他眼里，张学良、杨虎城的队伍不过是 “杂牌”，他盼着他们跟红军狠狠消耗，最好两败俱伤。他一边催张、杨 “剿共”，一边把中央军摆在后面，等时机一到，顺手把陕北这个麻烦一并解决。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消息到南京，蒋介石坐不住了。他声嘶力竭地喊：再不压住，就要成叛乱。10 月 31 日，蒋介石下总攻令，庞大的中央军从东西两面压向陕西。

12 月 4 日，蒋介石亲到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他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将领分别叫来，逼他们当面表态。他给了两条路：一是全军开上陕北前线 “剿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二是部队撤出陕西，东北军去福建，十七路军去安徽，“剿共” 由中央军来办。张学良、杨虎城都断然拒绝。

12 月 7 日，张学良亲自到华清池见蒋介石，情绪激动地说：国家危在旦夕，只有坚决抗日才有活路，要抗日先得停内战。蒋介石听不进去，反过来训张学良，说他年轻、幼稚、不懂事，还说就算自己陷在难处，“剿共” 的立场一寸也不会动。

12 月 9 日，西安上万学生集合，纪念 “一二九” 运动一周年，随后步行到临潼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下令，要张学良、杨虎城对学生 “格杀勿论”。到这一步，张、杨明白，光靠劝，劝不动了。

12 月 12 日凌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临潼华清池把蒋介石扣下，随他来陕的十几位国民党军政大员也一并被拘。这就是西安事变，世界都惊了。

消息传到陕北保安，窑洞里，毛泽东抽着烟，很久没说话。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军事动作，而是冲击中国政治全局的一颗重磅炸弹。南京那边，何应钦已经集结二十个师的中央军，分东西两路向西安压来；日本在华北虎视眈眈；苏联担心中国打大内战；张学良、杨虎城手里攥着蒋介石，杀不敢杀，放又放不得。

中共中央很快定下方针：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争和平解决。12 月 17 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当晚，周恩来同张学良深谈，之后又同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反复商量，最后达成六项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国民政府；释放爱国志士；允许民众开展爱国活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召开救国会议。

12 月 25 日，张学良陪蒋介石飞往南京。蒋介石后来虽把张学良软禁，可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的承诺，他还是得兑现。西安事变和平落幕，中国历史的走向就此转了弯。国共之间长期的内战，基本结束。原定开往陕北的几十万中央军，再没有继续 “剿共” 的名义。陕北根据地保住了，还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会。

1936 年 5 月，红军主力踏上西征的路。彭德怀指挥的西方野战军，带着一万七千多名战士，向陕甘宁边界挺进。为什么要西征？道理很直白：陕北地瘠民贫，养不起这么大的队伍。往东，是阎锡山的山西，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在东线盯着；往南，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同红军心照不宣的默契，不宜开仗；往北是荒漠。只有向西，往甘肃、宁夏去，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

西征打了两个多月，红军连下十余座城镇，开辟出一块东西横贯两百多公里的新区域。更要紧的是，这次西征替三大主力最后的会师打下了基础。1936 年 10 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会师，长征这一场大迁移，到这里画上句号。

从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陕北，到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年零两个月，中国共产党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死关。

假如红四方面军没有南下分兵，蒋介石就得同时对付两支红军主力，他那几十万中央军一定会全力压向陕北；假如两广事变没有把蒋介石牵制三个月，中央军主力可能提前进陕北，红军在根据地就站不稳；假如东北军、十七路军铁了心给蒋介石卖命，陕北战场的局面会是另一副样子；假如没有西安事变这一下翻转，蒋介石终究会集中重兵，对陕北的红色根据地大打一场。

可历史没有 “假如”。

那一串 “巧合”，在 1935 年到 1936 年那个严寒的冬天里，一个接一个冒出来。红四方面军南下，把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引走了；两广事变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不愿再打内战；西安事变成了国共关系史上的转折点。

每一环，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