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方向多次向西倾斜。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千里进入川北，建立起川陕苏区；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也曾计划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建立大规模苏维埃根据地。这一系列战略取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1930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需要先厘清史料边界。1930年7月21日，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向其介绍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情况，这次谈话有俄罗斯档案保存的原始记录。但关于斯大林明确提出以四川为红军战略根据地的具体表述，目前主要见于当事人回忆、笔记转述以及杨奎松等学者的研究引用，并非完整的官方档案原文。据这些材料转述，斯大林在谈话中表达了对南方苏区长期立足的担忧，对四川的战略条件表示看重，有 "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之类的说法。这次谈话的精神，后来经由共产国际转化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土地革命后期红军的战略抉择。

斯大林的这一构想，立足于地缘、人口、军阀格局等宏观条件，有其逻辑；但制定者远在万里之外，对四川当地的军阀实力、民族社会、粮食生存条件缺乏切身体察。1935年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川康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得这套构想难以落地，中共中央最终放弃在川康扎根的计划，转向北上陕甘。回顾这段历史，不是简单否定这一战略设想，而是看清：外来的战略判断，无论提出者权威多高，都必须结合本国实际；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实践，独立自主探索出来。

一、斯大林提出四川构想的时代背景与依据

1930年的中国革命，正处于一个复杂的转折阶段。南方各苏区蓬勃发展，红军力量不断壮大，但生存压力同样巨大。南京国民政府掌握全国主要财力兵力，把南方各苏维埃区域视作心腹大患，持续调集重兵开展 "围剿"。南方苏区大多地处长江中下游，距离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很近，回旋空间有限，容易遭到多路重兵合围。

同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汇报中国革命现状，沟通纠正李立三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期间，周恩来应邀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分别作《中国革命新高潮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7月21日，斯大林专门接见周恩来，重点听取关于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情况介绍。斯大林认真听取后，接受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建议应把红军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在研判中国革命的生存困境时，斯大林形成了一个判断：南方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的苏区，生存风险过高，需要寻找一块远离国民党核心统治、人口众多、物产充足、地理易守难攻的区域，作为红军长期坚持斗争的战略基地。四川就此进入他的战略视野。

从宏观条件来看，四川确实具备建立大型根据地的诸多有利条件。

第一，人口与物产资源丰厚。四川号称 "天府之国"，当时人口基数大，农耕基础雄厚，粮食产出充足。在革命战争年代，兵源和粮食是一支大军生存的根本。斯大林据此认为，庞大的人口与物质基础，可以为红军源源不断补充兵员，保障数万军队的物资供给。

第二，地理屏障得天独厚。四川盆地四面环山，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巫山三峡，南接云贵高原，西靠青藏高原，群山阻隔，外部大军进入四川的通道十分有限。历史上，四川历来是割据势力可以固守的地方。斯大林认为，凭借山地天险，国民党的重兵集团很难快速攻入盆地内部，红军可以依托山川地势，抵消国民党在兵力装备上的优势。

第三，军阀割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统治力量薄弱。三十年代的四川并非蒋介石直接掌控，省内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颂尧、邓锡侯等大小军阀林立，彼此常年混战，派系矛盾重重，中央政府的政令很难在四川完整落地。斯大林研判，军阀之间互相倾轧，很难形成统一的力量合力围剿红军，红军可以在军阀的缝隙中生存、发展。

第四，地缘上具备向西北延伸的战略价值。占据四川之后，向北可以进入陕南、甘肃，再向西可以通向新疆。一旦打通西北方向，就有机会和苏联取得联系，获得武器、物资方面的外部支援。这一点与苏联自身的国家安全考量也有关联：苏联当时在远东面临日本扩张的压力，希望中国红军的根据地尽可能向西北方向延伸，未来有机会打通西北通道，同时在远东格局中对日本侵略势力形成牵制。

基于以上几点，斯大林向周恩来表达了看重四川的看法。这次谈话的精神，随后被共产国际接纳，转化为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导向。

二、构想的传导与实践：红四方面军入川与川陕苏区

斯大林谈话精神最直接的文件体现，是1933年3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明确肯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行动，提出："我们认为，在四川，在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 这份电报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丛书，是斯大林四川构想在共产国际文件中的直接体现。

事实上，红四方面军入川发生在这份电报之前。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 "围剿" 中失利，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主力1.5万人向西转移。12月，部队翻越秦岭，进入川东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此时四川军阀正在混战，防务空虚，红四方面军抓住战机，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下，迅速开辟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首先面临的是田颂尧的 "三路围攻"。1933年1月，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 "剿匪" 督办，投入38个团约6万兵力发起进攻。红四方面军采取 "收紧阵地、积极防御" 的方针，节节抗击，待机反攻，历经四个月作战，于5月在空山坝发起总攻，毙伤俘敌2.4万余人，彻底粉碎三路围攻，稳固了根据地根基。

反三路围攻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随后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到8万余人。1933年8月至10月，红军乘胜发起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歼敌近2万人，根据地扩展到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达营山、北至陕南的广大区域，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然而，川陕苏区的迅猛发展震动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 "剿匪" 总司令，纠集川军各路军阀共110个团、约20万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 "六路围攻"，企图在三个月内围歼红军。

反六路围攻历时十个月，是川陕苏区最艰苦的一场战役。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 "收紧阵地" 的方针，逐步退守，诱敌深入，最终在万源保卫战中顶住敌人猛攻，随后转入反攻，至1934 年9月彻底粉碎六路围攻，共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获枪支3万余支。但红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伤亡，根据地人力物力消耗严重。

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证明了红军在四川可以站住脚跟、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斯大林构想中 "四川可以建立根据地" 的判断。但同时，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四川军阀并非不堪一击，面对红军进入，他们会放下内部矛盾，抱团对外，拼死捍卫地盘。红军要在四川立足，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川康地区的严酷困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失利，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初期，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导向，中央红军计划向川西北靠拢，会合红四方面军，实现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设想。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也提议 "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会师时，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两军合计超过十万人。然而，会师的喜悦很快被现实的困境所取代。

懋功所在的川西北地区，与斯大林构想中的 "天府之国" 相去甚远。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缘，高山深谷，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地瘠人稀，物产不丰。当时阿坝全州人口不足30万，且以藏族为主，粮食作物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十万红军集中于此，粮食供应立刻成为最严重的问题。

缺粮成为上到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战士都十分头痛的事情。除前线部队外，其余部队都全力筹粮，但所获甚少。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土司头人规定：凡是给红军当向导、当翻译、卖粮食给红军的藏民，一律处死。这使得群众工作和筹粮工作更加困难。

民族问题也错综复杂。川西、川北是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特殊，国民党反动派又不断挑拨民族矛盾。红军要在这里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需要处理民族、宗教等诸多复杂问题，远比南方内地苏区更加棘手。

此外，群山既是屏障，也意味着对外交通困难。一旦被敌人封锁，向外发展、获取外部物资都会遇到巨大阻碍。斯大林构想中 "打通新疆、联系苏联" 的前景，中间隔着茫茫雪山戈壁，路途遥远，在当时条件下实现难度极大。

中央政治局到达川西北后，经过实地考察，认识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更适合建立根据地。

四、两河口会议：战略方向的根本转向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回头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不可能，向西北也不行，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发展最为有利。

会议包括张国焘在内，一致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战略方针。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需要说明的是，两河口会议的决策并非完全放弃四川，而是将战略方向从 "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调整为 "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甘肃南部为核心，横跨川、陕、甘三省。这一调整的核心，是向北发展，避开川康高原的生存困境，同时争取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转向是正确的。张国焘坚持南下川康边，最终导致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最终到达陕甘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找到了稳固的落脚点。

五、历史启示

斯大林提出的四川根据地构想，出发点是希望保存和壮大中国红军的革命力量，并非主观恶意。站在当时莫斯科的视角，从地缘、人口、军阀格局去推演，这套战略逻辑是完整自洽的。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也证明了红军在四川可以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但这一构想的最大局限在于：制定战略的人远在千里之外，依靠二手情报和宏观数据做判断，没有亲身接触中国土地上真实的社会、军事、民族状况。

对比来看，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井冈山、赣南闽西根据地，不是拿着外部指令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大山里一步一步实践，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在一次次战斗中试错，才摸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共产国际的指示可以参考借鉴，但不能直接当成教条。四川构想的起落，恰恰印证了一个道理：别国革命的经验、远方权威的战略设想，可以作为参考，却不能代替本国革命者立足实地调查、立足斗争实践作出的判断。

当然，不能用后来的结果全盘否定当年的战略思考。川陕苏区的建立本身取得了重大成就，沉重打击了四川军阀势力，发动了大量川北群众，锻炼了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是历史证明，再好的构想，也要接受现实斗争的检验。

真正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不可能由万里之外的人坐在办公室里推演出来。它只能在中国的山河大地上，由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修正，独立自主地开辟出来。这正是这段历史留给后世最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丛书第 13 卷，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3 年 3 月 28 日致中共中央电报.

[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4] 何志明。共产国际对川陕苏区的援助与发展谋划（1933-1935）[J]. 中共党史研究.

[5]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 [EB/OL]. 2013-11-06.

【作者】

谷新光：红色文化学者、作家、诗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