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预言：今年底到明年上半年，全球大概率要发生金融危机

2026年只剩最后两个月。全球市场的情绪却像秋末的天气，看着晴朗，空气里已经有了凉意。美国债务压力、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地缘政治摩擦，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正在一起考验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就在这时，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的判断再度引发热议。

他认为美国AI泡沫将在2026年底至2027年上半年破裂，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这番话。

此前的公开讨论中，他多次表达类似担忧，焦点始终是美国债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资产泡沫。但要先说清楚：这是预测，不是既成事实。

这类精确到具体时间点的说法，在业内也引发了不小争议。所以更值得追问的，不是哪天股市会不会突然暴跌。真正该看的是，全球金融体系里积累的风险，是不是正在逼近市场所能承受的边界。要理解这一点，不妨先翻一翻历史。

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戈登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刘俏，曾围绕华尔街、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风险做过一场对话。它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金融危机不只是数据出了毛病，往往还连着投资者的集体行为。

戈登研究华尔街多年，1999年出版的《伟大的博弈》，系统梳理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成长轨迹。读了几百年的金融史，他最强调的是人性。

市场靠价格、利润和信息运转，可坐在交易台前的终究是人。人会被情绪牵着走，也容易相信“多数人都这么看”。一项资产涨个不停，错觉就来了：这么多人都在买，我跟着买总不会错吧？偏偏毛病就出在这儿。

在戈登看来，人天生有从众倾向，这在自由市场里未必是好事。当所有人都觉得某样东西值得买，最佳的入场时机，往往早就过去了。拿这个逻辑去看今天的全球金融风险，就顺手多了。价格上涨，不等于经济根基更牢。

很多时候，推高价格的并非企业盈利发生质变，而是大家对未来的想象越来越甜。想象吸引资金，资金推高价格，价格又印证想象，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就转起来了。

只要钱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场，繁荣就能维持。可这种繁荣有个软肋。一旦投资者重新估算资产价值，或者资金成本骤然抬高，原本托着价格的乐观预期，转向可能比翻书还快。涨时群体情绪在放大，跌时同样如此。

这正是金融市场危险的地方。这套机制并不陌生。1929年美国股市危机，还有后来一次次的市场调整，都在提醒人们：市场里的人，并不总是理性的。戈登还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回头看，谁都能指出前人错在哪里；真身处其中，判断远没有那么轻松。

道理不复杂。历史可以复盘，决策却只能面对没发生的未来。这也意味着，哪怕看出了泡沫，也未必说得准它哪天破。高志凯的担忧，大致可以放进这个框架里理解。先看美国的账本。当前美国金融体系有一个突出的矛盾：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在互相挤压。

有报道提到，美国国债已突破39万亿美元，2026年利息支出预计达1.12万亿美元，首次超过国防预算。按近期汇率粗略折算，前者约合270多万亿元人民币，后者约合7万多亿元人民币。

欠得越多，利率稍有波动，财政就越有感觉。旧债陆续到期，如果只能用更高的成本借新钱，压力还会加码。

不过话要说在前头：债务庞大，并不等于必然违约，更不能据此推出某个时点一定爆发危机。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美元的国际地位、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都是影响风险走向的变量。

真正需要提防的，是财政压力、市场利率和投资者信心同时变脸。那时候，金融体系的调整成本会明显抬升。货币政策也左右为难。

利率长期偏高，企业融资和资产估值会吃紧；为了减轻负担而放得太松，又可能点燃新的通胀预期，搅动资产价格。所以，政策并没有一把能消除所有风险的万能钥匙。

说到底，金融体系稳不稳，最终还得看实体经济能创造多少收入和利润。由此，就绕到了眼下市场最爱聊的另一个话题：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AI技术有真实的产业价值。它进入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领域，确实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刘俏谈经济发展时也提醒过，创新不能只盯着高科技行业，更要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这个区分很关键。

技术前景广阔，不代表围绕它的每一笔投资都估值合理。一家公司可能握着先进技术，股价却早已把最乐观的盈利预期提前兑现了。AI产业尤其绕不开这道题。算力设施、模型训练、技术研发，每一项都要持续烧钱，而商业收入能否覆盖长期成本，还得靠市场来检验。

如果投资者只顾着畅想增长空间，却无视盈利和现金流，资产价格就会与企业经营能力脱节。高志凯此前把美国AI领域的估值风险，看作潜在危机的重要导火索。

但反过来，把整个产业一口咬定为泡沫，同样失之草率。技术进步是真的，部分企业的经营根基也相当扎实。要分清的是：技术的长期价值，和资本市场的短期定价，不是一回事。市场可以高估某些公司的增长速度，却不意味着这项技术没有未来。

历史一再证明，产业创新与投资风险完全可以并存。可怕的不是资本愿意押注新技术，而是有人以为新技术能让资产价格永远不受盈利约束。一旦这种预期成了共识，风险就在暗处悄悄积累。更要警惕的，是风险之间的接力传导。资产价格明显回调，持仓者就会受损。

有人为了还债或补足保证金，只能连带卖出别的资产。原本集中在一处的压力，就这样向外蔓延。若金融机构同步收紧信贷，企业的融资环境也跟着变差。融资贵了，投资少了，收入紧了，市场信心被一点点掏空。

金融危机之所以伤人，恰恰因为风险从不肯老老实实待在出事的地方。回望华尔街，其实就是一部资本推动经济、又不断暴露自身弱点的历史。

金融市场能聚拢社会资金，托举企业成长；也可能因过度投机和风控不足，把经济周期的波动放得更大。戈登认为，研究历史的意义，不在于找到一套永远正确的投资公式，而在于弄明白：哪些行为容易导致错误，哪些原则能帮人少走弯路。

其中最该记住的一条，是别把多数人的一致看法当成确定性。市场有个很迷惑人的现象：价格连涨，人们就觉得风险变小了；价格忽然下跌，又容易把短暂的恐慌当成长期趋势。

情绪来回切换，预测自然难上加难。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市场的方式早就变了。戈登提到，过去几十年里，不少人并不直接挑单只股票，而是通过共同基金之类的方式入市。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个别企业的风险，却挡不住整个市场的系统性调整。

大盘受冲击时，分散投资的资产一样会缩水。所以评估风险，不能只盯着某款产品过去赚了多少，还得弄清钱投向了哪里、资产估值高不高，以及自己到底扛不扛得住亏损。

高志凯的预警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它碰到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但从风险存在到危机爆发，中间还隔着许多变数。

政策调整、企业盈利好转、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都可能改写风险的走向。即便资产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调，也未必会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风险也不一定以“崩盘”的姿态登场。它可能是长期回报的下滑、融资环境的收紧、增长动力的减弱，一点点渗进来。对中国而言，海外资本市场的变化同样不能忽视。国际资金流动、外部需求和市场情绪，都可能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国内经济。

不过，中国有完整的产业体系，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还有持续推进产业升级的空间。这些都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底气。

关键是继续夯实实体经济的韧性，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防止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过度传导。资本市场的长期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活动能创造多少真实财富。

一项创新，只有真正转化为生产效率和经营收益，增长的地基才算打牢。同样，一项金融资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永远靠情绪撑着。

2026年11月10日，离年底已经不远。高志凯划出的风险窗口越来越近，但现在还不能据此断定危机必然发生，更不能把任何一种市场预测，当成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

放眼华尔街数百年的起伏，市场总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摆动，繁荣与调整轮番登场。真正该吸取的经验，不是因为担心危机就否定发展前景，也不是因为市场火热就无视风险，而是对资产价值、资金成本和经济基本面，始终保持清醒。

未来会不会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最终要由实际的经济运行来回答。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不管处在什么周期，脱离真实价值的过度投机，都撑不起长久的繁荣。

比猜中下一场危机的日期更重要的，是在不确定中守住理性，让资本真正服务于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