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树王兴兴该补的一门课

技术越快，责任就必须越早确立。

8月19日，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开盘价1100元，较150.8元的发行价上涨629%，市值一度冲到4449亿元。一个十年前还挤在杭州小厂房里做机器狗的创业团队，突然站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最耀眼的位置。

过去几年，王兴兴和宇树做对了很多事。他们把以往只有实验室和顶尖研究团队才能用的机器人，做成了可以量产、可以卖、还能不断降价的工业产品。宇树Unitree G1把人形机器人价格拉到9.9万元级别；四足机器人毛利率从2023年的43.71%提高到2025年的56.72%，人形机器人毛利率长期维持在60%以上。2025年，宇树人形机器人收入8.67亿元，同比增长708%。从这一点来看，宇树无疑是一家成功的智能硬件公司。

但也正是在这个节点，宇树越来越需要回答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一家机器人公司只有几十个人时，创始人可以主要关心电机、关节、算法和成本；当它拥有几千亿元市值，产品开始进入工厂、公共空间，未来还可能进入家庭时，社会对它的要求已经改变。公众关心的不再只是“机器人能做什么”，还会继续追问“机器人应该做什么”“机器伤人怎么办”“数据去了哪里”“它究竟是在帮助人，还是替代人”……

宇树过去最擅长解决的是工程问题。上市之后，它还必须学会解决社会问题。

极客商人

理解宇树，先要理解王兴兴身上那种少见的“极客商人”气质。

2025年11月7日，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CEO、CTO王兴兴在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

他的极客属性很容易被看见。大学时用200元做双足机器人，没有电动工具，就拿手钻一点点加工；做机器人时会细致到紧盯一颗螺丝的长度，会给结构部门总结具体到毫米的设计准则。很多技术路线、材料选择甚至产品外观，都能一路追溯到王兴兴本人。

但只把他理解成技术狂人，又解释不了宇树为什么能够盈利。他其实有很强的商业本能，而且这种商业本能很少体现为宏大愿景或者铺天盖地的营销，更多是对成本和回报近乎本能的计算。

宇树做机器人的办法，与很多硬件公司不同。同行常把降本寄托在规模化以后，希望订单起来后压低采购价格。王兴兴一直强调，真正的降本首先发生在设计阶段。如果一开始就选择昂贵的技术方案，后面再大的产量也未必救得回来。所以宇树会使用更普通的编码器、更基础的通信协议，用结构设计解决散热，自己组装关节模组，再借助江浙沪大量反应迅速的中小供应商完成迭代。很多方案看上去“不够高级”，最后却都能达到使用要求。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中国工程师能力，即善于在性能、成本、稳定性和交付之间找到最有效率的组合。宇树真正形成壁垒的地方，恰恰是把这种工程判断做到了极致。

春晚同样能看出这种思路。2021年和2025年两次登上春晚，宇树都没有支付赞助费。2025年机器人扭秧歌之后，订单和知名度迅速上升，当年双足人形机器人销量从412台增至5215台，人形机器人收入占比从27.6%提高到51.78%。一场全民娱乐事件，被宇树换算成了品牌曝光和商业订单。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只看到宇树内部“100元报销都要王兴兴审批”、工作强度大、管理扁平，就简单得出“这家公司不现代”的结论，他们同样也会低估这种模式曾经发挥过的效率。创业公司的早期竞争，本来就经常依靠一个极强创始人的判断力。宇树用十年时间从小团队跑到行业龙头，说明王兴兴的很多判断是有效的。

问题在于，一个帮助公司跑过创业期的系统，未必足以支撑公众公司进入下一个阶段。

机器人的社会许可

软件时代，人们可以在不知道代码怎么写的情况下使用一个App。到了具身智能时代，技术第一次长出了与人类相似的身体。

这件事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大模型。ChatGPT能写文章，人们担心的是白领工作会不会被替代；一个能够跑跳、打拳、搬东西的人形机器人，人们焦虑的内容会立刻变得具体。工人会问岗位还在不在，家长会问机器人会不会碰伤孩子，家庭用户会问摄像头是否一直开着。机器人进入卧室、医院、学校、养老院之后，隐私、安全和责任都会变成现实问题。

8月19日，北京，观众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看宇树机器人表演舞蹈。

宇树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王兴兴在2025年公开呼吁建立机器人伦理与安全标准，强调技术应当朝“向善”的方向发展；2026年又谈到隐私不上云、机器人应增强人的能力而非取代人的价值。

这些表态很重要。但对于一家已经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机器人公司来说，“向善”不能长期停留在创始人的演讲里。

今天大众对宇树最深的印象，仍然是机器人扭秧歌、翻跟头、跑步、打拳，以及那台售价390万元、可以击碎砖墙的GD01载人机甲。它们非常适合短视频传播，也充分展示了工程能力，却天然会强化另一种想象：机器人越来越便宜，力量越来越大，动作越来越像人。

技术人员看到的是控制算法进步，普通公众看到的可能是“以后这种东西会不会到处都是”。手机越便宜，社会通常越欢迎；机器人越便宜，社会既会兴奋，也会紧张。因为低成本意味着普及和进入万千家庭，随之带来的风险也可能指数级增长。

因此，下一阶段机器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会多出一个过去很少写进商业计划书的指标——社会许可。消费者、员工、政府和普通公众需要相信，这家公司知道技术的边界，也愿意为了安全和尊严主动牺牲一部分效率与利润。它很难用季度财报衡量，却可能决定机器人最终能不能真正进入家庭和公共空间。

行业已经开始出现不同做法。深圳的优必选公司今年推出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后，因为“情感陪伴”引发伦理争议，随后公开成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技伦理委员会，并提出本地数据运行、个人数据不用于公司模型训练等规则。无论这些机制最后执行到什么程度，至少说明行业进入了新阶段：企业不能只回答产品“能不能做出来”，还要公开解释“准备怎样约束它”。

宇树也迟早要回答同一套问题，而且由于它的行业影响力更大，答案会被更多人放大观察。

智能硬件新贵的责任

把问题全部归结为王兴兴个人性格，并不公平。很多AI和硬科技创业者都有类似倾向。

过去十年资本市场最擅长奖励的是可量化指标。模型参数、出货量、收入增长、毛利率、上市市值，都可以写进表格，也可以迅速转化成投资人的判断。伦理、安全、员工信任、公众沟通则很难在短期内形成收入，甚至经常意味着额外成本。

一个创业者每天只有24小时。当他要盯产品、批预算、找供应商、抢人才、见投资人、解决交付问题时，最容易被推迟的，往往是那些“今天不做也不会立刻出事故”的事情。

宇树的组织状态将这种倾向体现得更加明显。公开报道和员工描述显示，公司至今保留着很强的“1+N”色彩，很多事务集中到王兴兴本人，研发、产品、成本、宣传乃至细节审批都高度依赖创始人。创业早期，这种结构能减少沟通损耗；当公司业务扩张到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具身模型和载人机甲之后，创始人的注意力就会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杭州宇树科技总部。

如果连100元以上的报销都需要创始人关注，那么伦理治理、员工文化、公众沟通这类长期建设自然很难获得足够优先级。高强度、低层级、强调执行的组织方式帮助公司跑得很快，也更容易留下人才流失、激励不足和管理能力滞后的问题。

这里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年轻企业家“有没有情怀”。

“情怀”如果只是让创始人在发布会上讲几句温暖的话，没有多少价值。AI时代真正需要的理想主义，是企业家愿意主动回答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副作用，并把回答变成固定的制度。类似于宇树这样的智能硬件公司，在接下来需要持续回答类似于愿不愿意公开力量和速度的安全边界、愿不愿意与公众共享数据采集和使用程度等问题，这些才是硬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

工业时代的大公司用几十年时间才学会环境治理、劳动保护和消费者权益。智能硬件公司没有这么长的缓冲期。一款机器人如果价格下降到消费电子区间，数年内就可能进入大量家庭。

技术越快，责任就必须越早确立。

降低“不确定性”

王兴兴最擅长的事情是降成本。宇树下一阶段可以把这种能力用在另一个方向——控制普通人使用机器人时的不确定性。

首先，要把安全边界从工程内部变成产品公开规则。最大输出力量是多少，接近儿童时如何限速，跌倒时怎样保护周围人员，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数据如何保存，用户能否完全关闭云端连接，紧急状态下是否存在不可被软件绕开的物理急停，这些内容应当像续航、负载、关节自由度一样成为标准参数。

其次，需要建立真正有约束力的伦理和安全治理架构。上市公司已经不适合所有问题都由创始人拍板。宇树需要更强的“-1层”管理团队，也需要让安全、隐私、伦理治理拥有独立的位置。一个委员会的意义不在于名字好听，而在于它能否对产品设计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在必要时说“不”。

再往前一步，是用工程师的方式建立信任。宇树可以公开更多安全测试、跌倒和误触发情况以及改进记录。对于机器人这种新产品，真实展示失败怎样发生、公司怎样修正，可能比一百条炫技视频更能建立长期信任。

公众沟通也需要改变。企业当然可以继续展示机器人打拳、跑步和机甲，但每一次展示能力，也应该同步解释边界。GD01能击碎砖墙，就应该讲清楚力量控制和适用场景；机器人进入家庭，就应该讲清楚数据和物理安全；机器人进入工厂，就应该正面回答它如何改变岗位，而不只是说“提高效率”。

还有员工。技术向善如果只面对消费者，却让内部员工长期处于高压和低信任状态，也很难形成完整的企业价值观。宇树已经从创业公司变成上市公众公司，员工激励、管理授权、组织文化同样需要升级。未来真正决定这家公司能不能从“王兴兴的宇树”变成一家长期存在的科技巨头，很可能不是王兴兴还能亲自盯多少螺丝，而是他能不能培养出一批不需要等待他拍板的人。

上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分界点。

过去十年，宇树完成了最难的第一步——证明中国公司能够把高性能机器人做到足够便宜。资本市场给出的数千亿元估值，已经提前为它的未来投票。但高估值带来的不只是财富，也意味着更大的公共责任。

9.9万元的人形机器人是巨大的工程成就，也是一份新的社会契约。价格越低，进入普通人生活的速度越快；进入的人越多，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就越多。低成本让机器人普及，低成本同样可能让风险普及。公司可以把编码器的成本压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却不能把安全、隐私和责任也当成可以继续压缩的费用。

王兴兴们未必需要成为哲学家，也没有必要学上一代企业家写宏大的价值宣言。这个时代对科技领军者的要求更具体：告诉人们机器人为什么进入我们的生活，哪些事情它永远不该做，当机器犯错时谁承担责任，以及技术进步之后，人应该得到什么。

AI时代真正有分量的“向善”，无需写进演讲稿里。它应该被焊进关节模组的限位器里，写进算法的权限边界里，也写进一家公司的治理结构里。

（作者系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

作者：朱兆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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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