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军统头子戴笠接到命令，从外地赶回重庆。而这次他接到的任务是：保护毛主席。

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一个长期负责国民党的特务和情报系统的人，放弃了侦察和搜集情报，反而做起了“保镖”。

为什么毛主席进入重庆以后，一个侦察中共的特务头子，反而必须想方设法的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压力骤变：从延安到重庆的博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了。但中国接下来走向和平还是内战，没人知道。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主席，邀请他到重庆“共商国事”。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停止军事部署，这就形成了一场非常微妙的政治较量。

如果毛主席拒绝去重庆，国民党可以对外宣传：是共产党不愿谈和平。但国民党内部最初普遍判断是毛主席本人未必敢来，结果毛主席真的来了。

局势逆转：攻守身份彻底调换

8月28日，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这一步，立刻改变了局面。原来摆在延安面前的问题是：毛主席敢不敢进入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从飞机落地那一刻起，问题变成了：蒋介石能不能让毛主席平平安安回去？

这两个问题，看似只换了一个主语，政治压力却完全不同。戴笠真正面对的，不是一名普通谈判代表，而赫尔利并不只是陪毛主席坐了一趟飞机。早在此前调停国共关系时，他就曾代表美国方面对毛主席前往重庆后的安全作出保证，赫尔利甚至以美国信誉保证毛主席及随员会后能够安全返回延安。

这意味着什么？毛主席进入重庆以后，他的人身安全已经不再只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件事。美国人在看，全国舆论在看，各民主党派在看。苏联同样是战后中国政治中不能忽视的力量。毛主席抵达重庆本身又在全国造成巨大轰动，各界把和平希望投向谈判。如果这时毛主席突然遭到暗杀、绑架，甚至发生一个无法解释的“意外”，国民党很难把它处理成普通治安案件。

矛盾任务：监视与安保并行

所以戴笠面对的其实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这个政治对手不仅不能出事，而且必须在自己的地盘上安全。蒋介石还专门要求戴笠管束部属，不准轻举妄动。一旦毛主席在重庆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第一个解释不清楚的恰恰就是国民党政府；而直接负责特务、警卫系统的戴笠，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他承担不起任务失败的后果，但国民党方面一边保护毛主席，一边从来没有停止监视。宪兵司令部奉命派武装宪兵驻守桂园和八路军办事处，并承担毛主席外出时的随车警卫；与此同时，毛主席每天去了什么地方、见了哪些人，也被以工作记录的方式收集起来。

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同一批国民党安全力量，既要防止别人伤害毛主席，又要盯着毛主席去了哪里。既是保镖，也是监视者。

看似矛盾，又透露着合理性，保护主席，是因为毛主席不能在重庆出事。监视主席，是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普通客人。毛主席白天在桂园办公、会见民主人士，晚上大多返回红岩村。中共自己的保卫体系也没有因为国民党派来警卫就放松警惕。

周恩来早在毛主席出发前，就要求重庆办事处详细准备警卫、住房、饮食和交通问题。陈龙、龙飞虎等人承担近身保卫，住宿和饮食也都有自己的安全措施。这说明中共并没有把毛主席的安全完全交给对手。双方其实都明白：这是谈判桌，同样也是角力场。

老蒋动摇：暗藏扣押顾虑

那既然国民党如此努力保证毛主席安全，是不是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决定绝不会动他？

其实不然，据蒋介石日记等史料记载，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上发生过明显变化，最初是“诚恳、忍耐”。随着谈判深入，双方在军队数量、解放区政权等核心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蒋介石一度在日记中出现“拘留、审判”毛主席的想法，并罗列所谓中共“罪状”。

但最后，他没有这么做。其中很重要的顾虑就是美国和苏联方面可能产生的反应。赫尔利已经为毛主席安全作过保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一旦扣押毛主席会造成什么国际后果。

战场制衡：促成和平落幕

在重庆街头，戴笠负责的安全系统却仍然必须确保：谁也不能伤害毛主席。

谈判桌上的安全，其实也由战场决定。毛主席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安全并不只取决于重庆城里安排了多少警卫。重庆谈判进行的同时，前线并没有停火。国民党军队在战后迅速向华北等地调动，8月至9月间大量部队向解放区推进。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发动上党战役，对进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

43天以后，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双十协定》。第二天，10月11日，毛主席登机返回延安。

直到毛主席离开重庆，戴笠才终于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