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把五类玩工分开讲,是为了看清楚。但现实中,这些身份常常叠在一个人身上。
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玩家从高中开始做模组,大学时开了直播,毕业后进了青训做数据分析,业余时间还在论坛写攻略。他身上同时有模组作者、主播、电竞从业者、普通玩家四种身份。
这四种身份的劳动,互相喂养:模组作品给他带来第一批观众,直播让他的作品被更多人知道,电竞工作让他理解版本和平衡,攻略写作帮他维持社区声望。
但它们也互相挤压:直播要时长,模组要工期,工作要出差,攻略要跟进版本。四份劳动加起来,远超一份全职工作。
而收入结构是错位的:有合同的那份最稳定,没合同的那几份最有热情。人往往在两份之间来回撕扯。
这种叠加,是数字时代劳动的一个特征。一个人不再只有一份工作,而是有一组“生产活动”:有的换钱,有的换名声,有的换关系,有的只换快乐。
传统的劳动统计抓不住这种状态。它只会问“你的职业是什么”,而回答可能是“我有四个身份,其中三个不算职业”。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为什么平台愿意让劳动看起来像玩?
因为“玩”能降低三种成本。
第一是管理成本。有合同的劳动要管考勤、管绩效、管纠纷;自愿的劳动只需要一套规则和一块展示位。
第二是内容成本。如果所有内容都要付费生产,平台的开支会高得离谱。让用户自己生产,平台只负责分发,成本几乎为零。
第三是合法性成本。如果承认这是劳动,就要面对报酬、社保、工伤、集体谈判。而把它定义成“玩”,这些问题就都不存在了。
所以“玩”不只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它把生产关系包装成娱乐关系,把劳动权利转换成用户条款。
这也是为什么“玩工”研究总是从“定义”开始:一件事被定义成什么,决定了它适用哪套规则。定义成玩,就适用用户协议;定义成劳动,就适用劳动法。
围绕定义的争夺,从来不只是学术争论,它直接决定了钱怎么分、风险谁承担。
前面讲的都是被商业收编的劳动。但公民科学游戏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在这些游戏里,玩家的产出不是皮肤、不是金币,而是数据、标注、解法。产出直接进入公共知识库,供研究者使用。
这套模式能成立,靠三个条件。
第一,目标公开。玩家知道自己做的每一步是在解决什么科学问题,不需要被叙事包装。
第二,成果署名。论文、数据集、致谢名单里,会承认玩家的贡献。这不是钱,但它是一种可积累的社会承认。
第三,没有中间商。玩家和研究者之间没有平台抽成,数据不进入商业闭环。
这三个条件,恰好是商业游戏最缺的:目标被叙事遮蔽,成果被协议拿走,中间隔着一个平台。
所以公民科学游戏的价值,不只是“玩着做了科研”,而是它证明了一件事:玩家劳动可以被组织得既有意义,又有承认。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让我们知道商业游戏里的问题不是“必然如此”,而是“被设计成这样”。
每次讨论玩工,总会有人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值得分析一下。
第一种不舒服来自玩家:我玩得好好的,你非说我在打工,是不是在扫兴?
这种反应很正常。因为“劳动”在我们的语境里,天然带着辛苦、被迫、被管理的意味。说一件事是劳动,就像在说它不快乐。
但劳动并不等于痛苦。一个厨师做菜、一个木匠做家具、一个程序员写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都可能既辛苦又快乐。劳动的核心不是“难受”,而是“创造价值,并且这个价值被谁拿走”。
第二种不舒服来自从业者:你把我做的事说成劳动,是不是在贬低我的热爱?
这也正常。因为承认是劳动,就意味着要面对“为什么不给钱”“为什么没有保障”这些问题。而很多人靠“这是热爱”来自我安慰。
第三种不舒服来自旁观者:玩游戏也算劳动,那劳动这个词是不是太廉价了?
这三种反应,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把“劳动”理解得太窄了。我们习惯把它等同于“上班”,等同于“有单位、有工资、有考勤”。
而数字时代的劳动,恰恰长成了另一副样子:分散、灵活、自愿、隐形。它不在工厂里,不在办公室里,它在手机里、在直播间里、在论坛里。
如果继续用旧的定义去认它,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几千万人在生产内容,但没有一个人在劳动。
学术界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相关论文统计过:2004到2017年,关于玩工的研究一共40篇;2018到2023年,50篇。前者是十四年,后者是六年。密度翻了将近三倍。
这个增长不是偶然的。2017年前后,直播、短视频、手游、电竞同时进入爆发期,平台经济成为日常,研究者自然跟上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的扩展:最早只有模组爱好者,后来加入普通玩家、电竞选手、主播、金币农夫。每一次扩展,都对应着一个新的劳动形态被看见。
所以“玩工”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它是一个还在生长的概念。今天被讨论的是主播,明天可能是虚拟主播、AI陪玩、游戏内的创作者经济。
概念的生长,往往先于制度的变化。学者先看见,政策后跟上,中间隔着很多年。
前面讲的五类人,多少还能拿到一点东西:模组作者有名声,电竞选手有奖金,主播有打赏,金币农夫有现金。
而人数最多的那一群——只是玩游戏的普通玩家——几乎什么都拿不到。
这一部分说的就是这件事。
论文里有一段话,写得非常直接:相对于单纯的游戏玩家,游戏修改者、电竞选手、主播和金币农夫的劳动可见性更强,也更容易被大众感知,即便没有被法律认可为正式职业,他们至少能通过各种形式获得一定报酬;而单纯玩家在游戏中的劳动形成过程更为隐蔽,他们的行为创造了游戏内容,间接为游戏公司带来收益,符合用户生成内容的特征,很多公司也把这套模式当作自己的商业模式,但不同于短视频等领域中用户可以直接获得报酬,单纯玩家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报酬,只是被当作游戏中的消费者,却没有被当作游戏的生产者。
这段话里有一个关键对比:同样是用户生成内容,为什么短视频作者能拿到分成,游戏玩家拿不到?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游戏公司是怎么把玩家的行为变成收入的。
《超级马里奥制造》是个很好的例子。
这款游戏的核心不是玩关卡,而是造关卡。玩家用一套编辑器,摆砖块、放敌人、设陷阱、调时间,然后把做好的关卡上传,让别人来挑战。
到论文写作时,全世界玩家造出的关卡已经超过七百万个。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任天堂自己一辈子做的关卡,加起来可能只是它的零头。

《超级马里奥制造》的关卡编辑器:七百万个关卡,就是从这里一个个做出来的
这七百万个关卡,构成了这款游戏最大的卖点。玩家买它,不是为了玩官方那几十关,而是为了玩“别人做的那些奇怪的关”。如果没有玩家创作,这款游戏的价值会缩水一大半。
那么,造关卡的人拿到了什么?
一个好关卡可能被几万人玩过,被点赞,被收藏,作者的ID出现在关卡页面上。仅此而已。没有分成,没有稿费,没有播放量收益。
任天堂的商业模式很清楚:它卖软件,卖会员,卖周边;玩家的创作是这款软件的“内容生态”,不是“合作生产”。
这个模式在法律上完全站得住:用户协议写明了,玩家上传的内容授权给平台使用;玩家点了同意,就等于接受了这个安排。
但从劳动的角度看,它很难被否认:有人投入了几十个小时,产出了被几百万人消费的内容,收入为零。
再看攻略作者,处境更微妙。
一篇高质量的攻略,可能要写一整周:打素材、录视频、测数据、改稿、排版。写完之后发到论坛,或者做成视频发到平台。
如果发在视频平台,作者能拿到流量分成、广告收入、观众打赏。这笔钱不多,但至少是一条正向的线。
如果发在游戏论坛,作者拿到的是“点赞”和“等级”。论坛的流量会变成广告收入,归平台;攻略带来的玩家留存,归游戏公司;作者本人,归零。
这就是攻略作者的“两本账”:同样的劳动,放在不同平台,价值归属完全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内容创作者大量从论坛迁往视频平台。不是因为视频更高级,而是因为视频平台至少有一套分成机制。
但即便在视频平台,作者拿到的也只是小头。平台拿走大头,游戏公司拿走留存,作者拿走剩下的那一点。三方都在用同一份劳动,只有一方付了钱。
很多人会问:既然玩家贡献了这么多内容,为什么游戏公司不能像视频平台一样,给创作者分成?
答案有三层。
第一层是法律。游戏是公司的版权作品,玩家在它之上做的东西,属于“衍生作品”。衍生作品的商业利用,权利在原作者手里。公司愿意让你免费玩,但不愿意让你拿它的IP去赚钱。
第二层是商业。游戏公司的收入模型是“卖游戏、卖道具、卖服务”,玩家的创作是免费的增值内容,不在收入模型里。要给创作者分成,就得从自己的收入里切一块出来,这在财务上没有动力。
第三层是控制。一旦玩家创作可以稳定变现,玩家就会开始主张权利:我的关卡凭什么归你?我的模组为什么不能卖?我的攻略为什么不给钱?这些问题一旦成规模,就会动摇现有的版权结构。
所以游戏公司更愿意做的是“有限开放”:给你工具,给你展示位,给你荣誉称号,但不给你稳定的经济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Roblox、Minecraft Marketplace、Fortnite Creative这些“创作者经济”案例会被反复讨论——它们是少数把分成写进制度的产品。而它们的共同点是:平台本身就把“创作”当成核心玩法,创作者是产品的卖点,不是附赠品。
除了内容,玩家还在生产另一样东西:数据。
你什么时候上线,玩多久,卡在哪一关,买了什么,在哪一步放弃付费,这些行为都会被记录。
这些数据被用来做什么?
用来调难度。哪一关的流失率高,就把难度降一点。
用来调付费点。哪一步的付费转化率高,就把提示做得更明显一点。
用来调推荐。你玩什么类型,就给你推什么广告。
用来训练模型。你的操作、你的选择、你的语言,都可能成为算法学习的样本。
玩家没有为这些数据拿过一分钱,甚至不知道自己贡献了哪些数据。
学者把这套机制称为“分析性生产力”:游戏产生的数据流,可以被用来预测、塑造、引导玩家群体的行为,从而产生多种收入来源。而这种生产力,是靠游戏设计里那些类似赌博的要素驱动的——延长设备使用时间,延长游玩时间,让你多待一会儿。
这句话值得多想一层。它说的不是“游戏很坏”,而是一个结构:你的行为被设计引导,你的引导产生数据,你的数据产生收入,而你不在分配里。
但玩家也不是完全被动。
有一种反抗很小,但很真实:不付费,慢慢玩。有玩家管这叫“激进的慢速”——你设计让我等,我就等;你设计让我买加速,我就不买;我用最慢的方式玩你的游戏,看谁先着急。
一部分玩家拒绝参与付费劳动,选择享受游戏中的慢节奏,把这种选择视为对游戏消费主义的一种抵抗。
还有一种反抗更激烈:集体差评、退款、抵制。
2017年,《星球大战:前线2》因为把核心角色锁在开箱系统里,引发了游戏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玩家抗议。玩家的差评把这款游戏钉在“史上最不受欢迎评论”的位置上,最终迫使发行商临时关闭了内购。
这类事件说明,玩家的集体行动是有力量的。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它只能在“愤怒足够大、目标足够具体”的时候发生;它改变的往往是某个产品的某个设计,而不是整个分配结构。
更根本的一点是:玩家没有组织。没有工会,没有代表,没有谈判桌。他们只有评论区、评分和退款按钮。
所以,普通玩家的处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们是最重要的生产者,也是最没有议价权的一群。
这句话不是在鼓励玩家去要钱。绝大多数玩家也不想要钱——他们要的是好玩,是被尊重,是自己的时间没有被设计成别人的收入。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一份劳动被完全免费地提供,它就会被无限索取。今天让你刷三十遍副本,明天就会有三百遍;今天让你等八小时,明天就会有二十四小时。
这就是为什么“玩工”这个概念值得被普通人知道。它不提供解决方案,但它提供一副眼镜:戴上之后,你会看见那些原本被设计成“理所当然”的东西。
这不是一篇劝你别玩游戏的文章。游戏带来的快乐是真的,和朋友一起通关的那个晚上也是真的。
只是下次你熬到凌晨,为了一件装备刷了三十遍副本,可以顺手问自己一句:这三十遍,最后是谁在受益?
答案可能让你有点不舒服。但知道自己站在哪儿,总比不知道好。
最后交代一下这篇文章的来路,方便读者判断它的可靠性。
文章的核心框架,来自一项关于“玩工”的系统性综述:研究者检索了2000年以后用英文发表的相关文献,从736篇中逐层筛选,最后保留90篇精读,包括著作、著作章节、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按研究对象归为五类。
文中提到的学者与判断,都来自这批文献:库克里奇提出“玩工”,波斯蒂戈估算模组劳动成本,阿格哈研究《英雄联盟》玩家内容,斯科利-布莱克分析《动物森友会:口袋营地》,惠特森提出“分析性生产力”,查讨论后福特主义下的劳动形态,迈克尔分析三款游戏的劳动设计,维特科夫斯基拆解电竞选手的劳动类型,黄提出电竞工会与集体谈判,鲁伯格讨论游戏中的性别与性劳动。
文中提到的公司与产品案例,属于公开的行业事实:Valve与《反恐精英》、2015年的付费模组事件与2017年的创作俱乐部、Take-Two与模组工具的争议、任天堂的同人作品下架、Roblox与《我的世界》的创作者分成、2023年《堡垒之夜》的创作工具、《DOTA2》的饰品分成、2021年的防沉迷新规、《民法典》第127条,等等。
为了让非玩家读得懂,文章做了三件事:把术语换成日常语言,把结构换成场景,把数据换成量级。代价是牺牲了一部分精确性,比如文献的具体统计口径、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不同平台的分成比例。
如果读者要做研究,请回到原始文献;如果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哪儿,这篇文章够用了。
毕竟,一个概念最大的价值,不是让人变成专家,而是让人不再糊里糊涂地待在一个结构里。
更新时间:202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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