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1岁的张学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采访，谈到红军长征时，他说了一句话，至今让人反复回味——"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 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这不是客套，不是恭维。张学良是军人，打了一辈子仗，他说这话，是认真的。那么，这句话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通道转兵：第一次，把红军从"口袋"里拉出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人踏上长征。

出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长。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目的地已经定好了——湘西，去找贺龙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根据地。

路线定好，命令下达，部队出发。

问题是，蒋介石也知道这条路线。

国民党调集了30万大军，布下了四道封锁线。 红军一路突破，一路流血。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湘江边上打了五天五夜，8.6万人的队伍，渡过湘江之后，只剩下3万余人。 整整5万多人，就这样消失在湘江两岸。

这一仗打完，幸存下来的人几乎都沉默了。

士气低落到什么程度？老兵们后来回忆，过了湘江，走路都没有声音，脚踩在地上是软的，因为大家心里清楚，那些没能渡河的战友，永远不会再跟上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新的命令来了：继续向湘西推进，去完成原定计划。

博古和李德——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两个人——坚持认为，既然目标是湘西，就应该按既定方针走。

但毛泽东不这么看。

他那时候在红军里没有实权，走路也是坐担架，生着病。但他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想。湘江这一仗，他就不赞成打，没人听他的，结果5万人没了。

现在，他再次开口。

他的判断很简单：蒋介石已经算准了红军要去湘西，前面不是出路，是包围圈。

贺龙的部队在湘西，蒋介石当然知道。红军去湘西，就是往人家布好的口袋里钻。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在湖南通道召开。这是一次紧急会议，时间短，争论激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不能去湘西，应该向西进入贵州，那里是军阀王家烈的地盘，中央军还没过去，兵力相对薄弱。

大多数人一开始不理解。路线已经定了，说改就改？

但朱德支持，周恩来支持，张闻天支持。最终，红军转向——向贵州进发。

这个决定，救了红军。

后来红军才知道，蒋介石在湘西布置的兵力，远比想象中多得多。他不只想拦截中央红军，还想把贺龙的部队也一网打尽，一战把南方的红军力量彻底消灭。 但毛泽东提前判断出了这一点，绕开了。

红军进入贵州之后，敌人兵力空虚，一路拿下遵义，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 随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

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次转折。

如果没有通道转兵，红军很可能还没走出湖南，就已经全军覆没。

苟坝会议：第二次，一盏马灯，一个人走了几里路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主导军事指挥。但这不意味着危机消失了，反而意味着他要面对更多的压力。

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展开了著名的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之后，土城一战打得不顺，渡长江的计划搁置。毛泽东当机立断，二渡赤水，回头打了一个回马枪，重新夺取遵义。

这一仗打得漂亮。遵义战役毙伤敌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 红军士气大振，从上到下都憋着一股劲，想乘胜追击，再打几个大胜仗。

情绪到了，机会就来了——或者说，感觉上的"机会"来了。

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发电中央，建议趁势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守在那里的黔军。

打鼓新场是黔北重镇，物资丰富，战略位置重要。刚打完大胜仗，部队士气正旺，大家一看这个建议，几乎是立刻就赞成了。

当天，张闻天在苟坝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的20多人，几乎全部支持进攻打鼓新场。

只有一个人反对。

毛泽东。

他说了三点：第一，打鼓新场驻守的不只是黔军，周围有大量国民党中央军；第二，敌军已在城内修筑工事，红军缺乏重武器，打攻坚战代价极大；第三，打鼓新场位置特殊，敌人一旦增援，红军可能被反包围，到时候插翅难飞。

会场沉默了一下，然后争论继续。

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过于谨慎。 遵义都打下来了，一个打鼓新场有什么难的？

投票。毛泽东一票反对，其余全部支持。

会议决定：进攻打鼓新场。

毛泽东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以此表达抗争；会议表决之后撤销了他这一职务。

散会已经是深夜。

按照常理，到这一步，这件事就算翻篇了。命令明天一早就发出，部队按计划行动。

但毛泽东没有睡。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把战场形势反复梳理。越想越觉得不对。这不是一场可以"试一试"的仗，打鼓新场一旦打响，敌人四面合围，红军跑都跑不掉。

他想了多久，没人知道。但结果是：他提起马灯，独自一人，深夜走了几里路，去找周恩来。

见到周恩来，他只说了一件事：先不要下发进攻命令，等一等。

周恩来听完他的分析，沉默，然后点头。

之后二人又一同去找朱德，争取到朱德的支持。

第二天，张闻天再次召集会议。周恩来、朱德表态支持毛泽东。经过长时间争论，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最终被撤销。

就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军委情报部门截获了敌军电报：黔军、滇军多路人马正向打鼓新场紧急增援，川军和周浑元的中央军纵队也在集结。 蒋介石的部署，和毛泽东的判断，几乎完全吻合。

如果那一纸进攻命令在深夜发出，红军将在次日踏入一个精心设计的包围圈。

这一次，新华网记载了周恩来晚年的回忆，他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写到，正是毛泽东深夜提灯来访，才让他决定暂缓下令。

一盏马灯，走了几里路，救了整支红军。

苟坝会议之后，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这意味着，此后的军事决策，不再需要20多人开会投票，毛泽东终于可以真正地指挥这支军队了。

飞夺泸定桥：第三次，两路人马，一座铁索桥

苟坝之后，四渡赤水继续。

毛泽东带着红军在贵州云南之间大范围运动，调动敌人，声东击西，最终在1935年5月成功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追击，进入四川。

但前面，还有一条河。

大渡河。

大渡河的水，不是一般的急。两岸是高山峡谷，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渡河。蒋介石专门在这里部署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还扬言要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 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边被围歼的。

后面是薛岳的追兵，前面是大渡河，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红军找到了一个渡口：安顺场。

1935年5月24日，红一团冒雨急行军70多公里，抵达安顺场，歼灭守敌，夺下渡口，找到了一条船。

注意，是一条船。

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坐着这条船，顶着对岸的枪林弹雨，成功强渡大渡河，在对岸建立了阵地。

但问题来了。

大渡河水太急，搭桥不现实。就这一条船，反复摆渡，要渡过红军几万人的主力，需要多少时间？ 与此同时，身后的追兵还在逼近，留给红军的窗口极窄。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现场汇报之后，中央军委集体作出判断：蒋介石把所有注意力都盯在安顺场，他不会想到红军会放弃这里，转而去打一座更难打的铁索桥。刘文辉的主力为了防范中央军趁机夺取西康，大多数兵力已经部署在其他要点，泸定桥那边守军不会太多。

这个判断基于的是对敌情的精确判断，而不是赌博。

毛泽东下令：兵分两路，沿河急进，夺取泸定桥。

已经渡过安顺场的部队从东岸向北，红四团从西岸向北，两路人马同时出发，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奔袭。

军委给红四团的最初命令是三天赶到泸定桥，中途接到加急命令，要求 24 小时走完剩下 240 里。

这是什么概念？全是山路，沿途还要打仗，一天要走100多里，不能休息，不能停顿。

老红军唐进新回忆："有时，我们必须弯腰挪步，从仅容一人的绝壁间穿过。" 第一天，走了80多里，没达标。之后加速，不顾一切地向前。

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按时抵达泸定桥。

对岸的川军已经预感到红军要来，提前拆除了桥上的木板，整座泸定桥只剩下13根铁链，悬在湍急的河面上。

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匍匐前进，后面的战士跟着铺木板，前面的人攀爬、战斗、前进。 对岸枪炮不断，但突击队没有退。

泸定桥，夺下来了。

毛泽东随后带着红军主力赶到，顺利过桥。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就这样被一座铁索桥彻底打乱了。

开国上将杨成武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打过这么多仗，最惨烈、最悲壮的，还是飞夺泸定桥。"

这一次，毛泽东的关键判断在于：不执着于既有渡口，敢于放弃看起来"已经打开"的通道，寻找敌人意想不到的突破口。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让红军一次次在绝境中找到出路。

南北路线之争：第四次，最危险的敌人，来自内部

前三次危机，红军面对的是外部的敌人：蒋介石的包围、敌军的重兵、天险的阻隔。

第四次危机，来自内部。

这是长征中最复杂、最难处理的一次。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两支红军主力汇合，本该是喜事。加上红四方面军，红军总兵力一度超过10万人，是长征以来最强大的时刻。

但问题在这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资历极深，手里又有近10万精兵，远比中央红军人多势众。会师之后，他对中央军委的北上方针，开始阳奉阴违。

张国焘主张依托懋功地区向川康边发展，认为北方雪山草地险阻重重，胡宗南部队兵力雄厚，北上"站不住脚"。 而他真正的图谋，远不止这些。

他想另起炉灶。

1935年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开始北上。但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走走停停，始终不配合。他以各种理由拖延，私下里已经开始联络部下，谋划南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甚至准备另立"中央"。

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来说，这是一道极难解的题。

张国焘手里有兵，有枪。 如果强行对抗，红军将爆发内战，这正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如果妥协退让，党中央的权威彻底丧失，红军的北上方针也将全面崩溃。

毛泽东的选择是：既不妥协，也不硬碰。

他带着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先行北上，脱离了张国焘的控制范围，但同时没有彻底切断与张国焘的联系，继续争取、劝说。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这是最严峻的时刻。

但毛泽东没有选择正面冲突。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策略：利用张国焘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一弱点，借助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来施压。

林育英回国后明确传达："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这封电报，等于是共产国际公开给党中央背书，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失去了最关键的合法性支撑。

与此同时，张国焘南下的军事冒险，也在现实中碰了壁。

党史文献的记录是清楚的：南下初期，张国焘的部队有8万余人，到1936年初，已锐减到4万人，损失近半。 在各路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张国焘哀叹："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

毛泽东曾警告，"南下是绝路"，现在得到了证实。

1936年，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率部北上，与党中央重新会合。 一场足以将红军彻底瓦解的内部分裂危机，就此化解。

这一次危机，毛泽东既没有用武力解决，也没有妥协退让。他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全了红军的整体，把一场可能的内战，变成了最终的再次会师。

这需要的，不只是军事智慧，更是政治定力。

为什么只有他

我们再来看张学良那句话。

他说，"除了毛泽东，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

现在看来，这句话不夸张。

四次绝境，每一次都是真实的生死关口。

第一次，通道转兵，在所有人都说"按计划走"的时候，他一个人说不行，最终带着队伍绕开了蒋介石的口袋阵。

第二次，苟坝会议，在所有人都说"打"的时候，他是唯一的反对票，深夜提灯走几里路，一个人去说服周恩来，最终撤销了一道足以让红军全军覆没的进攻命令。

第三次，飞夺泸定桥，在安顺场已经打开渡口的时候，他判断出敌人的布局，放弃了看起来已经到手的通道，另辟蹊径，以一场120多公里的急行军夺下铁索桥。

第四次，张国焘分裂，面对内部最危险的挑战，他没有以硬碰硬，而是借力打力，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张国焘南下的失败，化解了一场足以葬送整个长征的内部危机。

这四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一次，他的判断都是正确的，而且每一次，他的判断都和大多数人相反。

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而是因为他始终在看真实的战场，而不是看别人的情绪。

他在通道看到的，是蒋介石的战略意图，不是博古李德的既定方针。

他在苟坝看到的，是敌军的集结电报，不是遵义大捷之后的躁动士气。

他在大渡河看到的，是泸定桥方向的兵力空隙，不是安顺场已经打开的那条渡口。

他在懋功看到的，是张国焘南下必然失败的命运，不是对方手里那十万人马。

长征二万五千里，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经过14个省。 能把一支从8万人打到3万人、几乎快要断气的队伍，重新带出绝境，最终走到陕北，这件事，本身就是奇迹。

而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那些最关键的时刻，有一个人，做了正确的判断，并且坚持到底。

张学良的那句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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