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料到，俄罗斯也没料到，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的骄傲了

日本还在为消费税降一个百分点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条以"百分百自主可控"标签下线的高端光刻胶生产线，已经悄无声息地把它甩在身后。鼎龙股份的全链式产线覆盖90至28纳米制程，年产能330吨，14纳米更先进制程的攻关已经上路。

这个曾被东京应化、JSR牢牢握在手里的"卡脖子王牌"，就这么被拆掉了。同一时段的东京，却在为另一种焦虑忙碌。

日元贬值从经济现象演变成政治危机，日方此前抛售美债干预汇市收效甚微，美日两国罕见联手介入外汇市场。

但特朗普出手从来不看情面——日元无量下跌会让日本制造以不公平的价格竞争力冲击美国工厂，套利资金一旦崩盘首当其冲的是美国金融市场，加之伊朗战争推高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美国输入型通胀本就压不住。救日元，本质上是美国给自己止损。

冷战刚结束时，西方笃信"历史的终结"，把中国看作一个劳动力便宜的市场；彼时正经历休克疗法阵痛的俄罗斯，也无暇细看这位南边邻居的未来。几十年过去，昔日的追赶者在高铁、5G、新能源、航天等赛道相继越过了当年的定义者。

美国的问题在于总用短跑逻辑审视一个跑马拉松的选手，于是陷入低估—被纠正—再低估的循环。当"新质生产力"从政策文件走进车间和实验室，中国成为全世界的骄傲不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命题，而是已经发生在眼前的事实。

202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总结"十四五"发展成就时指出，五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量超过35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中等规模经济体。

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2026年官方明确以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加速抓手，强调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并重。

制造端持续释放信号：2026年7月29日，C919高原型初号机在上海浦东完成首次试飞，飞行时长1小时59分，标志着C919向系列化开发迈出关键一步，也让"卡脖子清单变成任务书"的判断有了新的落点。

据称中国将2026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4.5%至5%之间。围绕这一数字是否可实现、是否属于正常水平，还是被过度设定或被保守低估，吴健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在他看来，4.5%至5%的区间表明中国追求的是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经济目前面临诸多结构调整任务，如果设定过于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为实现目标就不得不采取各种刺激措施，反而会给经济带来压力，使结构性规划难以推进。

综合考虑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因素，4.5%至5%是一个相对稳定且正常的目标。对于外界质疑这一目标是否只是因为过去6%至7%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压力过大而被迫下调，他承认这种看法有其道理。

中国过去的发展主要围绕房地产经济，而这一板块的数字下滑幅度过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在向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产业转移，中国也需要迅速调整自身结构。

过去能够实现高速增长，是因为经济体量尚小；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显著扩大，若仍沿用6%至7%的增长率，为达标就不得不过度施压，更为关键的根本性结构改革反而难以推进。

因此，这一数字背后的逻辑是不再执着于不切实际的目标，而是设定可实现的目标，同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能够带来中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改革上，这比外部因素更重要。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中国目前已突破1万美元，而韩国接近4万美元左右。

中国经济已经取得显著增长，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中国善于创造术语，"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即是其中之一。

虽然追求质的增长意味着数量增长率略低至4.5%左右，这可能引起金融界的怀疑，但如果达不到这一目标，对中国的批评和毫无根据的攻击将会加剧。因此，稳定在4.5%至5%的区间内是有可能实现的，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随着2026年临近，特朗普总统正在攻击伊朗，中国必然在石油供需等各方面受到冲击，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但4.5%至5%的目标本身已将这些变量纳入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管理的。

通过房地产强行拉动经济刺激的副作用已经十分严重，中国政府已彻底切断对拥有数百万亿韩元房地产资产的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国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在清醒认识下继续维持高增长政策已不再可行。

面对物价飞涨、问题严重的市场，中国也在努力遏制房地产。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推行房地产改革，泡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破裂。

房地产业主资产价值相应下降，消费能力也大幅萎缩。当前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消费能力。

为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内消费，比如推广国内旅游或扩大对外国人的免签入境范围，以鼓励更多人前往中国。然而，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尤其是建设热潮所带动的巨大经济连锁反应，仅靠振兴国内市场恐怕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艰苦的行军仍在继续。虽然希望实现6%或7%的增长，但当前的经济结构已不允许，因此目标定在4.5%至5%左右，并将其表述为从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的转变，也应看到其积极的一面。

房地产价值下跌或停滞后，中国地方政府此前通过发行债券建设了大量住宅小区和工业设施，地方债务问题何去何从随之成为焦点。之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两大难题，就是房地产市场过于停滞和地方债务问题。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出发，要求地方当局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减债措施，不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过度作为，而要提交真正可行的计划，例如围绕4.5%至5%的增长展开。

中央正加大力度让地方部门参与减债，将这些措施严格纳入绩效评估，并根据效果提供强有力的激励。然而，这并不容易，中国经济尚未复苏，如果容易的话早已回升，因此需要拭目以待。

这应当被视为人为刺激的后遗症，是当时中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重大困难或绊脚石。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固然重要，但如何以创新方式加以处理，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是"新质生产力"。中国表示将基于新质生产力彻底改革其产业战略。所谓"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推动新的质的增长。

过去在尚未发展起来的地方，可以建设大型工业园区、公寓大楼或购物中心，如今此类空间已大幅缩小，因为已经建得太多。因此计划加强软件部门，发展成为尖端产业领军强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兴高科技领域引领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