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8 月 20 日,深圳中院的法槌落下,恒大集团系列刑事案件一审宣判。许家因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57 名涉案人员同步受审。

这份判决够重,也够引人注目。但不少仔细看过被告人名单的人,心里都冒出同一个问号,恒大二把手夏海钧呢?

紧接着同一时间,另一桩旧账也被翻出来,精明一世的许家印竟还有被别人“骗钱”的时候。也把公众的记忆拉回了几年前:恒大当年豪掷 8 亿美元投资贾跃亭的 FF,最后打了水漂。
原来,世界真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夏海钧,产业经济学博士,2007 年从中信体系跳槽到恒大,一路干到集团总裁、董事局副主席。而恒大那套高负债、高周转的扩张打法,他是主要执行者。
据说巅峰时期,他的个人年薪达到 2.7 亿元,是国内薪酬最高的职业经理人之一。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早在 2011 年,恒大还在如日中天的时候 , 夏海钧就已经悄悄给自己留了后路。
在集团内部,他身兼二十多家企业的高管岗位,却始终拒绝出任任何一家子公司的法人代表。个人持股?只有 0.6%。

单看每一步,都不违法。但把这些动作拼在一起看,相当于提前搭好了一套完整的风险隔离缓冲垫。
毕竟企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没人会去深究一个高管的海外身份规划,等风险全面爆发,这套提前铺好的布局才显现出它的真实分量。
这个推论对不对,可以等后续跨境司法处置的进展来检验。

时间来到2021年的7月到8月。当时,普通老百姓还在排队买恒大的理财和期房,恒大的流动性危机只在极少数机构圈子里流传。
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夏海钧如同一个精准的冷血操盘手,分14次清仓了自己手里的大量恒大美元债,加上减持的股票,再叠加减持恒大物业、恒大汽车股票,合计套现约 7000 余万美元”。
哪怕当时债券在二级市场只能打骨折出售,他也毫不犹豫地换成现金。

为了不引起市场恐慌和监管注意,这笔本该及时披露的高管交易,被他硬生生压到了第二年的2月份才向港交所申报。
2021 年 9 月恒大召开保交楼誓师大会、高管集体签署军令状,夏海钧并未出席,而他的大额减持交易早已完成。

随后在2022年,随着恒大物业百亿存款质押事件曝光,夏海钧顺理成章地辞去所有职务,以处理境外债务为借口出境,从此泥牛入海,再未踏足内地。
他在海外以妻子的名义买庄园、设立家族信托,企图彻底隔绝资产。
但滞留海外,不等于高枕无忧。

香港高等法院已经向夏海钧下发全球玛瑞瓦资产冻结禁令,涉及最高约 600 亿港元的相关资产。他多次提起上诉请求解除冻结,全部被法院驳回。
恒大清盘人也已经提起民事诉讼,追讨他任职期间领取的巨额薪酬与分红。
人在境外,但名下和关联的大额资产已经被司法程序牢牢锁定,资产处置和转移都会受到严格限制。跨境民事资产追索的程序还在持续推进,这件事远没有画上句号。

如果说夏海钧的逃亡暴露了恒大内部管理的千疮百孔,那么2018年投资贾跃亭的FF(法拉第未来),则彻底撕开了恒大在投资逻辑上的无知与傲慢。
2017年底,急于寻找新增长曲线的恒大盯上了贾跃亭的FF。双方一拍即合,约定恒大三年内出资20亿美元,占股45%。

到了2018年5月,恒大极其慷慨地提前7个月把第一笔8亿美元打进了合资公司的账户。
恒大当时的算盘打得很响:我出大头,我是金主,我理所当然要接管FF的中国业务甚至财务账本。夏海钧甚至被指派去当了合资公司的董事长。
但他们忽略了一个致命问题:贾跃亭虽然缺钱,但他手里捏着硅谷科技公司最常用的AB股架构(同股不同权)。贾跃亭凭借10倍的投票权,死死把控着公司的实际经营权。

很快,矛盾在2018年7月爆发。贾跃亭表示8亿美元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要求恒大提前拨付剩下的钱。恒大想要控制权,贾跃亭宁可鱼死网破也不给,甚至直接跑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告,要把恒大踢出局。
经过几个月的互相拉扯和反诉,双方在年底达成重组协议。结局是什么?恒大实打实付出的8亿美元现金,最后只换回了FF中国一个空壳、南沙的一块地皮,以及一堆难以变现的优先股。

而贾跃亭则拿着这笔救命钱,保住了FF在美国的核心资产和海外融资权。
在这场博弈中,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产巨头,被一个深陷债务泥潭的造车狂人上了一堂极其昂贵的规则课。

回顾这两个贯穿恒大盛极而衰全过程的标志性事件,有很多极其荒诞却值得深究的地方。
在我看来,夏海钧的全身而退,扯下了所谓“顶尖职业经理人”的遮羞布,暴露出我国公司治理和监管体系中一个极具讨论性的巨大漏洞:即企业高管的权力分配与法律责任出现了严重的错位。

我认为,拿着过亿年薪的企业总裁,不仅是公司战略的执行者,更是公司利益的守护人。但夏海钧的案例证明,只要经过精心设计。
比如变更外籍身份、拒绝担任法定代表人、利用时间差隐瞒内幕交易,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高管完全可以把烂摊子留给社会,把真金白银装进自己的离岸信托。

有人或许会辩解说,夏海钧只是懂法,利用了规则的合理避险。但在我看来,这种辩解是苍白且极其危险的。
如果现行规则允许高管只享受分红特权,而在企业暴雷时不需要承担对等的连带法律责任,这就是制度本身在给资本外逃开绿灯。

目前,证监会虽然对其开出了1500万的顶格罚款并终身禁入证券市场,但这对于已经套现上亿美金、人在海外的夏海钧来说,缺乏实质性的物理威慑。
没有引渡条约确实是客观的司法障碍,但这不应该成为无奈的终点。我认为,防范下一个“夏海钧”,比严惩一个“许家印”更有现实意义。

对于那些涉及巨额负债、关乎民生的大型上市企业,监管必须前置。高管的外籍身份不应是隐私,而应是强制披露的投资风险项;高管的大额资产变动和跨境流转,必须建立起穿透式的实时监控模型。
香港高等法院后来向夏海钧下达的全球资产冻结令(玛瑞瓦禁令),最高冻结约600亿港元关联资产,连带其设立的家族信托也被击穿,这是一个极其积极的信号:它在用事实宣告,离岸信托和外籍身份绝不是转移非法所得的绝对避风港。只要资产是通过损害母公司利益获取的,跨国司法追索就完全可以切断其财务根基。

另一方面,关于恒大被贾跃亭坑掉8亿美元的惨败,我认为这绝不仅仅是许家印“遇人不淑”那么简单,其本质是地产霸权思维在科技产业面前的彻底破产。
在那十几年里,以恒大为代表的地产资本习惯了“高周转、买地皮、加杠杆”的简单粗暴模式。他们以为到了科技圈、造车圈,依然可以通过大把砸钱就能买来技术、买来团队、买来绝对的控制权。
但我认为,这种缺乏对技术本身敬畏之心的跨界投资,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科技创新需要的是长期的研发沉淀和符合科技企业规律的治理结构。

贾跃亭虽然在商业信誉上饱受争议,但他死守AB股架构的做法,恰恰踩中了科技公司创始人维持公司战略定力的底线。恒大企图用传统的地产并购逻辑去吞并一家带有硅谷基因的科技公司,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8亿美元打水漂,不仅仅是恒大财务账本上的一笔坏账,它更像是对那个盲目迷信“资本万能”时代的一记响亮耳光。它用昂贵的代价证明:没有核心技术积累,只靠资本杠杆去堆砌产业帝国,最终只能是沙滩建楼。

恒大的故事已经落幕,许家印的无期徒刑也给那个狂热的时代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但留在卷宗里的夏海钧和贾跃亭的故事,远比简单的对错更值得回味。这其中有法律防线的滞后,有资本流动的阴暗面,更有对产业本质的误判。
在我们构建更健康的商业环境时,这些教训必须被铭记。毕竟,我们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明面上的违规者,更是那些深谙规则、利用规则,并在大厦将倾时把风险转嫁给普通人的“聪明人”。只有让权责真正对等,让资本真正回归创造价值的本源,我们才能避免下一个千亿帝国的轰然倒塌。
更新时间:202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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