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匪不言

编辑 | 升凌视界

长期以来，人口问题多围绕出生率、人口红利展开，死亡议题却少有人关注。

有学者指出，我国将进入人口死亡高峰期，社会应提前准备。

什么是人口死亡高峰？死亡大规模上升，又会对家庭和社会产生怎样影响？

死亡人数已经在抬头，但真正的高峰还没有到

中国人口正在经历一个过去几十年很少遇到的变化。

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亿，比上年减少339万人。

全年出生792万人，死亡113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41‰。

和2024年相比，出生人口减少162万，死亡人口则增加38万。

把时间往前看，2022年死亡人口1041万，2023年1110万，2024年1093万，2025年1131万。

单看一年会有波动，但放在更长时间里，死亡人数总体向上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

原因并不神秘。

中国正在变老。

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23%；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亿，占15.9%。仅一年时间，60岁以上人口就增加了1307万。

国家统计局也明确指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仍在继续老化。

真正需要理解的是，死亡人数上升，并不等于医疗水平变差。

恰恰相反。

2024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岁。

寿命延长意味着更多人能够活到更高年龄，死亡被不断向后推迟。

可死亡不会消失，当大批人口同时进入七八十岁的高龄阶段，年度死亡人数自然会提高。

这就像一条几十年前已经形成的长队。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62年至1970年，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口学者原新也指出，1962年至1975年几乎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000万，1963年接近3000万。

这些人年轻时，是中国庞大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他们正陆续进入老年。

再往后十年、二十年，他们将逐步进入死亡风险明显提高的年龄段。

所以所谓“死亡高峰”，本质上不是突然发生的异常事件。

它更像是几十年前出生高峰经过时间推移后的必然回声。

复旦学者的研究预测更加谨慎：随着老龄化推进，中国年度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2040年左右可能出现一次明显抬升，到2061年前后达到约1900万的峰值，之后再逐步回落。

所以真正该担心的，不是“明年会不会突然死两千万人”。

而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长期高龄化社会。

为什么未来几十年死亡人数会上升？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三股力量叠在一起

第一股力量，是人口基数。

死亡人数不是只由死亡率决定。

一个年龄段里有多少人，同样重要。

上世纪60年代那批人口规模特别大。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62年至197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之一，年均出生人口2688万。后来1980年代又出现一轮明显出生高峰。

这就决定了一个事实：

当这些大规模出生队列先后进入高龄阶段时，即便每个年龄段的死亡率继续下降，年度死亡总数依然可能增加。

复旦团队的研究也特别强调，未来死亡高峰不能简单归因于“1963年出生人太多”。

出生队列规模、年龄结构、不同年龄死亡率以及医学进步，需要一起计算。

第二股力量，是高龄化。

老龄化和高龄化不是一回事。

60岁人口增加，主要影响退休、养老金和就业结构。

80岁以上人口增加，才会更直接推高长期照护、医疗和死亡人数。

国家卫健委此前预计，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30%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规模和老年抚养比还会继续上升。

第三股力量，是出生人口不断减少。

这一点特别容易被混在一起。

死亡人数增加不会直接导致人口老龄化，但死亡人数上升和出生人数下降同时出现，会让人口负增长速度加快。

2024年出生954万人。

2025年只剩792万人。

一年减少162万。

于是人口变化出现了一个很清晰的剪刀差：

上面，进入高龄阶段的人越来越多。

下面，新出生的人越来越少。

中间，劳动年龄人口则在持续减少。

2025年16—59岁人口为8.5136亿，占总人口60.6%。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影响。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只盯着“今年少生了多少孩子”还不够。

真正需要观察的是整张年龄结构图。

人口问题从来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今天少出生100万人，影响的是20年后的劳动力。

今天多增加1000万老人，影响的是眼前的医疗、照护、养老金和家庭时间。

死亡高峰也一样。

它并不是一场突然到来的灾难，而是一场可以提前几十年看到方向的结构变化。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能不能预测。

而是看见以后，准备得够不够。

真正难的不是“死亡多了”，而是养老、照护和家庭能不能接得住

从国家层面看，年度死亡人口从1100多万逐渐增加到更高水平，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死亡人数随着年龄结构变化上升，是人口规律。

真正困难的是死亡之前那十年、二十年。

一个人从60岁退休，到真正进入生命末期，中间可能还有很长时间。

其中会经历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认知障碍、住院和长期照护。

这才是老龄社会成本最高的部分。

国家卫健委早就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人口老龄化会持续给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带来压力。

现在最先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其实不是统计表，而是普通家庭。

过去一个家庭可能有三四个兄弟姐妹一起照顾父母。

现在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等这一代人进入四五十岁以后，往往同时面临父母养老、孩子教育和自己的工作压力。

如果父母只是生活能够自理，压力还能承担。

一旦出现失能，需要长期陪护，家庭的时间成本很快就会超过医疗费本身。

所以未来真正稀缺的东西，很可能不是病床。

而是照护人力。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长期护理保险、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护理院、安宁疗护这些词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共政策。

另一个压力则落在公共财政上。

老年人口增多，意味着养老金领取人数增加。

高龄人口增加，意味着医保和长期照护支出上升。

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缴费人增速却在放缓。

这也是延迟退休、银发经济、养老服务体系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之一。

但我觉得，谈人口老龄化不能只剩一句“压力很大”。

中国同样还有一些缓冲条件。

第一，寿命在延长，健康寿命也在改善。

60岁并不等于失去劳动能力。

国家统计局特别提到，现在60—64岁的低龄老年人口规模较大，其中很多人健康状况良好、仍有社会参与能力。

第二，技术正在替代部分人力。

机器人、人工智能、智慧医疗、远程照护，不可能替代家人和护士，但可以明显降低部分重复劳动成本。

第三，老龄化本身也会创造新的产业。

康复、护理、适老化住房、医疗器械、老年旅游、养老金融，都可能成为新的需求。

所以，“死亡高峰”这个词很容易制造恐慌。

真正该看的不是有多少人死亡，而是一个人从健康走向衰老、再走向生命终点的过程中，社会能不能提供足够体面的保障。

复旦研究团队提出人口死亡高峰时，关注点也不是制造“每年死1900万人”的冲击，而是提醒社会提前布局生命教育、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

这才是问题的落点。

未来几十年，年度死亡人口大概率也会比今天更多。

这是年龄结构决定的趋势，很难靠短期政策改变。

真正可以改变的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护理人员，有没有更好的养老体系，有没有让普通家庭不因为照顾一位老人就被拖垮的制度安排。

参考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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