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家公司上市，买入它股票的投资者通常会得到两样东西：分享利润的权利，以及参与公司治理的投票权。

可如果你买的是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股票，很可能只能得到前者。

这正是Anthropic招股书中最引人热议的部分之一。

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Anthropic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书。这次上市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估值超过两万亿美元。

招股书描述了一套公司自称“在上市公司中没有直接先例”的治理结构。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在上市之后，依然让安全使命掌握公司的方向盘。

三类股票，三种角色

这套结构的核心，是三类不同的股票。它们分工明确，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

第一类是A类股，由公众投资者持有。它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对董事会和公司方向几乎没有影响力。

第二类是T类股，由“长期利益信托”持有。它让信托有权选举和罢免董事会的多数成员，也就是五席中的三席。

第三类是F类股，只有一股，由“创始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这一股在大多数股东事项上拥有百分之五十点一的投票权，包括选举信托不控制的那几位董事。

这样一来，信托和创始人两方加在一起，就可以决定整个董事会的人选，无需任何公众股东投票。

打个比方，公众投资者坐上了这辆车，也为油费出了钱，但方向盘和刹车都不在他们手里。

由于信托控制着董事会的构成，Anthropic预计将被纳斯达克认定为“受控公司”。不过，公司表示只会在提名和治理委员会这一项上使用相应的豁免。

一个信托，七位创始人

长期利益信托设立于二〇二三年，那时上市还没有提上日程。它是Anthropic作为公益公司整体架构的一部分。

公益公司是美国的一种特殊公司形式，法律上允许甚至要求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兼顾特定的公共利益目标。

信托有五名受托人，他们在Anthropic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分别来自人工智能安全、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和社会企业等领域。

它的职责，是在董事会里代表公司的既定使命：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

受托人不持有公司股份，这一点被视为保持独立性的关键。他们的判断，理论上不会被股价涨跌所左右。

创始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则是七位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丹妮拉·阿莫代伊、汤姆·布朗、杰克·克拉克、贾里德·卡普兰、萨姆·麦坎德利什和克里斯托弗·奥拉。

值得一提的是，常被称为联合创始人的本杰明·曼并不是这家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对其如何投票没有发言权。

为了防止控制权无限期地延续，这套设计还有一个“日落条款”：如果连续九十天内，留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创始人少于三位，F类股的控制权就会终止。

另一个潜在问题也被招股书主动点了出来。据报道，几位创始人承诺捐出自己百分之八十的股票。

这样一来，他们的经济利益会大幅缩水，投票权却维持不变。招股书承认，这可能导致创始人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出现分歧。

保护使命，还是削弱问责？

Anthropic的理由很明确。在它看来，人工智能的风险太大，不能完全交给季度财报的逻辑来决定。

公司认为，这套结构能保护它的使命不受外部股东或激进投资者的短期压力影响。

它还表示，信托与创始人控制相结合，能让公司拥有“激励与洞察”，在股东回报、受产品影响者的利益和公益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批评者则看到了另一面。他们担心，缺乏外部制衡的权力，即便初衷良好，也可能逐渐偏离轨道。

Anthropic可能从公开市场募集一千亿美元甚至更多，却几乎不给投资者任何治理上的话语权。这套结构也让恶意收购变得极不可能。

有评论者把它与扎克伯格在Meta的双重股权结构，以及马斯克对特斯拉的强势掌控相提并论。

双重股权在科技公司中并不少见，谷歌当年上市时也采用了类似安排。

不同之处在于，Meta等公司把控制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Anthropic把控制权拆分给了一个创始人群体和一个独立信托。

时机也很微妙。就在上市前夕，有两名资深工程师即将离职。

由于创始团队将掌握一家上市公司的多数投票权，保持团队的稳定和一致变得更加重要。

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道清晰的取舍题。除了估值高低，治理结构本身也是需要认真掂量的因素。

买入A类股，意味着能分享公司收入快速增长的红利。但它不会给你在治理、董事会构成，或者公司如何平衡商业增长与人工智能风险等问题上的实质投票权。

在人工智能这个可能深刻影响社会的行业里，“谁来掌舵”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

它关系到的，不只是股东的回报，还有技术发展的方向，以及社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Anthropic给出的答案，是让一群没有经济利益的受托人和一群创始人共同握住方向盘。这个实验最终效果如何，或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